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和月饼一样，都是汉族的节令食品代表。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食物，既属于一年当中的两个不同的节令，又是汉语文化中两个不同的隐喻，一个遥指天空，另一个倒影在水底。

剥去粽叶，切开月饼，接下来就是中国家庭共叙天伦的温馨时刻，然而，粽子和月饼的来历却不那么温馨，反而充满着仇恨、不安、冤屈和暴力。“月饼”一词尽管最早出现于《梦粱录》，但是直到南宋，中秋食品仍以应节瓜果为核心，月饼并不普及，最起码还未形成习俗。在月饼界已成信史的，倒是《野客丛谈》所记载的一段野史：“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话，刘伯温于月饼内遍置‘八月十五杀鞑子’字条，相约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间无不夜饮，乘酒兴为之，势如破竹耳！胡人不识汉字，因而覆亡。”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端午节，最原始的说法，言其起源于上古三代的“兰浴”。按照《大戴礼记·夏小正》的解释，“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目的是“此日蓄采众药，以触除毒气。”古人相信，五月五日这一天阳气至极，万物茂盛，正是“毒气”最旺的日子。然而，朴素的“天人感应”后来还是被中国民俗中复杂的“人人感应”所取代。纪念伍子胥，是各种传说中的一种。伍子胥是辅佐吴王阖闾完成霸业的功臣，阖闾死后，伍子胥逐渐失宠，新吴王夫差听信太宰伯{喜否}的谗言，赐剑令他自尽，还把他的尸体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扔到钱塘江里。于是江浙一带的百姓于每年五月初五祭祀之。

传闻二，见蔡邕《琴操》：“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口舀}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传闻三，见《会稽典录》：“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上。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

不难发现，不管被纪念者是男是女，是民是官，这些人几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死因，一个字：冤！当然，端午民俗中最popur、最有教育意义、最能和粽子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然属于“纪念屈原”说。

与伍子胥、介子绥和曹娥三位男女“冤友”相比，屈原其实也不能算是死得最冤。尽管伍子胥、介子随即屈原三人皆因“投入与回报”的高度不对称而死，但是就“投入”而言，屈原为楚国所做的贡献，远不及伍子胥至于吴、介子绥之于周——不过在我看来，死得最冤的，既不是上述三个男人，也不是小女子曹娥，而是曹娥的老爸。作为一名汉代的“神职人员”，曹娥之父因“涛迎波神溺死”，冤就冤在这个传说中的“波神”不是别人，正是“四大端午冤魂”之一的伍子胥。“波神”这个光荣称号，是江浙民众在伍子胥的尸体被扔到钱塘江里之后赠送给他的。

不管怎么说，这四个人都是死于五月初五（曹娥之父溺于此日，曹娥本人则于七日后投江），然而，唯有屈原一人的死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创造或维持了吃粽子的习俗。端午食粽之“纪念屈原说”，始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绿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屈原死于公元前二七八年的农历五月初五，这一点争议不大。但是，关于“蛟龙所惮”的说法，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如闻一多教授生前就坚持认为，包括粽子和龙舟在内的种种端午礼俗，实际上与“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有关。也就是说，沉入江中的粽子很可能只是单纯地为了拜祭蛟龙，而不是作为深水炸弹去“恐吓”那些对屈原不利的蛟龙或者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端午食粽之“纪念屈原说”虽然不尽可信，但是，就连“纪念屈原说”本身，也在经年累月的民间语文中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变异。最显著的变异，是“蛟龙”变成了鱼虾，“惮蛟龙”改做了“喂鱼虾”。小时候听大人说，把粽子扔到水里，是为了怕屈原的尸体被“鱼”吃了。而在湖南省的旅游宣传资料上，则有这样的说法：“传说当地的人听到（屈原投江殉国的）消息以后，十分悲痛，纷纷划着船去抢救，人们不忍心屈原被鱼吃掉，就把米包成粽子投入江中喂鱼。”或曰：“人怕江心中的鱼虾啃噬屈原，在划船前往抢救屈原的同时，把自己船上的粽子投向江中喂鱼，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端午划龙舟、吃粽子的习俗。但是一代爱国诗人是法救生还，屈原投江几天后才被渔民打捞上来，头部已被鱼噬去一部分，其女儿女婿便为他配上半金头埋葬，女婿疑心有人掘墓盗金头，遂以罗裙兜土筑疑冢，遇神助一夜间竟筑成十二座疑冢。”

这十二座疑冢（二十小山式的土堆，也有点像二十只巨大的粽子），散布于汨罗市西北四公里汨罗江北岸的玉笥山东五公里处的汨罗山上，土堆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的石碑。

不论是“惮龙”还是“喂鱼”，目的都是为了祭祀，为了招魂。其实，按照屈原时代的楚文化传统，屈原本人在临死之前就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两篇招魂的文字材料，即《楚辞》里的《招魂》和《大招》。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招魂工作所需要用到的素材十分繁复，而且堪称奢侈。仅吃的一项，就包括五谷杂粮，猪狗龟鸡，飞禽走兽，美酒佳酿。与此同时，等待着魂兮归来的还包括十六位“朱唇皓齿，丰肉微骨，小腰瘦颈，姣丽施只，体变娟只，美目媔只，善留客只”的美女尤物，供此尊贵的游魂“恣所便只”。自认真研读过《楚辞》之后，每一次吃粽子的时候，我都会为了我们碗里的那一小堆相比之下显得寒酸之至的叶子包米而不好意思。不过，我仍然认为涌往水里扔粽子的方法替溺毙者招魂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品味，至少，比我们今天忙着在水里打捞什么“黑匣子”要风雅得多。

当然，就像端午和粽子一样，《楚辞》里这两篇与招魂有关的文章究竟是不是屈原的“原作”，文史家们一向有很大的争议。

虽然屈原投的是汨罗江（发源于江西修水县，往西流经湖南平江县、汨罗市，汨水与罗江在湘阴县汇合后进入湘江），而楚国都城郢则在湖北江陵县，但是，今天在市场上最流行的粽子之始创地，既不是湖南也不是湖北，而是浙江的湖州。

在种类上，粽子大致可分为“京、浙、川、闽、粤”五大流派。浙江的湖州粽子，被公认为粽中之王。嘉兴“五芳斋”的出品便以湖州及嘉兴粽子为主打。这几天只要你到广州的各大超市逛逛，凡是卖粽的柜台上，“五芳斋”的产品几乎都堆了个满坑满谷。在这条“过江龙”的淫威之下，广东本地的“裹蒸粽”却显得有些缩头缩脑的了，尽管这条“地头蛇”也曾经是大有来头的：“南史大官进裹蒸，今之角黍也。”（见《表异录》）作为一个浙江人，金庸在他的里从来就不放过每一个表彰推广湖州粽子的机会：“韦小宝闻到一阵肉香和糖香。双儿双手端了木盆，用手臂掠开帐子。韦小宝见碟子中放着四只剥开的粽子，心中大喜提起筷子便吃，入口甘美，无与伦比。他两口吃了半只，说道：‘双儿，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浙江湖州所产粽子米软馅美，天下无双。扬州湖州粽子店，丽春院中到了嫖客，常差韦小宝去买。粽子整只用粽箬裹住，韦小宝要偷吃原亦甚难，但他总在粽角之中挤些米粒出来，尝上一尝。自到北方后，这湖州粽子便吃不到了。”

金庸的意思其实是，湖州粽子，天下无双，不仅嫖客爱吃，侠客也爱吃。见《神雕侠侣》：“甜的是猪油豆沙，咸的是火腿鲜肉，端的是美味无比，杨过一面吃，一面喝彩不迭”，吃了黄药师关门弟子程英亲手制作的“天下驰名”的江南粽子之后，杨过还要用粽子与她调情，即把吃剩的粽子用线栓了，掷出去黏住他写了什么“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碎纸，也算是把粽子给利用到家了。

湖州粽其实有一点好看不好吃，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肉食主义者，闽南的肉粽始终是我的最爱。因为他够大，够“烧”，过瘾。

事实上，除了闽南肉粽之外，京派和浙系的粽子都有一点偏甜。当然粽子一开始就是偏甜的，据《资治通鉴》之宋记十二：“癸酉，帝自帅羽林兵讨义恭，杀之，并其四子。断绝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闽南盛产蜜渍，却未曾以蜜渍粽。肉粽选上乘糯米翻炒，猪肉择三层块头卤过，再加入用酒、酱油和麻油炒香的香菇、莲子、咸蛋黄、虾仁、菜脯、卤肉汁及少许白糖，豪华版的，还会加进干贝和蛤干，最后用粽叶裹成一团蒸之，蘸调蒜泥、芥辣、红辣酱、萝卜酸等作料食之，肉香米香融为一体，丰腴甘美，爽极。

肉粽在闽南语中被读成“烧肉粽”，其实这里的“烧”字指的并不是做法，而是强调一定要趁热吃。外省人猛一听来，闽南语“肉粽”二字的发音与普通话的“蚂蚱”有些相似，其实，要真的论起个头来，若“烧肉粽”自认了一只肥母鸡，湖州或嘉兴的粽子就真的要沦为“蚂蚱”了。后者的小模小样，按鲁迅的说法简直可比中国旧式妇女的“小粽子式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