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

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我们曾力争在进入和平阶段前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2]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中苏条约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签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热、察[3]是临时性质。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由于这两点，我们想力争的那一批胜利果实就得不到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不力争的结果，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地位。他的有利方面是，有合法地位和大城市。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的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三，关于我们的地位。我们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这是蒋介石不能抹煞的，我们党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的；广大解放区的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我们党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四，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大城市和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外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做好。当然，即使工作做好了，我们得到了北平、天津，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是事实，所以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大城市的行动。

第五，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胡宗南[4]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其他的三个军去了山西，三个军在河南，一个军不知所在)，我们伸出拳头去，他就没有办法。同时，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这次他们缴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枪，可能引起新的矛盾。中央军、杂牌军共二百万，加上收编的伪军八十万，共二百八十万，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而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扩大。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

第六，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

第七，我们要求的条件，就是《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5]，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由书记处进行修改。十四条中除第三、四、五条外都是老的要求，着重于民主、民生问题。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第三、四、五条要求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和接受日军投降等是不得不提的，其中除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一项或许有旧金山式[6]的希望外，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编十二个师，就是为的等得到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国共双方面对面了，问题拖不下去了。

第八，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的，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评它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地位。

第九，最近两个星期的进军[7]是必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我们控制的县城已增至一百三十四个。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整训军队。解放区的人口和军队都扩大了，财政困难，穿衣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以后要缩编和搞生产。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气不能松，松下来就谈不好。

第十，和平时期的两项重要工作——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没有做好，今后要下全力认真地去做。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差不多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者不是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如外国不帮助，军队可能因谈判而缩小，内部不一致等等。现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的情况非常危险。但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自己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第十二，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8]，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9]。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第十三，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这回军队集中很好，但不便于过多集中的地方，应该根据吃饭、穿衣、有枪等条件加以改变。解放区可能要再来一个精兵简政。打仗一定要有利，没有把握的仗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不要增加人民负担，今冬要搞大减租，明春要搞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二

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解放区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和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都不同，因为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很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学会了做许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国、搞大城市工作。

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苏联红军不入关，这不是我们主观上的问题，日军不缴枪给我们，我们曾经力争过了。至于我们扩大地方是否是“左”倾机会主义?那也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占领了又退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种想法不对，退出了的地方，群众也得到了教育。插草为标时要搞大一点，到安居乐业时就搞小一点。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做城市工作。

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

谈判如果不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我们是否要打?应该打，但必须打胜仗。

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召开?如果实现了和平，就开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会议。

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所以回赫尔利的电报[10]是说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11]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

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12]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可以开会。

划定区域的问题，我们不提，因为我们要求承认一切解放区，但蒋介石是要提的。博古[13]同志提议把十四条归纳为六条，这个意见很好，交书记处再去考虑决定[14]。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一）和结论（本篇二）。

[2]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八月二十六日，这个条约正式公布。

[3]热，指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察，指察哈尔省，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一九五二年撤销。

[4]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二、撤退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危害全国人民和扰乱国际和平的内战。三、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四、容许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及其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五、容许中国解放区选出代表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六、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七、释放爱国政治犯。八、救济被难同胞。九、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十、取消特务机关。十一、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物的检查条例。十二、在一切收复地区，组织地方性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容纳中共及各方面抗日民主分子参加。十三、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十四、立即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6]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派代表组成。中共方面由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出席了大会。这里所说的“旧金山式”，是指出席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派代表共同组成。

[7]指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近两个星期内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对日军进行的全面反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坚决执行这些命令，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8]即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9]这里所说的周恩来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安排，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改变，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并于同日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他和周恩来可以偕赫同机飞重庆。

[10]指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复魏德迈的电报。电报说：“来电奉悉，极表欢迎。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请转达赫尔利大使并给交通便利为感。”

[11]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六），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国民党参加重庆谈判的代表。

[12]陈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均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3]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

[14]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书记处把原拟的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归纳成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写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