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十中国民族精神所在(1)

作者: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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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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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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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754字

我常常说,除非过去数千年的中国人都白活了,如其还有他的贡献,那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现代,欧美学术虽发达进步,远过前人,而独于此则幼稚。二十多年来我准备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求教当世;书虽未成,而一年一年果然证实了我的见解。在学术发达,而人祸弥以严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渐悟其一向皆务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于人。以致对于物所知道的虽多,而于人自己却所知甚少《观察周刊》第一卷二期,潘光旦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一文,说目前的学术与教育,已经把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人至今未得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落在三不管地带。美国嘉瑞尔(alexiscarrel)着《未了知之人类》(man,heunknown)一书,亦有慨乎此而作也……最近学者乃始转移视线,而致力乎此,似乎还谈不到什么成就。


何以敢说他们幼稚呢?在现代亦有好多门学问讲到人;特别是心理学,应当就是专来研究人的科学。但心理学应该如何研究法,心理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对象和范围),各家各说,至今莫衷一是。这比起其他科学来,岂不证明其幼稚!然而在各执一词的学者间,其对于人的认识,却几乎一致地与中国古人不合,而颇有合于他们的古人之处。西洋自希腊以来,似乎就不见有人性善的观念;而从基督教后,更像是人生来带着罪过。现在的心理学资借于种种科学方法,资借于种种科学所得,其所见亦正是人自身含着很多势力,不一定调谐。他们说:“现在需要解释者,不是人为什么生出许多不合理的行为,而是为什么人居然亦能行为合理。”语出心理学家麦独孤,mcdougall氏擅说本能,亦被玄学之讥。此自然不可与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体认为罪恶之源的玄学,视同一例;却是他们不期而然,前后似相符顺。


恰成一对照: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所谓“无礼之礼,无声之乐”指此);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在此);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


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惟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清明也,和谐也,皆得之于此。果然有见于此,自尔无疑。若其无见,寻求不到。盖清明不清明,和谐不和谐,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今日科学家的方法,总无非本于生物有对态度向外寻求,止于看见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机械一面。和谐看不到,问题却看到了。其实,人绝不是不成问题。说问题都出在人身上,这话并没有错。但要晓得,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


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不倡言性善),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见前引录《论语》各条),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谓“心之官则思”,所谓“从其大体……从其小体”,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岂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体作用之上,勿为所掩蔽。其“理义悦心,刍豢悦口”之喻,及“怵隐”“恻隐”等说,更从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后则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斩截了当,使人当下豁然无疑。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这话是不错的。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


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当人类文化未进,全为禁忌(aboo)、崇拜、迷信、习俗所蔽,各人意识未曾觉醒活动,虽有却不被发见。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会,如果宗教或其他权威强盛,宰制了人心,亦还不得发达。所以像欧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语此。到近代欧洲人,诚然其个人意识觉醒活动了,却惜其意识只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驰骛于外,又体认不到此。现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面靡不迈越前人,夫何待言;但在这一点上,却丝毫未见有进。惟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精神独早,其人生态度,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乃悉以此为中心。虽因提出太早牵掣而不得行,然其风尚所在,固彰彰也。


在人生态度上,通常所见好像不外两边。譬如在印度,各种出世的宗教为一边,顺世外道为一边。又如在欧洲,中古宗教为一边,近代以至现代人生为一边。前者否定现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后者肯定现世人生,就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谁曾看见更有真正的第三条路?但中国人就特辟中间一路(这确乎很难),而殊非斟酌折中于两边(此须认清)。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副精神倾注之所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以上均见《论语》)试翻看全部《论语》,全部《孟子》,处处表见,如此者不一而足,引证不胜其引证。其后“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二千余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之所特有,无非反复辨析其间之问题,而坚持其态度。语其影响,则中国社会经济亘二千余年停滞不进者,未始不在此。一直到近代西洋潮流输入中国,而后风气乃变。


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宽泛言之,人生向上有多途;严格地讲,惟此为真向上。此须分两步来说明:第一,人类凡有所创造,皆为向上。盖惟以人类生活不同乎物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其前途乃有无限地开展。有见于外之开展,则为人类文化之迁进无已;古今一切文物制度之发明创造,以致今后理想社会之实现,皆属之。有存乎内之开展,则为人心日造乎开大通透深细敏活而映现之理亦无尽。此自通常所见教育上之成就,以致古今东西各学派各宗教之修养功夫(如其非妄)所成就者,皆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