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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歌苓的长篇《寄居者》

侨报

“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回到中国，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旅美知名女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寄居者》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在回答自己对于新书的看法时，刚刚在台湾家中跑步机上下来的严歌苓有点气喘吁吁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

“听”来的寄居者

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上海。美籍华人女孩may爱上了一个刚刚逃离集中营的犹太男子彼得。那时赶上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彼得逃离被屠杀的命运，may把一位爱上她的美国青年勾引至上海，让彼得用他的护照与自己一起逃往美国……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孰是孰非？

故事的原型来自柏林墙。严歌苓和丈夫去柏林旅游时，听闻了这个像的真实事件。一对年轻人在东柏林订婚后，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未婚妻，几年后仍无法忘怀。偶然中，他在欧洲见到一位与他未婚妻相似的女孩，他勾引了女孩并把她带到东柏林，然后让未婚妻用欧洲女孩的护照回到了西柏林。

飘忽的寄居者

《寄居者》集中且直接地表现华人的寄居状态，又从华人的寄居状态探索至其他种族的寄居状态。对这些寄居状态的心理产生共鸣的，也许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每一个人。

严歌苓坦率地表示，自己和中的may都是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夹在两者之间，总有种飘忽不定的感觉。

“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为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

严歌苓和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天时，他们有时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唐人街公交车上广州人的口音，会嫌恶地说起唐人街里的蟑螂，“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另一方面，当严歌苓回到中国，却感觉自己依旧是一个边缘人，“中国在我缺席的20年里，改变非常大，很多人的感情和文化都变化了。即使回到中国，曾经的一切也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乐观的寄居者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严歌苓乐观地认为寄居者的身份也有好的一面。“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寄居者这种角度给了我新鲜的感觉，使我更沉静，对什么都不认为理所当然，都会玩味、品评、不由自主地把中国和寄居国做比较。社会、观念、情感表达方式、语言、食品……一切。比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语言。”

她就是在这种比较中，越发感觉出中国语言的魅力，她说：“没有哪一种文字像唐诗宋词那样美，那样有图画感，那样有音乐感，那样有色彩感，而这些都是旧体英文诗所不能相比拟的。”

彼得说：“这公平吗？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过去如何。”

我朝他扬手：“再见了，明天一早还要挣口粮钱。”我心里说的是另一句话：“我的小彼得，我没有过去，我的过去空下来在等你，原来白等了一场，你的过去那么无情地背叛了我的过去。”

我的样子一定可恶而狰狞。他可真局外，真冷静啊。——摘自《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