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家炎先生促成下，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跟他合了影。后来，北大又召开了金庸国际研讨会。这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有资格说几句真话了。于是开始写点赏析金庸的文字，包括与严家炎、冯其庸、陈墨等先生一起点评了金庸的。一些学校和电台、电视台轮番请我去讲金庸。那几年，社会上压制歧视金庸的正统力量很大，所以，我学习金庸研究先行者陈墨先生的策略，对金庸以热情肯定为主，采取一种坚决的抗争姿态。

其实我对金庸包括金庸本人也颇有不满的意见，迟宇宙等先生的一些批评金庸的文字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传统全盘否定武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汹汹攻势下，首先要保护人民大众自由的权利。只有在自由金庸的前提下，才可能自由地谈论金庸艺术的是非得失。

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用艰苦的战斗拓展了在学术界谈论金庸的空间。金庸开始进入各种文学史。我还把金庸讲到了国外，把研究金庸的文章也发表到了国外。最近我参与主编的大学通俗文学教材中，我专门写了一章《武侠的革命巨人金庸》。我今后的研究重点仍是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但金庸还是会经常遭遇的，因为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文化焦点。

遭遇金庸已经快二十年了，金庸已经成了一个有点碎嘴唠叨的老人，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也越来越俗不可耐。但是我忘不了金庸带给我的感动和我知道的带给别人的感动。为了休闲，为了备课，为了研究，我肯定还要许多次打开金庸的。我不能预料当我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的时候，面对那些段落，还会不会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