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可以说她与年轻的新教牧师路德·格莱丝曼的早年恋爱和婚礼都是计划好了的活动：仿佛有未婚夫，然后结婚，那是米德在那一时刻必须做的事情，以便干净利落地安排她的生活。路德是个好人，也许甚至太好了，对他旋风般的妻子来说过于平静。玛格丽特对他好像没有最起码的激情，他们作为恋人一起外出时，把时间都花在观察天空上，而不是互相对视（或者像一些二十岁恋人的正常所为，根本不看对方，而是满足其他更加肉欲的渴望）。

米德与一个人类学家私通，欺骗了路德，在一个离婚很不被看好的时代有过三任丈夫，那时她被视为一个有着众多情人的女人。然而男人作为愉悦的对象好像从未在她生活中占据主要角色；谈恋爱时她对同屋的女伴以及她的导师，比她大十五岁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比对男友更感兴趣。从1955年起直到去世，她与另一个女人类学家罗达·梅特罗生活在一起。1974年她在一次讲座中说，理想的社会将是”青年时期人们是同性恋，中年时是异性恋，老年时又成为同性恋”。但米德可能没有达到任何同性恋的关系：虽然她一辈子都在谈论性并研究它，但这不像是她本人热中的一项活动。

她真正的激情是工作；她与丈夫们分享的也是工作——科学探险。她的最后两任丈夫，雷奥·福琼和格列高里·贝特森，都是人类学家，米德和他俩一起从事田野工作。

她最喜欢的是高大、优雅和英俊的格列高里·贝特森。三十八岁时跟他生了她惟一的女儿；1950年应他的请求两人离婚时，米德很难过。但这是因为玛格丽特在生活中过多奔波，不可能待在他身边，”我无法跟随她，她不能停下来”，贝特森以此来解释关系的破裂。而且米德有时非常令人不快；例如她几次打断格列高里在大学教的一些人类学的课（他很腼腆，课上得很差），公开纠正他，跟他唱反调，直到他把课弃交到她手里。她喜欢发号施令，富于进攻性，以自我为中心，让人讨厌；年轻时她把自己兄弟的照片放在她的一位没有未婚夫的女友的床头柜上，成年时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她是使部下恐惧的人：每天都有某个女秘书在一个角落里哭泣。

但同时她也出奇地慷慨、和蔼和注重细节。她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拥有一群”追随者”，出于对她纯粹的爱，像奴隶似的无条件地为她工作的那些朋友（为她去洗衣店取衣服，帮她采购东西，给她送口信）。那是她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赢得的关爱：她毕生都在汇集一个数以百计的庞大友群，就像是她的家庭，或者她的部落。她喜欢公社生活，与更多的人、更多的伴侣共同生活，这种事她干过几次；米德从未失去任何人，连她的前任丈夫也没失去。我想说的是，在她整个一生中，她都拖着那一大帮杂乱的朋友，她关照这些关系，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满足他们的需求，差不多定期去看望他们。一项巨大的关爱任务，本身就需要付出整个生命的精力。难怪米德很着急。

但我已经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某样东西被打碎了，她内心的某个东西失常。也许她跑得太快，最终把自己的影子丢到背后：她的精髓，她的平衡中心，她的实质。她有五百位朋友，却近乎像没有一个朋友。随着岁月的消逝，玛格丽特·米德逐渐变成自身的一幅漫画。她话说得越来越多，说出的东西越来越少，听得越来越少。从一个会议飞赴另一个会议，从地球的一个角落飞到另一个角落；她服用安非他明来承受此种节奏，有时连自己身处何地都不太清楚。

比如1977年，米德已年满七十六岁，她前往巴厘、温哥华和巴西旅行。但1978年初她发现自己得了胰腺癌：尽管她一直在四处奔跑，最后还是被死亡逮住了。米德总是习惯于施加她的意志，并且在自身的死亡侮辱面前感到气愤，她拒绝承认患有癌症；但是这当然对她没有什么用处。六个月后米德去世时，还在为她生物学的那个最大背叛而生气。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她消瘦了那么多，以至于又和过去的米德相像：同样的大眼睛，小无赖的表情。是那个内心的女囚在冒出头来告别。

参考书目

○玛格丽特·米德：《一位女人类学家个人和科学的经历》，帕易多丝出版社；《一位女人类学家的信》，布吕格拉埃姆塞出版社；《原始社会中的性和气质》，帕易多丝出版社；《萨摩亚的少年和文化》，帕易多丝出版社；《男性和女性》，米内尔瓦出版社。

○简·霍华德：《玛格丽特·米德，一种生活》，巴兰坦书店（纽约）。

○凯瑟琳·贝特森：《以一个女儿的眼睛》，莫娄出版社（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