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这十二个月间，诗人詹姆斯·芬顿在《星期日独立报》上辟了一个每周专栏，题目为“诗之艺术”，是借罗马诗人贺拉斯那篇著名的诗论的题目。芬顿每周选一首短诗或节选一段，然后写篇评论，既解说诗句，也泛泛地对诗艺术的某个方面予以解说。早在一九九一年，该报文学编辑布莱克·莫里逊先生就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继詹姆斯·芬顿之后开辟一个类似专栏，写些有关方面的评论。

我对来自报刊的提议总是很慎重地予以考虑，但往往最终拒绝了事。不过这一次布莱克还没说完，我几乎就决定答应了。从一九六○到一九八七年，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既创作，又教书，在伯明翰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我出版了几本文论，主要探讨的方方面面以及创作本身的一些问题。在过去许多年里，我还开设过这样一门课：“的形式。”一九八七年，我早早地从大学退休了，我发现自己对继续写作纯学术性的评论文章已毫无兴致，但又觉得在艺术和历史方面我还有很多话要说，这些话一般读者可能会有兴趣听一听。因而，我意识到报刊上的每周专栏可以提供一个理想的演说场地。

我很快拟好了计划，这份计划是以标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因为跟诗歌不一样，不可能在报刊上全文刊登。我每周从古今长篇或短篇中选一到两个片断，用以阐述“艺术”中的某个方面。（我仿照芬顿的题目“诗之艺术”为自己的专栏取名“的艺术”，这样的连载系列文也只能用这样的题目。所以即使因使用了亨利·詹姆士的书名冒犯了这位名家，我心里颇感不安，我仍然为本书保留了这一书名。）除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士之外，我每周选的片断总是出自不同的作家。我仅限于讨论英美作家，因为正如学究们所说，这是“我的领域”。一旦要我仔细精确地分析非英美作家的作品时，我就没那么自信了。书内节选的某些片断我曾在此前发表的论著中探讨过，但所用术语不同。

我以“开头”作开头，总是想以“结尾”来结束全文。在这两者的中间，有时下一周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上一周文章的启示，即时增添上去的；本来我当初订计划时就未曾要求系统化、循序渐进地讨论的理论问题。在我把这些零散文章修订成书过程中，我插进了一些相互参照条目，提供了一个索引，这多少是对文章零散的弥补吧。一朝为师，终生为师。尽管本书是为“一般读者”所作，我还是有意使用了一些专业术语（附有解释），这些术语对一般读者可能有些陌生，但不用这些恰当的描述性词语，你无法分析作品，正如技师没有适当的工具便不能拆卸机器一样。这些术语中有些是现代的，如“互文性”、“超”等；有些是古老的，如古典修辞中的各种修辞格（“换喻”、“提喻”等等），现代语言学家对这些术语未作修订。如果不是韦恩·布斯已经用过，这本书本可以取另外一个书名《修辞学》。我一向把视为修辞艺术—也就是说，在我们过程中，家“劝说”我们与他同持某种观点；如果成功，读者会沉浸在那种虚构的现实中，如痴如醉。凡·高在他的画“读者”中对此有精彩的描绘。当然，家有时为了达到某些艺术目的不得不故意破除自己的阵法，但他的作法仍然是首先布下一个迷魂阵。

书中的每篇文章在最初写作时都是有字数限制的，不过我总是写得稍长一些，让布莱克·莫里逊及其助手简·戴利两位高手按版面酌裁。（我愿在此记录下我对他们的钦佩之情，两位的剪裁工作干得恰如其分，无可挑剔。）在修订成书过程中，我把原先被迫删去的部分又都恢复到原处，并对几乎每篇文章都增添了一些新的材料，新增添的材料中既有例证也有议论。有一篇全文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篇讨论“章节”问题的新文。为了说明创作的每一细节，我常常谈及我自己作为作家的经验，这种做法在当初为报刊撰写文章时则既不恰当也不实际。

本书比原报刊连载长约百分之三十。不过，我无意把每一小标题的所有方面都毫无遗漏地“包括”进去，毕竟，大多数标题可以写上一长篇论文，甚至一套书；许多题目确实已经让人详细探讨过，有了书或论文。这本书是为那些对文学及评论浅尝辄止的人预备的，是一本供人翻阅、浏览的书。本书对任何题目的任一方面都不作权威性断言，但我希望本书将提高读者对的理解和欣赏水平，向读者提示一些新的方法——也许还有一些写作方法呢—因为文学的形式最丰富多彩，最使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