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鼹鼠那天并不孤寂冷落。渔人们有涂沥青的，有补渔网的，也有修理虾笼渔篓的。此外，还有上等人，赶早的游客，当地的居民。他们沿着平静的海边溜达着。大海还在涨潮呢。查尔斯发现，要找的女人连影子也没有。不过，他很快就把她或科布抛到了脑后。跟以往在城里闲逛时不一样，他迈着轻捷的脚步，沿着海滩向目的地走去。

他可能会令你忍俊不禁，因为他为自己扮演的角色做了精心的打扮。他穿着一双结实的靴子，上面有钉子装饰。帆布靴套把厚实的法兰绒诺福克马裤裹得紧紧的。上衣穿一件又紧又长的大衣，长得有点不可思议。头戴一顶米色低顶宽边帆布帽，可那颜色一点也不正。手上拿着一根很大的木手杖，这是在去科布的路上买的。一只硕大的帆布背包沉甸甸的，有锤子、包装布、笔记本、药片盒、锛予以及天知道什么东西。天下没有什么比维多利亚人办事的那种认真劲儿更令人无法理解的了。而这一点在无偿交给游人的由贝德克出版社早期出版的《旅游指南》中表观得最为突出，也最为荒唐。人们也许会问，天下的乐事恐怕这里面都包括了吧？就拿查尔斯来说吧，他怎么就不明白，轻便的衣服应更舒服一些？他怎么就不明白，那顶帽子纯属多余？他怎么就不明白那双结实的用钉子作饰物的靴子在满是鹅卵石的海滩上与滑冰鞋没什么区别？

约翰·弗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九六九）

第一个借用让人们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感的作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司各特的写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如《韦沃利》（一八一四）和《中洛锡安之心》（一八一六）等。这些“历史”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但是通过对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描写，在文化、思想、礼仪和道德规范方面令人回想起过去。司各特通过这种方式对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人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是一种描写现在的历史。许多，如《米都马奇》和《名利场》，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是把时间推到过去，推回到作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从而可以更加突出社会文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然而，现代读者很难体会出这种效果。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名利场》的开场白：

本世纪初，六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在通往座落在契斯威克林荫道上的平克顿小姐女子学校大铁门的路上，走来了一辆巨大的私人马车。拉车的两匹马膘肥体壮，挽具闪闪发光。车把式是一个体态臃肿的人，顶着一头假发，戴着三角帽。车速是每小时四英里。

萨克雷创作这本书的年代，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似乎跟他所描写的那个年代一样久远。不过，萨克雷显然想营造出一种幽默的气氛和怀旧的情愫。对他和读者来说，铁路时代似乎不请自来，硬闯入十九世纪初期和四十年代中来。马车速度之慢让人想起本世纪早期那种较为优闲舒适的生活方式。对乍夫假发和帽子的描写对于当时的读者似乎比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更有明显的时代感。

时至今日，刚刚过去的事情仍然是家们青睐的主题。费·威尔顿的《女朋友》便是其中—例。然而，上个世纪人们的所作所为与所描写的生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尤其是上个世纪的作家对那个世纪的生活已有大量的描述，并且这些著作已深人人心。二十世纪后期的作家对十九世纪芸芸众生的刻画如何才能超过查尔斯、狄更斯或托马斯·哈代？回答显然是不可能。作家能做的无非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去评判十九世纪的行为准则，或者去展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尚不清楚，或不愿去弄清楚，或全凭想当然。

如果抛开了具体的语境孤零零地去看《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第一段，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创作年代。这是因为作者所描述的海边情景是“跨越时空”的，如渔人、渔网、虾笼渔篓、海边行人等等。此外，这也完全符合近两百年来久而不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查尔斯即将踏上搜寻化石的冒险征途，透过他的眼光来描写景物，如何在科布风暴中巧遇神秘女人，巧妙地再现了中叙述手法之高明。惟有“esic”（轻捷）这一多少带点古色古香的词语才暗示出这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或今人的仿古作品。

不过，的第二段则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及读者与中人物在时间上的距离感。故事发生在一八六七年，离弗尔斯创作的时代恰好一百年。人物的服饰是表现时代的主要手法，注意“古装剧”，“妇女紧身胸衣拆衣工”等字眼儿。有关古人服饰的资料通过研究便可得到。在这一点上，弗尔斯显然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查尔斯的服饰及其用品对于他本人，他的同代人和我们今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他是一位绅士，所作所为符合时尚，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则代表着繁琐、不便，以及这种服饰与所从事的活动的不配。

这两段文字中视点的变化代表着弗尔斯的创作手法。在第一段中，作者动用想象力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再创造。而第二段与第一段则表现出明显的分野。引文的下面是这样写的：“是的，人们不禁要笑。然而，‘舒适’与‘时尚’之间的差异中也许有几件令人仰慕的东西。我们再—次遇到两个世纪之间的争端：责任义务是否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责任义务”一词上方打了一个星号，下面有一个脚注，引用的是乔治·艾略特（一位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对“责任义务”的有关论述，弗尔斯是一位描写十九世纪风土人情的二十世纪的作家，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后来对查尔斯的描写上。查尔斯最终如愿以偿，得到了神秘莫测的莎拉。作者故意利用“年代误植”（即所叙人事与时代不符的错误）这—手法，描写了查尔斯此时的心态：“如被晴空中投下的一枚原子弹炸响的城市。”故事发生的时间与作家创作年代中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历史乃至所有的“虚假性”。弗尔斯不久后写道：“我所叙述的这个故事纯属虚构。我所塑造的人物纯属大脑的产物。”《法国中尉的女人》既是—部历史，也是一部有关创作的。这类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做“超”。这一点在后面的一节中将详细讨论（见第四十六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