父母与孩子们总是有一段距离。父母的餐桌与他们的分开，查理7岁时才下楼与父母亲一起用餐。这是贵族家庭的拘谨、正规、约束的生活，是上一辈留下的教育方式。戴安娜弟弟查理回忆说那种方式特殊而过时，缺乏母爱。

缺乏母爱不仅在这方面，父母的离异成为了孩子们心头永远的创伤。对于这段以离婚告终的婚姻，已故的斯宾塞伯爵说：“14年的婚姻生活有多少是幸福的?我想都是，直到我们分手的时刻。我错了，我们不是分手，而是互相疏远了。”疏远的婚姻又有多少幸福可言?帕克庄园和谐的气氛随之消失了。在公众场合，夫妇俩笑容可掬，但私下里两人的生活中就没有欢笑了。冰冷的沉默、尖刻的语言、激烈的争吵对孩子们心灵的创伤是显而易见的。戴安娜清楚地记得，她曾藏在客厅门背后，窥视父母的争吵。争吵的原因是他们生活***现的第三者———彼得·尚德·基德。这位富商卖掉了澳大利亚的牧场，回到英国。斯宾塞夫妇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见到这位性格外向的实业家和他的妻子。后来他们跟彼得一起去瑞士滑雪胜地度假。这次旅行是他们生活不幸的转折点。在弗朗西丝的眼里，彼得性情开朗、豪放不羁，似乎具有丈夫缺乏的一切特点。在兴奋的交往中，弗朗西丝似乎没有注意到彼得性格中消沉低落的一面。

度假归来，42岁的彼得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子和孩子，在南肯辛顿一个地方独居，开始了与弗朗西丝的幽会。那是1967年夏天，戴安娜父母达成了分居协议。那一幕成了小戴安娜心中永远的阴影：年仅6岁的她坐在帕克庄园冰凉的石阶上，无助地抓着锻铁雕花的楼梯扶手，周围混乱而嘈杂。她听见父亲把皮箱装进了车尾行李箱，听见母亲的高跟鞋敲打着院里的石子路，听见车门重重关上，听见引擎轰鸣，渐行渐远。母亲走出帕克庄园，走出了她的生活。

母亲住到伦敦，她原打算带着戴安娜和查理一起住在伦敦，但遭到了父亲坚决的反对。父亲的胜利不仅于此，母亲的离开已经被冠上了“私奔”的罪名了。报纸上在报道这一丑闻时，把她说成极端自私、遗弃丈夫和孩子、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的坏女人。人们纷纷对这个“坏女人”的丈夫表示同情，愤怒谴责弗朗西丝的丑行。

6岁的戴安娜太小了，不可能理解这一切。但被遗弃和背叛的孤寂却刻骨铭心。她以为一切是她的错，她不是一个男孩而导致了父母不和。婚姻破裂的确给当事者带来了创伤，但给孩子的伤害更为巨大而难以弥补。

每天晚上，躺在周围堆满玩具的床上，戴安娜能够听见弟弟要妈妈的抽泣声。有时候，她下床走到弟弟的房间，哄他入睡；有时候，同样孤单害怕的她只能呆在房间里听弟弟哭泣：“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这时，她就只能把头埋在枕头里，任泪水打湿枕头。“我简直不能忍受那种无助和害怕。我没有勇气下床去安抚弟弟。这些事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她回忆说。

缺乏安全感成为孩子们必须忍受的折磨。作为孩子，戴安娜和查理都害怕黑暗，要求楼梯灯晚上必须亮着，屋子里得亮着灯。窗外，风呼啸着穿过树林，猫头鹰和其他动物的叫声忧怨凄楚。对小孩来说，黑暗中的帕克庄园可怕极了。一天傍晚，父亲随便提到，有一个谋杀犯越狱逃到附近。孩子们吓得睡不着觉，侧耳倾听空荡屋子里的每一点动静。戴安娜甚至指望她的河马玩具会保护她。她在河马的眼睛上涂上发光漆，这样晚上她就感到，河马似乎在为她站岗放哨。

在外人的眼中，戴安娜仍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她忙碌于自己的小世界，整洁得如同崭新的玩具娃娃。她安顿小动物睡觉，给她的玩具娃娃盖上被子。她骑着那辆蓝色的自行车在庄园的林***上奔驰，把玩具娃娃放在她坐过的童车里，推着它玩，并帮助小弟弟穿衣服。热情、慈爱、体贴他人一直是她的个性特征。

快乐的后面却是孤寂。母亲走了，姐姐莎拉和珍妮住在寄宿学校，父亲失魂落魄，委靡不振，一个人关在房里，除管家以外，谁都不见。他的儿子查理回忆道：“离婚之后，他真是情绪很不好，主要是极度沮丧和自闭。他经常独坐书斋，足不出户。我记得和我在草坪上打板球，是他十分难得的开心时刻，但我却很高兴。”

处在离异家庭的孩子，往往会遇到两种困境，被父母争相抛弃或成为父母争夺的对象。戴安娜姐弟幸而不幸地属于后者。母亲弗朗西丝与父亲约翰尼都在把孩子们的爱争取到自己一边去。他们都给孩子们买来大量的贵重礼品，但却并没有给孩子们所渴望的拥抱和亲吻。

在戴安娜7岁生日的那一天，约翰尼举行了一次奇妙的晚会。那天下午他从达德利动物园借来一头名叫伯特的单峰骆驼，让受宠若惊的孩子们围绕草坪骑着玩，他在一旁则兴致勃勃地观看。

圣诞节期间更是恣意挥霍。在节日到来之前，查理和戴安娜都收到了哈姆利的商品目录，这是位于伦敦西区的一家很大的玩具商店。他们被告知说，他们要买什么，便在目录上打上一钩。果不其然，到圣诞节那一天，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他们床头上的长袜子里装满了好东西。查理说：“这些东西会使你信奉物质第一。”这种处境中的孩子尴尬而痛苦，有一件礼物迫使戴安娜作出她幼小的生命中最痛苦的一个决定。1969年她8岁时被邀请参加她表姐伊丽莎白·韦克沃克和安东尼·达克沃斯查德的婚礼，婚礼在圣·詹姆士宫附近的皮卡德利大街举行。她父亲送给她一件漂亮的蓝色礼服，她母亲送给她一件同样漂亮的绿裙子。“我记不得我穿的到底是哪一件，但我记得这件事使我十分苦恼，因为它使我必须选择出偏向某一方。”

在学校里，离异的阴影依然存在。戴安娜和弟弟是校内惟一父母离异的学生，这把他们与其他小朋友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戴安娜的前任年级主任德利萨·尼达姆说道：“她是我所知道的惟一父母离异的学生。这种事情在当时是罕见的。”

一个下午，阳光灿烂，大家正在上图画课，不知怎么的，戴安娜伤心地哭起来，同学们都不明所以，只看见她在每幅画上都写着“献给妈咪和爹地。”

父母亲的离婚诉讼案的结果，是母亲败诉，孩子们的监护权归父亲所有。但每到假期、周末，戴安娜和弟弟都可以在保姆陪同下去伦敦和母亲相聚。相聚并不是件开心的事，每次见面时母亲的泪水令他们痛苦而内疚。母亲从火车站把他们接回来后，往往突然泪流满面。孩子们小心地问妈怎么了。而母亲的回答总是：“我不想你们明天走。”

这沉重的相聚因为继父彼得·尚德·基德的出现而变得轻松起来。1969年，彼得·尚德·基德正式进入戴安娜和查理的生活。他们是在利物浦大街车站初次见面。彼得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笑容满面。初次见面时，孩子们喜欢上他。母亲说他们那天早晨结了婚，孩子们就更加高兴。

彼得从事家族墙纸生意，是个慷慨大方、感情外露、容易相处的继父。

他带领孩子们航海，允许小查理戴着他从前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时的将军帽。查理从此有了“将军”的绰号。他给戴安娜起了个“公爵夫人”的绰号，这个绰号在很长时间内被戴安娜的朋友使用着。这段和母亲继父相处的时光对戴安娜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查理说：“如果你想弄清楚戴安娜为什么并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浮华女子，那是因为我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并不总是住在气派的公馆里，使唤着男管家。我母亲的住处是一所普通的住宅，而每次假日，我们有一半时间都是与我们的母亲一起度过，所以我们有不少时间所处的环境相对来说很一般。”

3年以后，即1972年，尚德·基德夫妇在阿吉尔郡的奥班以南的塞尔岛上买下一处占在1000英亩的农场，戴安娜的母亲———弗朗西丝在那儿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孩子们到这里来度暑假时，享受着田园诗般的风光，钓鲭鱼、捕龙虾、划帆船，晴朗的日子里在海滩上吃烤肉。戴安娜得到一匹属于她自己的苏格兰种小马，名叫苏弗尔。正由于骑马，她伤了一只胳膊，从此便对骑马畏惧。

当时，戴安娜骑着小马在桑德林汉姆公园奔驰，马突然被绊倒，她被摔出好几米远。戴安娜只感到疼，胳膊似乎没有被摔伤。两天后，她去瑞士滑雪。这时她才感到胳膊麻木，不听使唤，于是便到当地一家医院拍x光片，医生诊断为“旁弯骨折”。这是儿童常见的疾病，由于骨头软，容易变形，但不易折断。医生给她的胳膊打上绷带。但是后来戴安娜再次骑马时，由于紧张又摔下来。她对马背的恐惧，到了她成为王妃时，在英俊的马术教练———詹姆斯·休伊特的帮助下，才得以克服。但她终生不热衷于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