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2

作者: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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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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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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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0414字


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


第32节抗战以来自述(3)


个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极,我的意见未被采纳。结论是:我个人可以单独进行,不与大家相关。黄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要进行,我劝你先问得张岳军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君劢先生对我说:你欲晤张岳军,我可替你向他约个时间。张表方先生亦鼓励我。我接受了几位先生的美意,自愿试一试看。


3月4日乘张岳军先生过访,相谈甚畅。他还提到二十八(1939)年秋间,我从华北回来,力主军队应属于国家之说,当时不过一空想,而今则居然得到两党的承认,何等可喜。又说: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国之道更无余义矣!但我提议请他们与周君恩来直接商谈委员会事,他却说且待请示最高当局再说。于是我再三叮咛,请其于请示好之后,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访君劢先生,恰又与岳军先生相遇。他说:今晚蒋公在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他亦被邀陪坐,届时定可答复我。而在他走了之后,君劢极力劝我不必等待他,尽可先访周恩来。我想亦无碍,就去访周,未谈眼前具体之事,而从根本大端上有所讨论,如军队统一于国家等问题。其详容另记。到晚上,嘉陵宾馆席散后,岳军招我于一旁,问我曾否进行,若未进行,过了明天再说。我转问何故。他答:蒋公定于明天(6日)亲自代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并希望参政会对此问题有所表示。所以我们看了明天的形势再进行。言罢,匆匆分手。


周恩来的意见


我闻言,急觅君劢商量。我说:不知蒋公将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作何表示?假若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之宣布,参政会之表示,作一转圜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圜,我愿尽今夜做一度努力,请你代约岳军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蒋公出席参政会之前,能洽商一结果。君劢允为照办。我即刻访周倾谈,当夜宿于周家。


我对周君诚恳地爽直地说出下列两层要紧意思:


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嘱托张岳军候我消息。我们都是爱护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来请教你,要赶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俾大局从此转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商量时最好请你与张岳军直接谈,而第三者参加讨论。委员会事确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员会解决,请先出席参政会,以慰各方之望。周先生答复我的话,总结有下列几层:


一、由于王秘书长(世杰)何部长(应钦)连日在大会上的两次宣布,我们出席参政会问题,可说已成过去,不必再谈。我们固不知蒋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响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里,坏亦坏不到哪里。——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开参政会出席问题,我们不拒绝任何的商谈。像是各方合组委员会的问题,尤所愿谈。委员会如成立,一定参加。


三、同张岳军先生直接谈,无所不可,梁先生问得张先生同意,我马上去见他。


四、前于3月2日有一件签呈,系以周恩来名字,作为下属长官(不作为党派关系)口气,列举几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处扣车,某处扣人,几个月不发下护照等等,请求委员长批交各该机关制止或纠正者,请转恳张岳军先生向委员长促请早为批下。——能批一“查明办理”的字样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话,第二天据实转告张先生,张表示且待过了下午再商。


这天(6日)下午蒋公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词义严重,并且话很长。报纸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着参政同人临时动议,表示盼望中共参政员出席之意。其决议文,和中共参政员的答文,均经揭载于报纸,此亦不叙,彼此一往一复文章愈多,彼此间的距离愈远。我适有自己事待办,亦就离渝回乡了(我居住四川璧山县乡间)。


参政同人继续努力


听说我离渝期间,大会上有某参政员(陕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关涉到陕北边区和十八集团军,亦经议决通过,此事后来亦生影响。


10日我自乡赶回重庆,大会已行闭幕式,因闻张岳军先生将于翌日返成都,特于夜雨中偕张表方先生访之。我对他说,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明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则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蒋先生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我们都盼望你能帮助他。岳军先生似颇以为然。他说他十天后将再来重庆,希望我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开罢过去,中共问题原无时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尽力。13日午由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张、左及我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蒋公传见周恩来


14日下午闻讯,蒋公手谕张冲转周恩来,约于15日下午见面。据说自上年冬以来,周君屡次求见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刘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系军令军纪问题,叶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必须服从,无多少商量。而周君则代表共产党,不见周即不愿落于党对党的问题上也。忽然传见,意必有话商谈。


待到17日晚间,周、董各位回请我们吃饭之时,周君将15日谒见情形,说给我们。则据云并未谈到要紧处,蒋夫人先面见,甚亲洽,蒋公后出来,亦无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问题来说,仅提到3月2日的签呈,请早赐批示,蒋公谓这很容易。又谓你可再写了来,周君自云本日(17)遵即再度写签呈八件递上。前次系一签呈列举多事,今改为一事一呈,委员长喜欢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


第33节抗战以来自述(4)


委员会组织草案


在我们想,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王秘书长(世杰)亦向同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遂根据从前我们的四条意见,经他协助,草成一个委员的组织章则。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记。大致是这样: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


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


五、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王秘书长前任法制局长多年,对于起草法规具有专长。其一条一条的文字,都经苦心斟酌,并不像我写的这样拙笨,但大意确是如此。


19日我们五人先在秘书处与王君洽谈后,约好20日面呈蒋公核定。20日中午原系蒋公宴请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廿五人。饭罢留下我们五人细谈。对于草案认为可行,仅将常委改为三人至五人,委员改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无改动。问我们若未曾与中共谈过,可即往商谈。


委员会之难产


22日我们约了周、董两位于君劢家谈话。即以委员会草案给他们看,而征其意见。周君说话虽多,但重要争点则似无几。最重要只有一点:他们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我们说:此委员会必有系属之处,与其系属于政府,不如属于参政会。并且大会已闭幕,我们准备由驻会委员产生出来(且准备作为主席团的提议)。因为照驻会委员会的新章增加了建议权。周君亦认为不妥。他指出此届大会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议决(特别是陕西某参政员的提案),使他们落于绝对不利地位,他们无法再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而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委员会。他又指出驻会委员会的建议,照章程上规定以不背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员会不合于大会议决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员会所行者不合于大会所议决,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坚决地说: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员会时,他亦要坚辞不担任。


我们觉得他的话相当有理,亦不强争。更恐除此点外,尚有其他问题;恐周君意见外,延安尚有意见;故结论请其以草案全文电达延安征问后,再作讨论。周君谓一二日必有复讯,遂约于24日再会面。


23日午前我们同访张岳军先生。——他已因国民党中央开全会由成都来渝。我们将一切情形都说给他,并表示我们已不考虑这委员会隶属参政会的问题,须另想办法。他觉得其他办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无办法。不过,若不属于参政会则委员会的名称即又成问题。因为当然不再称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而亦不能秃头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那就很费思索了。最后我个人声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张君劝我等待有结果再去。


在此期间,蒋公夫妇曾请周恩来夫妇吃饭(是为第二度见面)。其确期,今指不出。据闻仍无重要谈商。


24日午后,如约与周君等重行会见,忽有某君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君亦称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27日再谈。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隐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强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异者,25日我国际宣传处收录敌人广播,此委员会乃为东京所宣说出来。


27日同人与周君等再相会见。周君报告延安意见共有七点之多。其中大问题有二: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同人闻讯均有难色。而周君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极痛苦的几件小事签请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自己让步。同人互商,认为双方诚意不足,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君声明外,同时向王世杰先生声明,托其代陈于蒋公,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


29日一早我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


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


这一段经过的叙述至此为止。末了,要总结来说几句论断的话。


这结论在我胸中有若干话欲说,但在笔下能写出发表的,却只两点,如后。


一点是:事虽无成,而在全国团结(或统一)运动上却已有了进步。说老实话,我是要求统一的(看以后所述自明)。不过我认定统一要从团结得之。所以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国家统一不统一,于何处决定呢?那无疑是以军队的统一不统一为决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军队,任你如何说国家统一亦是假话,而且内战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军队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就是为此。许多朋友听见我的主张,都笑我太书生。,,绝对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说,乙如此说,丙如此说……几乎没有人赞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摇惑起来,怕是距离事实太远,实现无望。然而武力统一,强迫地将军队收归一处我是早确认其无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败。倘若和平统一是空想,武力统一又是徒劳,则中国岂非没有统一之日。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军队统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这一信念,总算从经过事实中,没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从华北游击区目睹我军,回至大后方,倡言军队须统一于国家之时,虽赞成的很少,而到这次参政同人商量向两党提出我们的主张意见时,却被列为最重要之一条,并且得到几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联署。这给我的鼓励不小。更增我希望的,两党皆慨然同意,并没有碰钉子回来。廿八年切实指教我,说我是幻想空想的张岳军先生,亦转过来替我乐观。还间接听到张君劢、李幼椿(璜)二位转述何部长应钦、陈部长立夫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朋友谈话,或以军队脱离党派为莫大之幸,或以军队直属国家为素所主张。不论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认为是进步。。


今事虽未成,这一句话却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说那委员会没有成,就令委员会成立,亦不免吵闹一场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种委员会即未吵过,其事见后),军队统一亦不易办成,但我以为尽管不成,而原则已昭示天下,。,。,总有一天要交出给国家。所以这原则的承认,实在是统一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既有进一步,就不白努力;当然我要再努力下去。——这是第一点。


又一点是:看清楚事之所以无成,都为第三者太无力量。在四十日的经过中,,;,。,。,,我们没有力量于其间。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来。,,。,?,,。,。,,,。,却亦有一种和平正义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难好转。今后再度努力的方针方法就是如此。——这是第二点。


就以上面两点,为此一段经过的叙述作结束。


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


第34节抗战以来自述(5)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叙述后,我们翻转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


抗战之前,我本来是在山东做乡村工作,其详情不叙在此篇。现在只叙逼近抗战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从这一讲演中,说明了我平时努力的乡村工作和抗战的关系,使读者了解我四五年来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我们抗敌的情绪已经紧张了。6月13日我在成都省党部大会场,作了一次“我们如何抗敌”的讲演。事缘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屡次函电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经过南京、武汉飞到重庆、成都两处,曾为一个月之盘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讲演(有时一天两三次),此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厅长蒋志澄先生陪着去,地点借省党部,性质是公开的任人来听,事后成都各报皆有登载。今撮举大意如下:


开首:今讲“我们如何抗敌”一题,是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们乡村工作和应付当前国际问题的关系,嫌我们缓不济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之理。


次段:中国今日要抗敌,应采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为不足。中国常备军虽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备军便无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过可用一时而已,万万不足用。非化民为兵,求之于无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为我们的国防军备是不足以和敌人为主力之决胜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内溃。


三段:假定上面的话不错,就必得认定两点去下功夫:


一、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


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


从第一点,就是求得无限兵力的法子;从第二点,就有了如何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难;民众都缺乏组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灵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们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然而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因此,前认定两点或作功夫者,核实只一桩事而已。


这一桩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七段:为何定须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点:


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


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


八段: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们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完了。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众。其奔走事实经过见后。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7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甚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庐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5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


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今记其内容如次:


开首: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今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者,在此。


综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


次段:指出这三点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最近才统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条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来。(中略)此其内容实包括有:


一、国家行政以讫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关于第一项,是为要适应战时动员需要,将中央地方军政一切机关系统化,合理化。(下略)


关于第二项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来的主张。那就是廿二年应教育部之约,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关于第三项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当时亦声明将另成专篇讨论之,后来亦是没有写。(下略)


总起来,我是采取两大方针:一方向统治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第三辑我的主要经历


第35节抗战以来自述(6)


四、国防参议会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11日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心里则认为已经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12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意来。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而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可谓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常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较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后改半年一集会。政府报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册,数目字很详细,各部长朗诵一番。形式整齐,而意味却减多了。大会有议长,议事有规则,提案有手续,表决算人数,种种形式当然比较从前好看。开会时车马云集,亦甚热闹,但按实来,却按不到一点东西。


邹先生书中,说国防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上的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亦未见过。这大致是事实。我们收到的聘函,原来就是密件(开首称密启者),所以没有向外发表名单。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然正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语对政府有所启发,或往复斟问使我们得所了解。邹先生又说“代理主席汪精卫把大家意见口头转达政府当局,有时亦把当局意见口头转达给该会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实。然而比较后来参政会上文书印件传来递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无用。我想中国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正应当矫正。而见于有名的英国宪政,全靠习惯和精神,不假条文规定;似乎我们亦不要尽在条文上作功夫,而要培养起宪政的精神和习惯,才有希望呢!


三、国防参议会组织及职权的条文规定,亦许有的,我却未看见。我只记得第一天的会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以何为标准原则。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代主席汪精卫对于头一问题,大致回答说着重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选任。对于第二问题,则分三层:一层是政府认为时局严重无比,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听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层政府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层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如何应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现在想来,三层之中,实重在第三层。不只是政府主观要求在第三层,末后收到一点效用亦在第三层。


论到第一层,大家怀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的,军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为众议所集中的,约有三四点。头一点要调整政府机构,使之合理化,简便化。因为五院各部会太庞大,不合战时需要。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减少。曾慕韩先生创为“袖珍政府”之议,主张缩小组织,取其轻便,易于移动。此一要求,实是众议所同,。大抵裁减人员容易,裁减机关较难;裁减小机关容易,裁减大机关较难。政府迁武汉后的改组,各部曾有裁并,五院就不行。


再一点,要发动民众。三一点,要成立民意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一点,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尚联名提出这几点,恳切地面呈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