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记起的是，在其中一本图画书的内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名字。

一个男孩的名字

约翰尼·赫曼

莉赛尔咬咬下嘴唇，可还是忍不住好奇心。她坐在地板上，回身抬头望着穿着浴袍的女人，问：“约翰尼·赫曼，这个人是谁？”

女人盯着女孩的身旁，在她膝盖旁的某个地方。

莉赛尔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她的话没有人答复。

女人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可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慢慢开口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她解释道，“他是我的……”

记忆的片段

哦，是的，我当然记得他。天空灰暗阴沉，如同一片流沙。一个年轻人浑身缠着带刺的铁丝，像是一顶荆棘编织的巨大皇冠。我解开铁丝，把他带了出去。我们瘫倒了下去，膝盖再也支撑不住沉重的身体了。那是发生在1918年某一天的事情。

“没有别的可能，”她说，“他是被冻死的。”她摆弄着双手，又说，“他是冻死的，我敢肯定。”

我相信，镇长夫人这类人比比皆是。你一定曾多次见过她，在你的故事里，你的诗歌里，在你想看到的这样的场景里。他们到处都有，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里呢？为什么不能出现在一个德国小镇那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呢？这个地方也像别处一样充满了苦难。

关键在于，伊尔莎·赫曼决心让苦难成为她的胜利。既然无法逃避苦难，那就接受它，拥抱它。

她本来可以开枪自杀，或是把自己抓得伤痕累累，或是沉溺于其他形式的自虐中，但她选择了她自认为最懦弱的方式——至少忍受天气带来的不适。莉赛尔所知道的是，她祈祷夏天变得阴冷潮湿。大多数时候，她都生活在这座豪宅里。

那天，莉赛尔离开时，不安地说了一些话。这些话翻译出来主要有三个大字。这几个字被她扛在肩上，然后乱糟糟地落在伊尔莎·赫曼的脚边。因为女孩改变了它们的方向，无力再承受它们的重量，所以它们歪扭扭地落了下来。它们一起落在地板上，庞大，嘈杂，笨拙。

三个大字是

对不起

镇长夫人又看了看身边，面无表情。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她问，可惜慢了一步。女孩已经走出了房间，快走到大门口了。莉赛尔听到这句问话时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而是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门，走下台阶。在进入莫尔钦镇之前，她看了一眼小镇，心里涌起一阵对镇长夫人的怜悯。

有时，莉赛尔考虑是否应该让那女人单独待着，但伊尔莎·赫曼引起了她的兴趣，而且，从书架上取出书来读也太具有吸引力了。对莉赛尔来说，文字曾经毫无用处，但现在，她坐在地板上，镇长夫人坐在她丈夫的书桌旁，莉赛尔感受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当她认识了一个生词或是把一句话连贯起来后，她就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她是个女孩。

生活在纳粹德国。

这些文字是多么精准、恰当。

然而，几个月后，她会感到如此难受（随后也如此高兴！）。那时，镇长夫人不让她来了，她马上释放出了这种新力量。怜悯之心会飞快消失，并迅速变成别的面目全非的东西……

1940年的夏天，她无法预见到未来路上等待着她的是什么，而且，还不止一条路。她只是目睹了一个伤心的女人，她拥有满屋子莉赛尔喜欢看的书，仅此而已。这是这个夏天里她生活中的第二个重要部分。

第三个部分，感谢上帝，这是一件稍微轻松点的事——汉密尔街上的足球比赛。

请允许我向你们描述一幅图画。

许多只脚在地上踢来踢去。

男孩子们气喘吁吁。

高声叫嚷着：“这儿！往这儿传！天哪！”

足球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随着盛夏来临，汉密尔街上什么都有了，其中还包括道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