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四中国人究竟缺乏什么

作者: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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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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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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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4702字

中国人缺乏民主精神吗?不见得。中国古训讲“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承认旁人之精神,何等明白?还有中国最讲礼让,其一种尊重旁人之精神,充分可见。既然有此一根本点,则其余四点,相随而来,尤其富有第三点“讲理”之精神,俗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即其明证。


然而“民主”何以现在竟为一新鲜之物呢?我的回答是:中国人虽不缺乏民主精神,但他自古缺乏集团生活。集团生活,家族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西洋人则偏趋于集团生活之路,中国人则偏趋于家族生活之路。由于缺乏集团生活,故缺乏团体内开会取决多数之习惯——民主之第四点。由于缺乏集团生活,故缺乏团体不干涉个人自由之习惯——民主之第五点。换言之,中国所最缺乏者,是“政治的民主”。今天感觉新鲜者,亦只是“政治的民主”而已。乃至在政治民主上,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中国亦只缺乏民治(byhepeople)制度而已。关于此层,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里面说得很明白,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一层,在我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里,言之甚详。这里只说几句。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显然可见有下列四大短处:


第一是缺乏法治精神:亦即事事不按照法律来办,执法的精神不够,而且很容易徇情。外国人则比较守法,这就为外国人平素过集团生活,凡事在团体内,都一律办理,不能通融。团体人多时,非此不可。但在家庭之中,则一切情形,就要两样。有老,有壮,有少,有男,有女,有亲疏,远近,种种不同,应该要分别办。


第二是缺乏纪律习惯:所谓纪律习惯,是在人多的时候,能够有条理,有次序,并不因人多而紊乱,尽管人多,行动起来,还能敏捷,迅速,这就完全靠的是纪律。例如火车站,汽车站,电影场的卖票,在西洋人,凡是遇到这种事情,都要买票,依次办理,没有争先恐后的情形,中国人则不会有很好的秩序,这就是纪律的习惯没有养成。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第二次内政会议,出席者除各省民政处(厅)长外,还邀请各界专家,在会上讨论到如何开乡镇保民大会等情形。当时,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熊式辉就说:“不必要开什么乡镇保民大会,会决开不好的。”晏阳初先生也是被邀请的一个,马上立起来说:“我知道你们那里开会是开不好,因为你们没有办平民教育。”熊式辉又说:“不只我们江西人开会开不好,就如我们中央委员开会,也都开不好。”习惯之养成在平素,非短期教育所能为功,中国人,虽大学毕业者,一样开会开不好,这就是缺乏纪律习惯和组织能力。


第三是缺乏组织能力:晏阳初先生曾对我说过,有一个美国人向他说:“一个中国人是聪明的,两个中国人就蠢笨了。”这是说明中国最缺乏组织与合作。河南胡石青先生,曾遍游全球大陆,到过很多国家,见闻极广。他回国来述说他见闻的结论:“华侨的天份高,日本人及当地土人,逐处都赶不上,中国人行行都出色,虽强盗乞丐,亦为外国人所不及,在墨西哥,就有一华盗,非常出名。惟华侨,勿论作甚么,都是他个人本领的表现,而不是组织的能力,不能群策群力。”所以在华侨自身无组织,政府不知保护的情形下,中国人常常仍受日本人与土人的欺负。何谓组织能力呢?组织能力是比纪律习惯更高的能力。


习惯是可以被动的养成,如训练壮丁,可以把他们训练得有纪律,但还不能训练到使其有组织。组织是大家合拢起来,每一个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烦的商量办事;商量之后,能够有所决定,而且痛快的执行,这是为中国人所最不易见的。中国人有两偏,一是我作主,一切听我的;一是听人作主,自己甘于被动;最难得是不卑不亢,大家合拢来商量办事。譬如“五四”运动,其时我正在北大教书,当时学生运动,是很有名的,但学生会就组织不好,表面学生会轰轰烈烈,但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其中热心者,可以废寝忘食,这就是大家都让他作主的时候,一旦他的主张遇到阻碍,大家不听他的,马上就消极得一切不管,这就是缺乏组织能力的证明。


从前在邹平,我的一个朋友作实验县长,他跟我说:“中国人,真是没有办法。我有时下乡,看到地方应该要办的事,就集合当地民众,叫他们来商量,但总是商量不拢。末了只得由我从他们的几个意见中,采取一个办法,但办起来,很不痛快,因为那些意见未被采取的人,消极抵制之故。后来旁人告诉我说,当初不应该要他们商量,干脆叫他们办就好了。”这就是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这种耐烦商量的能力,互相让步的雅量,是团体中作一份子所必要者。既不是作皇帝,亦不是作顺民。有一个人说一句刻薄话说:“中国人不是作皇帝,就是作顺民。”其实中国人,都是皇帝,也都是顺民。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就是皇帝,出了门非常容易驯服妥协,岂不是一个顺民?总之,刚好不能够有组织能力,不能作民主团体生活中的一个人。


第四是缺乏公共观念:如合作社社员,对于合作社,政党党员对于政党,地方人对于本地方,国民对于国家,这些都是公共观念。大体上说,集会结社之事,在中国从前本来很少,所以对于团体观念,中国人比较缺乏。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提倡维新,着有《新民说》一书,他说:“中国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中国人过去太重私德,缺乏公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讲求。反之西洋却处处是团体。


此四大短处,全从一根本事实演来,此根本事实为何?那即是家族生活偏重(正面)集团生活缺乏(负面),此一事实在中国自古迄今一贯到底,未曾改变。


所以若问:中国人究竟缺乏甚么?我答:“缺乏集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