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离

严歌苓说，在美国当作家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优越感。进校第一天，她穿着很正规的白衬衫牛仔裤，谁知却招来一道道奇怪的目光。原来美国读写作的都是一些个性十分张扬的人，看不起成批量生产的新服装，情愿到旧货商店里淘旧货，每个人都穿得邋遢兮兮，看到她这么规规矩矩的打扮，还以为是学会计专业的跑错了教室。班里的同学都是美国人，除了穿着另类，这些学生似乎都在有意与主流社会对抗，看不惯资产阶级，对社会底层的人或有色人种充满同情。班里有个女生白天上课，晚上去跳脱衣舞挣钱，美国学生觉得这很正常，如果表现出吃惊，反倒显得土气了，所以她开始时总是尽量不让自己露出土气和狭隘。

生存总是最紧迫的事，严歌苓说她在美国什么都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姆、售货员和助教。在中国写作常要专门去体验生活，可当生存成为第一需要时，这种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严歌苓嫁的是一个美国人，丈夫原是个很有前途的外交官，懂得包括中文在内的8种语言，曾在中国工作过两年。可就为了与严歌苓结婚，他丢掉了外交官的饭碗。严歌苓也为此几次三番地被fbi（联邦调查局）传讯，甚至被要求作测谎试验。原因就是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严歌苓说这是她在美国受到的最大的人格侮辱——“美国的法律应该是无罪假设，可他们对我一开始就是有罪假设”。32岁的外交官最后为了爱情不得不结束了外交生涯，严歌苓的英语却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语言高手的督导而日渐熟练。严歌苓说丈夫不允许她在讲英语时有任何语法错误，这使她在以后的写作受益非浅。她的第一本译成英语的《白蛇》就是丈夫和她一起翻译的。严歌苓说她正在着手写一个长篇，将以测谎事件为主线，书名暂定叫《谎测》。

严歌苓自觉英语学得已相当不错，正在准备用英语写作。“今后我的中文版就用中文写，英文版就用英文写”。她认为翻译的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往往很难表现出作品中原来的韵味——不是过火，就是不够。而如果直接用英文写，就会用英文来思考。“学英语使我用词更简练了。英语中的动词十分丰富，有动感。”她的体会是写要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动词多了给人在上有一种速度感，形容词用得多就有点学生腔了。“当然这也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给国外报纸投稿，都要求文章短，这就必须节省每一个字，让每一句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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