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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称乔治·桑为”贝里的母狮”，当然乔治·桑符合那种大猫的模式：她是一种畜力，一个强大和不驯服的生灵。年轻时她被视为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尤其是因为她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样乌黑，那双大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肖邦说”她炽热的目光把我的心放飞”）；但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另一种美：她的正直，她的智慧，她慷慨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品质变得愈发明显，因而乔治·桑奥洛尔·迪潘越老，她的吸引力越大，也赢得了越来越深厚的友谊，像古斯塔夫·福楼拜和小仲马的友谊。桑的确甚至千方百计保持肉体的诱惑力，例如她在六十岁时，与一位比她小二十二岁的画家、英俊的乔治·马查尔，分享了一段强烈的性关系。她一直是个极其自由的女人。

那种内心完全的自由无疑来自她的勇气和智慧，但能够做到这点也幸亏她正好生活在一个适合变化和进步决裂的历史时刻（像一百年后波伏瓦可以是波伏瓦，而仅仅半个世纪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则不可以）：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艺术、工业、贸易和意识的自由。这是时代的标记”，维克多·雨果的话定义了这场运动的精神。雪莱1814年出版了关于生活的散文，要求爱情的自由。虽然几年后世俗常规重新获胜，但那时与旧准则斗争，或更确切地说，与一切准则进行斗争，因为当浪漫主义者就是处于永恒的进化、永恒的追寻、永恒的学习中，因此旅行和旅行者的形象是浪漫主义的象征。乔治·桑生于1804年，她如此现代和大胆的生活自然引起丑闻和排斥。但面对社会主体的谴责，她总是拥有她同伴的支持：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进步读者。她并不孤单，她能在他人目光里得到承认，这一点划定了边缘化和一体化之间、镇定与疯狂之间的分界线。于是，乔治·桑得以在她的同仁中称王，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怪物。

桑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奇特，包括她的出身。从父系来说她出身于一支高贵的私生子族系后裔：她的曾祖父是一个公爵，波兰国王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托的私生子，但被承认了身份。但是桑的母亲来自民间：她在士兵营里当过妓女。正是操此业时她认识了乔治的中尉父亲。他们相爱了，在桑出生前二十天他们结了婚。她三十一岁，他二十六岁。青年军人的贵族家庭对这桩婚礼感到气愤。

五年后，父亲从一匹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脖子。迪潘祖母想留下奥洛尔(这是桑的原名)，她答应如果儿媳离开，把女孩留给她，就付给媳妇一笔赡养费。奥洛尔哀求母亲不要卖了她，但那女人接受了协议，去了巴黎。乔治留在诺昂，留在祖母在法国贝里地区拥有的一座漂亮的祖居，梦想着母亲有一天会回来把她带走。可母亲从未这么做。

奥洛尔在诺昂未加驯服地成长，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穿男孩的服装以便能在附近长时间骑马，从少年时起就创作情感小故事。十七岁时祖母去世，她继承了庄园；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想自由，但那时母亲却坚持要照管她，可能因为现在她是一个相对富有的女儿。在桑的一生中，尽管她很不愿意，但还是常常被卷入肮脏的经济官司中。也许正因如此，产生了反作用，她一直很不看重金钱：她自己是一个十分俭朴的女人，靠一点点钱就能生活，但对他人却无限慷慨——支付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过去情人的费用；资助她的朋友、她的政治斗争的伙伴（她是共和国、无产阶级和法国十九世纪各种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及所有向她求助的人。尽管如此，或正因此，她的经济相当脆弱。诺昂的开销比收入多，可怜的乔治·桑曾经历过真正艰难的时期，不得不毕生都在匆匆写作（她的全部作品共有一百零五卷）。

为了能够摆脱母亲的监管，奥洛尔十八岁时与卡西米尔·杜德望、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男爵结婚，并很快与他生了一个儿子——她心爱的莫里斯。卡西米尔不是一个坏人，但是冷漠、乏味透顶。他整天打猎，酗酒，根本不理解他的妻子，甚至有一天当众扇了她耳光：虽然那是轻微地，但受到侮辱的痛苦是一样的。奥洛尔苦恼，晕厥，觉得自己要死了，她想自杀。她那被动的、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没有意义和实质。”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写道，她”已经自杀了”。很多年里，忧郁症的危机缠绕着乔治·桑，那是一种时髦病——强烈忧伤的袭击，自杀的冲动。

在乔治·桑奄奄一息的抽搐***现了奥雷利安，一个年轻法官。他们很快相爱了，但奥洛尔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把关系维持在柏拉图的领域里：许多热烈的话语，许多绝望的牵手，大量浪漫的眼泪。一天卡西米尔突然走进客厅，撞见奥雷利安跪着哭泣。乔治发誓自己是清白的：”既然您相信您眼睛看到的东西，而不相信我对您所说的，我完全明白您不爱我了。”她怀着被伤害的尊严对丈夫说。她这样说有双重理由：因为事实上她的确没有与奥雷利安同床，还有，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爱情就是在欺骗面前装糊涂，不看对方实际上是什么人，而是看他说自己是什么人，看他扮演我们的欲望判定给他的角色（跟一位女演员，一位男演员一样）。

对所有这一切，对像一个伟大真理那样痛苦的爱情悖论和激情谎言，乔治·桑懂得很多。她拥有一种热烈和慷慨的恋爱能力（”我不能，也不愿无爱地活着”），并大量运用它。在这一点上，如同在所有事情上，她希望作为人，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更加幸福，更加懂得恰当的爱。但她成年生活的头几年却是混乱而紧张，冲动的激情起伏波动。

在她生下女儿索朗热（据说父亲是一个叫斯特法尼的人，她的第一个情人）之后，奥洛尔立刻与卡西米尔分手，去了巴黎。那时她二十六岁，身无分文，因为丈夫得到了诺昂庄园、孩子及她所有的一切。她刚到巴黎就说，”我驶入文学的风暴海洋，应该生活。”她开始在报纸上撰稿。为了省钱，她着男装（灰色的大礼服，呢子坎肩，领带，帽子），并见识了1830年大革命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她身边围着青年艺术家和活动家，他们去剧场，在政治和文学沙龙里讨论，在咖啡馆里抽烟，凌晨两点在喧哗的小酒店里进晚餐，吃雏鸽，喝红葡萄酒。她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文学青年，朱尔·桑多，与他合写了她的第一部《罗莎和布兰科》，署名朱尔·桑，获得很大成功。到第二部《安蒂亚娜》时奥洛尔已经与朱尔分手，独自创作。她开始署名乔治·桑，从那时起她就永远是乔治了：连她的孩子和情人都这么称呼她。

采用一个男性别名是十九世纪女作家中的惯常手段。她们以此来寻求保护女作家的身份和社会声望（博学的妇女是不被人看好的），同时还可以从公众那里得到一种没有偏见的（小姐们写的书从一开头就被视为一种次要文学）。

另一方面，那时的世界充满性别歧视，通常的社会和文化语言妇女是享用不到的。当乔治·桑在《马略卡的一个冬天》里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回忆时，她把自己看做一个青年男子，这是因为她可以这样描写自己，比如像”受无法驯服和任性的自立怪癖的驱使”：若从那时代狭隘的女性人格出发，这是会显得突兀和不可能说出来的一句话。结果，虽然她所有的读者都知道她是个女人，但为了使她的文学不怪声怪调，她得继续以男性的口吻写作。

总之，桑打破了她女性命运的陈规和闭塞，甚至在她的私生活里也用乔治一名。不是因为她想变成一个男人，而是因为她是没有被包括在模式里的一类女人。她是另类：骑马，爬山，在步行去乡间郊游时，穿着男装在露天一个人睡觉。桑知道鉴于性别的社会陈规是荒唐和局限的，所以她一心炸毁它们。例如在《一个旅行家的信札》一书中，跟她其余的作品一样，也是以一个男性的口吻来写，这位叙述者甚至说：”我是一个诗人，即实际上是一个女人”，对暧昧和出格自圆其说：是假装男子的女士坦白自己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