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汉斯对她解释道，“他救了我一命。”屋里的灯光微弱，气氛沉重。“他——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他在桌上的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我是个油漆匠。如果您愿意，我会随时替您免费粉刷房子。”他明白这是笔毫无用处的补偿金，但他还是执意要提供。

女人把纸片拿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走进屋来坐在她膝上。

“他叫马克斯。”女人说。可是孩子年纪太小，不好意思和陌生人讲话。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头发很柔软，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陌生人。汉斯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又拉了一首曲子。孩子瞅瞅拉手风琴的人，又瞅瞅一旁啜泣的母亲。这和从前不一样的音乐声使她两眼发酸，难以控制自己的悲哀。

汉斯离开了埃里克·范登伯格家。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对死去的埃里克·范登伯格和斯图加特渐渐远去的地平线说，“你从没说过你有个儿子。”

短暂的摇头叹息以后，汉斯回到慕尼黑，以为再也不会有这家人的音信了。没有想到，他会给予他们至关重要的帮助，不是帮他们刷房子，而且还要等到二十年后。

几周后，他开始了干起了粉刷房子的活儿。天气好的时候，他干得十分卖力，甚至在冬天也不放松。他经常对罗莎说，虽然生意不会像倾盆大雨一样落下来，但至少偶尔能下点毛毛雨。

二十年多来，一直如此。

小汉斯和特鲁迪出世了，慢慢长大，他们会去看他干活，把油漆拍到墙上，还会帮他清洗刷子。

1933年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刷房子的活儿受了一点点影响。汉斯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参加纳粹党。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汉斯·休伯曼的想法

他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追求公正的人。他无法忘记犹太人救过他一命。他不能参加一个以这种方式反对犹太人的政党，还有，像亚历克斯·斯丹纳那样的，他的一些老主顾都是犹太人。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相信，对犹太人的仇恨是不会持久的，不做希特勒的追随者是件明智的事。可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随着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他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了，起初影响不大，但是很快顾客就急剧减少。看来，一大群主顾已经消失在冉冉升起的纳粹德国的空气中了。

一天，他在慕尼黑大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赫伯特·林格。此人来自汉堡，腆着肚子，说一口标准德语——他朝这人走过去，那人赶紧低下头，眼睛越过隆起的肚子注视着地面，但当他的眼光再次回到油漆匠身上时，明显有些不自在。汉斯不想问这个问题，可他还是脱口而出。

“怎么回事，赫伯特？我的顾客都快跑光了。”

赫伯特·林格不再畏缩了，他挺直身板，用一个反问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吧，汉斯，你是党员吗？”

“什么党员？”

事实上，汉斯·休伯曼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

“得了，汉塞尔，”林格继续说，“别逼我把话说白了。”

这个高个子的粉刷匠朝他挥挥手，走开了。

几年过去了，犹太人在全国境内被肆意虐待。1937年春，汉斯·休伯曼屈辱地顺从了。经过一番咨询，他递交了加入纳粹党的申请。

他到慕尼黑大街上的纳粹党总部递交了申请表，刚出来，就看到有四个人朝一家叫克莱曼的服装店扔砖头。这是莫尔钦镇上少数还在营业的犹太人商店之一。店里，一个小个子男人一边结结巴巴嘟囔着，一边清理着脚下的碎玻璃。他的门上涂着一颗深黄色的星星，旁边写着“犹太猪”几个大字。店里渐渐没有了动静。

汉斯走上前，探头朝里面看看。“你需要帮助吗？”

克莱曼先生抬起头，无力地拿着一把满是灰尘的扫帚。“不需要，汉斯，你走吧。”去年，汉斯替乔尔·克莱曼油漆过房子，记得他有三个孩子，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可还记得他们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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