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轻松但是缺乏建设性的休闲活动，因此往往又被称之为“闲聊”，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闲聊的结果往往就是无聊。

然而，在如恒河沙数、漫无边际的聊天主题当中，我认为唯一可以称之为比较“有聊”并且具有建设性的主题，恐怕就是谈论吃喝，因为这是一个聊着聊着容易把人聊馋甚至聊饿的危险的主题，每到这个临界点上，聊天者通常都会忍不住将该话题自动中止，转而采取若干解馋疗饥的实际行动。

上学的时候，学生宿舍晚上十一点准时熄灯，不过熄灯只造成上床，并不能导致睡觉。一房六七个“早上八九点钟的”男生，就这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黑暗中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着。聊得最多的，是吃。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各自家乡的吃食都有各自的美味。要知道，在黑暗中谈吃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聊天，当然聊女生也很刺激，不过在夜里十一点以后聊女生这个话题通常都不会有即时的结果，最快也得等到天亮。谈吃就不同了，这个话题之所以不仅刺激而且危险，是因为他比女生更具有操作性，因为聊着聊着，各人的肚子就开始感觉到饿了，黑暗中甚至听得到从空洞的腹中传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正如作家老鬼在《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六零年大饥荒饿伤了我，太怕饿了，一饿就完全垮掉，毫无意志力。我是这么的矛盾，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

“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度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关心着革命和进步。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对女生的兴趣大弱，流氓思想几乎没有。吃饱饭比想女生更重要。”

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馋痨之夜于四十年前的饥荒岁月在起因上绝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结果却高度的一致。女生就在楼上，家里的美味则在千山万水之外，只有饥饿在自己心中蠢动。

钱钟书先生尝言：“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作为学生，我们只是在日间被培养，并且在吃饱之后也研究研究学问，到了熄灯之后的黑夜，这些饥馁的“两三素心人”于远离市区的荒江野老屋中所能商量的，似乎也就剩下吃喝之事了。

躺在床上谈吃的结局往往是这样的：黑暗中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从床上坐了起来，接着，就有更多的人也从床上相继坐了起来。正所谓坐言起行，坐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偷电，这时，有人负责点亮蜡烛，有人从床底下抽出校方严格禁用的电炉，也就是说，形而上正在转化成形而下，虚拟即将演变为实干，一顿扣人心弦的子夜大餐就要开始制作。

所谓大餐，通常也就是偷偷摸摸地煮上一锅面条（那年头，快食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经常需要泊来），豪华一点，也无非是煎上几个鸡蛋（那些鸡蛋都是白天在校门口用粮票跟乡下人换来的）。当煎鸡蛋的香味在潮湿的空气中从二楼的阳台袅袅飘升到学生宿舍的三楼和四楼，除了平底锅里的那一阵阵愉快的“滋滋”声，还能听到从楼上陆续传出的一些动静——很显然，煎鸡蛋的香味正在像传染病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

接下来，就开始听到四下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一些锅碗瓢盆间的互相碰撞，如果是白天的话，定会见到一派“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喜人景象。

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生的一日三餐，基本上是以不同地区的标准按照定量供应的。吃饱喝足当然不成问题，只是这种吃饱喝足想来也只是负责至晚上十一点之前。从这个钟点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之前，按校方的规定是集体上床的时段，若是天黑了你还不想睡，甚至胆敢躺在床上聚众谈吃谈喝，那么，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校方自然就概不负责了。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后来有出息的实在不多，我估计与我们当年集体热衷于在熄灯之后从事吃吃喝喝的活动有一定的关联。

关于卫慧的，我的吃喝朋友小宝在他的新书《爱国者游戏》里引用我的另一位不太一道吃喝的朋友“搏老”的话说：八十年代的女大学生也和外国人睡觉，但是从来不写。这就是八十年代的作家和九十年代作家的区别。

借着上面这个药引子，我想说的是，两千年代的大学和八十年代的大学也在晚上十一点统一熄灯，但是两千年代的大学生上床以后肯定不会像八十年代的（某些）大学生那样谈吃谈喝了。

之所以会作出这样一个看上去不无武断的判断，乃基于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大都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第二，今天之食品供应和大学生口袋里的现钞已不可与八十年代同日而语；第三，包括谈吃谈喝在内的聊天活动，今天已有了网络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介，从此已无需在黑暗中摸索。事实上，吃吃喝喝这种话题，谈得愉不愉快，写得好不好看——也就是说，这项通常被视为“无聊”的活动能否被赋予某种“有聊”的建设性，首先取决于谈话者和写作者在当时所采取的姿态。

在这一点上，躺在黑暗中的谈话者与挂在网络上的书写者其实是非常一致的，我觉得，熄了灯以后躺在床上聊吃的景象在风格上非常近似于许多年以后在网络上的谈吃（当然后者在花色品种上要丰富得多）。而这种共同的姿态又决定了以下的三点：

他们都非常的松弛；

无论是倒卧还是隐身于光学或cyber的黑暗当中，他们之间谁也见不到谁；

他们都开始不经意却又难以控制的让自己和他人感觉到有一种难以克制的馋。

因此，在网络上的谈吃或者说在某种bbs状态下所发表的言论，有机会成为饮食文字中写得最为令人垂涎欲滴的一路。而网络上的那些跟帖，难道不就是二十年前从学生宿舍的“四下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一些锅碗瓢盆间的互相碰撞”吗？

要把吃喝谈好谈透，不管是网上还是床上，欲达至化境，姿态之外，还必须保持一个饥饿或馋痨的状态。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闲聊的功能本来就不是也不能“致知”（京派的除外），因而，“致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闲聊的最佳化结果。而在所有可以成为聊天的主题当中，又以吃喝的谈论最能“致好”。然而，只有一个“好”字还是远远不够的，按照“不如偷不到”的模式，我们不妨这么说：“能吃不如好吃，好吃不如馋吃，馋吃不如偷吃，偷吃不如谈吃，谈吃不如吃它不到。”

谈吃、想吃，但是吃不到，此乃床上的聊天者和网上的发言人之间的另一个共同之处，也是促成大部分上乘的以吃喝为主题的言谈和文字的基本诱因。传统的饮食写作亦莫不如此，远的有张岱，近者如梁实秋，无不是在落魄和贫乏之中通过花团锦簇般的食事的追忆而完成了汉字所能重现并创造的最美味的文字。

张岱，山阴人，其先世为蜀之剑州人，都是中国的美味之乡。除了美味的籍贯之外，张岱还有显贵的家世，故具备了美食家的两大基本条件。青年时代的生活，照其《自为墓志铭》所云：“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总而言之，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之者”。然而，“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正值在这种“想吃而吃它不到”的状态下，张岱所有谈论（梦忆）饮食的文字，皆因这种张力而美好得不可方物：“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从以肥腊鸭、牛乳酷、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瓜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繇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

陶庵之后，汉语世界里公认的纸上料理大厨，非雅舍莫属。除了相同的籍贯和共同的“逸民”身份之外，两者之间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吃不到”也。

关于经典的《雅舍谈吃》，作者在自序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心迹：“偶因怀乡，谈美味以寄兴；聊为快意，过屠门而大嚼。”所谓“怀乡”者，乃自一九四九年去台之后，一水之隔，“大陆不可望兮”，故乡的美食更不得尝矣，从此凡四十年，“目断长空迷津渡。泪眼倚楼，楼外青无数。往事如烟如柳絮，相思便是春常驻。”

就《雅舍谈吃》而论，与其说“往事如烟如柳絮”，不如说“美食如烟如柳絮”，满怀的乡愁化为满嘴的馋痨，本书所提及的食物凡五十八种，绝大多数皆为“吃不到”的东西。至于作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那一番“画饼充饥”的遗恨，更是渗透于字里行间。于是，火腿自然是以故乡的金华火腿为最好，“台湾气候太热，不适于制作火腿，但有不少人仿制，结果不是粗制滥造，但是腌晒不足急于发售，带有死尸味；幸而无尸臭，亦是一味死咸”。而“美国的火腿，所谓ham，不是不好吃，是另一种东西……趁热切大薄片而食之，亦颇可口，唯不可与金华火腿同日而语。‘佛琴尼亚火腿’则又是一种货色，色香味均略近似金华火腿，去骨者尤佳，常居海外的游子，得此聊胜于无”。“到处都有”的鳝鱼丝，不消说也是以河南馆子和淮扬馆子的出品最为地道，台北的“北方馆子”之所以做不好，是因“此地没有又粗又壮的巨鳝，切不出丝”。甚至连闽南和台湾的特产青蚵（即牡蛎），也不如从“东单牌楼菜市采购”回来的青蚵那样鲜美，更何况“此地其他贝类，如哈蚂、蚋、海瓜子，大部分都是酱油汤子里泡着，咸滋滋的，失去鲜味不少”。即使是美味无比的血蚶……却也只能令雅舍先生心里很不舒服地“想到上海弄堂每天清早刷马桶的人，用竹帚蚶子壳哗啦哗啦搅得震天响，看着蚶子就更不自在了。至于淡菜，一名壳菜，也是浙闽名产，晒干了之后可用以煨红烧肉，其形状很丑，像是晒干了的蝉，又有人想入非非就是像另外一种东西”。

因此，《雅舍谈吃》既可以当成一场虚拟的美味盛宴来读，同时也不访视它为一场一个人的既悲愤又无奈但是又十分有节制地调控着欲滴口水之分寸的“忆甜思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