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希望自己是傻瓜、驼背，也没有哪位女士希望自己肥胖，但我们毫无选择，这真让人受不了。在电影里，他会在游乐场里遇见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会从实实在在的危险中死里逃生；他会做得体的事，说得体的话；她也一样；最终他们会成为恋人；他们说起话来会一唱一和；他从容潇洒；她不但非常喜欢他，还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她会辗转反侧地想他，而不是相反—想他各种不同的面部表情，他的站姿以及他确切说过的话—然而，那只是他奇妙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根本算不上是个转折点。在工具房里所发生的一切根本不值得一提。他讨厌、憎恨他的双亲！作家不写迷失在游乐场里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么每个人都曾有过安布罗斯这样的感受，那样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要么正常的人都没有他那样的感受，那样安布罗斯就是个怪人。“还有比描写敏感的青少年问题的更令人讨厌的吗？”它太冗长，太松散，好像是作者的风格。尽管是头一次写，却常常感到马上就要结尾了，而另一方面，有时刚刚开了个头，还有很多东西尚待完成。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约翰·巴思《迷失在游乐场中》（一九六八）

1亦译为“元”。

超是有关的：是关注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最早的超当属《项狄传》，它采用叙述者和想象的读者间对话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斯特恩用以强调艺术和生活间存在差距的多种方法之一，而这种差距正是传统的写实主义所试图掩盖的。所以，超不是一项现代的发明；但它是当代许多作家认为颇有感染力的一种形式。先辈们的文学成就令现代作家颇感沮丧。由于他们担心自己要说的话早已为前人说过而感到压抑，最终被现代文化风气所迫而发展为一种自我意识。

在英国家的作品里，超的话语常常以旁白的形式出现在像传统那样着重描写人物和情节的里。这些话语承认写实主义惯用手法的虚假性，但作家仍然使用它们。作家通过预料可能遭到的批评而达到避免遭到批评的目的；他们讨好读者，把他或她当作与自己水平相当的知识分子，老于世故，不会为作品所迷惑，因为他们也会知道只是一个言语的结构体，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金色领域》中先是对一个受压抑的女主人公在郊外举行的宴会以现实主义笔法进行了细致人微的描写，篇幅很长，然后她是这样写第三章的开头部分的：

关于珍妮特·伯德，我们暂且就谈这些。你或许有理由认为，已经谈得够多了，因为她的生活节奏很慢，甚至比书中的描述还慢；她的宴会对她来说持续时间大长，就像你感觉的那样。弗朗西斯·温盖特的生活节奏要快得多。（尽管在这几页里，她的生活节奏开始较慢—或许这只是个战术上的错误，我常常冒出这种想法，即一开始就把她置于一种躁狂的情形中，但最终不这样开头的理由似乎要更充分一些。）

这里有很多地方都模仿了《项狄传》的写法，尽管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在语气、题材、向读者幽默地表达歉意和突出叙事结构、尤其是在时间跨度等方面（见第四十一节）所遇到的困难是全然不同的。然而作者这种话语并不经常出现，以免从根本上打乱的计划。这本的根本目的是用传统形式探讨知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力求做到内容详实、令人信服，让读者得到满足。

对其他一些现代作家来说，与其说超话语是作家逃避传统写实主义制约的托辞，不如说它是一种先人为主的看法，是灵感的来源。这些作家中大多数都是英国以外的作家—我首先想到的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以及美国的约翰·巴思，尽管约翰，弗尔斯也属于这个群体。约翰，巴思曾写过一篇题为《枯竭的文学》的有影响的论文。他文中虽然没有用“超”这个字眼，但他提出它是一种看似矛盾而可能正确的方式，“艺术家可以用它把我们时代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原则变成他创作的素材和手段。”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像汤姆·沃尔夫（参见上一节）。他把这种作品看作是颓废的、自我陶醉的文学群体的症候。“这是写一个家的！”又一个regressusadinfinium（朝着无限的后退）！谁不愿意艺术至少明显地模仿点别的什么，而不是它自身的过程呢？“但是这种抱怨是巴思在他的《生平故事》里表露出来的。这是他的集《迷失在游乐场中》的一篇。超的作家们喜欢偷偷地把可能会招致的批评纳入他们的文本里，使之“化”。他们还喜欢利用滑稽模仿来暗中破坏较为传统的的可信度。

在《迷失在游乐场中》里，作家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家人外出到大西洋城游玩的故事。其主要人物是少年安布罗斯，同去的还有他的双亲、弟弟彼得、叔叔卡尔，还有玛格达。她是他儿时的伙伴，现在和他一样成长为少年，因此对他具有异性的诱惑力。（安布罗斯充满深情地回忆起儿时玩过的一种叫做“主与仆”的游戏。游戏当中，玛格达把他带到工具房，“用她自定的惊人价格买回了仁慈”。）从根本上说，这是—篇有关青少年渴望自由和成功的故事，是为描写将来会成为作家的男孩这种自传体传统所作的“详尽无遗”的脚注。这样的自传体有《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以及《儿子与情人》等。作者的意图是使在游乐场里达到高潮，让安布罗斯在游乐场里迷失。至于他在什么情况下迷失，结局如何，作者不作判定。

在我们所引的段落里，作者通过巧妙的模仿对传统的表现形式提出质疑。首先，安布罗斯的浪漫渴望是通过模仿好莱坞电影里美梦成真、如愿以偿的种种幻想来进行艺术处理的：“在电影里，他会在游乐场里遇见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会从实实在在的危险中死里逃生……他们说话会一唱一和……”显然，这是拙劣的艺术。与此相反，文中对安布罗斯在实际情形中那种灰心丧气、笨嘴拙舌、性情孤僻的描写则是真实可信的。但这种描写的真实性很快又由于作者对一种典型的超方法的运用而遭到削弱，正如欧文·高夫曼所说的：打破了框架[“breakingframe”]。“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中也有这种“打破框架”的写法。作者突然插话评论说，安布罗斯的处境或许是我们太熟悉，或许是它太离谱，不值得进行描述，这就好像一个电影演员突然转向摄影机，说：“这个剧本糟透了。”和在《项狄传》中一样，我们听到一个挑剔的评论家在抨击整部作品：“还有比描写敏感的青少年问题的更令人讨厌的吗？”作者似乎突然对他的故事失去了信心，他甚至打不起精神写完那句承认太长、太松散的话。

作家可以常常对他们正在做的事失去信心，但他们一般不在作品里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样做就是承认失败—但有时承认失败是一种策略，似乎这样做比传统上的“成功”更有趣，更真实可信。库特·冯尼古特写的《五号屠宰场》是—部出色的“打破了框架”的，对时间转换的运用也颇富想象力（见第十六节）。作者一开始即坦言：“我很不愿意告诉你们这本糟糕的小书花费了我多少钱、多少时间，带给我的焦虑有多大。”在第一章里，他叙述了描写德累斯顿的毁灭这类事件的难度。他对委托人说：“山姆，事件太短暂、太混乱、太嘈杂，简直找不出明智的词语来描写大屠杀。”作为创作素材的个人经历又充满痛苦，简直不堪回首。因此，冯尼古特把他的处境同《圣经·旧约》里罗得妻子的命运相提并论。她人性不改，非要去看探望即将毁灭的城巾所多玛和蛾摩拉，结果受到惩罚，被变成一根盐柱。

现在我已写完这本描写战争的书。下一次我打算写点有趣的东西。这本书是个败笔，也只能如此，因为它是由盐柱写成的。

事实上，《五号屠宰场》远非败笔。它是冯尼古特的代表作，也是战后最令人难忘的英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