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现在手里有二十八法郎，可以再去找活干了。鲍里斯还在鞋匠那里住，不清楚谈了什么条件。他还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儿又借到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有朋友，多数是跟他一样的前军官，有的是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开出租车，少数几个是吃软饭的，有的成功地从俄国带出来钱，开修车行或者舞厅。总体而言，在巴黎的俄国人都吃苦耐劳，在忍耐时运不蹇方面，比可想而知的同等阶层英国人表现要强得多。当然也有例外。鲍里斯跟我说过他曾见过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此人经常光顾高档餐馆。如果侍者中有位前俄国军官，这位公爵会打听出来。他用完餐后，友好地把这个侍者叫到桌前。

“哎，”这位公爵会这样说，“这么说你是个老兵，跟我一样？现在交了背运，不是吗？好，好，俄国士兵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军团的？”

“某某军团，先生。”那个侍者会回答道。

“很勇敢的军团！我一九一二年检阅过。对了，我不巧把钱包忘家里了。我知道，一位俄国军官能慷慨地借给我三百法郎。”

那位侍者身上有三百法郎的话就会奉上，然后这笔钱当然就一去不回。这位公爵如此这般骗了很多钱，大概那些侍者也不介意上当。公爵毕竟是公爵，即便是流亡的。

从俄罗斯流亡者那里，鲍里斯听说有条路子，笃定可以搞到钱。我们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鲍里斯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没人不爱国，不过——摩西不是说过什么坑一坑埃及人吗？你是英国人，当然读过《圣经》。我是说，你不反对挣共产党的钱吧？”

“对，当然不反对。”

“哎，好像巴黎有个俄国人的秘密团体，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帮咱们。他们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团体，接触流亡的俄国人，设法吸收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有个朋友加入了这个团体，他觉得咱们去找的话，他们能帮上忙。”

“可是他们怎么帮咱们？反正不会帮我，我又不是俄国人。”

“关键是这里：他们好像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站，需要有关英国政治的文章。咱们马上去找的话，也许他们会出钱请你写文章。”

“我？可是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啊。”

“扯淡！他们也不懂。谁又真的懂什么政治？好办。你从英语报纸上抄一篇就行。巴黎不是有份《每日邮报》吗？从那上面抄。”

“可是《每日邮报》是份保守派报纸，他们反感共产党。”

“嗯，《每日邮报》登什么，你反着写就行了，保准错不了。咱们千万别糟塌这个机会，我的朋友。说不定能挣几百法郎呢。”

我不喜欢这个点子，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盯得很紧，特别如果还是外国人的话，我已经被怀疑了。几个月前，有暗探看到我从一家共产党周报的办公室出来，警察已经找了我一大堆麻烦。要是让他们逮到我去这家秘密团体，闹不好我会被驱逐出境。然而这是个大好机会，不容错过。那天下午，鲍里斯的朋友——也是个侍者——来把我们带去见面。那条街名我忘了，是条破败的街道，从塞纳河边往南，国民议会附近。鲍里斯的朋友要我们千万小心。我们装作在街上随意闲逛，记住了要进哪个门口——是一间洗衣店——然后又踱回来，一边留意所有的窗口和咖啡馆。如果别人知道这里是共产党出没的地方，很可能有人监视。我们想好了万一看到谁哪怕有一点点像暗探，便打道回府。我吓坏了，但这种鬼鬼祟祟的事让鲍里斯兴致勃勃，完全忘了他是要去跟杀害他父母的人打交道。

我们肯定平安无事后，快步走进了洗衣店。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俄国的先生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我们爬了几层光线阴暗的楼梯，到了一处楼梯平台，有个体格健壮、板着脸的短发青年站在最高的楼梯处。我上去时，他狐疑地看着我，伸出胳膊把我拦下，并用俄语说了句什么。

“口号！”见我没接上话，他厉声说。

我愕然停下脚步，没想到还得说口令。

“口号！”那个俄国人又说了遍。

鲍里斯的朋友走在后面，这时上前用俄语说了些什么，要么是口令，要么是解释。听了后，那个态度粗暴的俄国人像是满意了，把我们领进一个小而破旧的房间，毛玻璃窗户。里面看起来是一间极为寒酸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文宣传标语和一副印刷粗糙的巨幅列宁像。桌前坐着一个只穿着衬衫的大胡子俄国人，正在往报纸的包装纸上写地址，他面前有一堆。我进去时，他跟我说法语，口音很重。

“太不小心了！”他小题大作地叫道，“你们来的时候，干吗不带一包要洗的东西？”

“要洗的东西？”

“谁来都要带上要洗的东西，让人看着就像是来楼下的洗衣店。下次带一大包吧，我们可不想让警察瞄上。”

这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了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他们用俄语谈得不亦乐乎。对方开口的只有大胡子，板着脸的那位歪靠着墙，眼睛盯着我，好像对我还怀疑。我感觉怪异，就那样站在一个钉着革命标语的秘密小房间里，听着别人说话，却一个字也听不懂。两个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夹着微笑，还会耸肩膀。我想知道谈的都是什么，觉得他们会互称“小父亲”，还有“小鸽子”和“伊万·亚历山大诺维奇”等等，就像俄国里的人物，谈的都是跟革命有关的事，大胡子会不含糊地说：“我们从来不辩论，论争是资产阶级的消遣，我们用行动来辩论。”然后又琢磨他未必会这样说。他们让我们出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付（我们总共才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手头宝贵的钱，付了五法郎现款。

鲍里斯掏了钱，那个板着脸的人看上去没那么怀疑了，坐到了桌子边上。大胡子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一边在一张纸上做笔记。我是共产党员吗？算是同情者吧，我答道，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我清楚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噢，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关于工党，还说了几句不屑的话。《体育报》呢？我可以在《体育报》上撰文吧？（在欧洲大陆，足球莫名其妙地跟社会主义挂上了钩。）噢，当然，我又说。那两个人都神色凝重地点点头。大胡子又说：

“显然，你对英国的状况有透彻的了解。你可以为莫斯科的一家报纸撰写系列文章吗？我们会跟你详细交代的。”

“当然可以。”

“那好，同志，我们会通过明天第一班邮差通知你，要么也许是第二班。我们开的稿费是每篇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着带一包要洗的东西。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翼翼地往洗衣店外面看街上有没有人，然后才溜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得意忘形，觉得应该破费一下，便就近冲进一间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根雪茄。他出来时以拐杖捣地，满面笑容。

“盼到喽！盼到喽！哎，我的朋友，咱们真的时来运转了。你跟他们应付得挺好，听到他们叫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天哪，运气多好！”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邮差来了，便冲下楼去小酒馆收信，失望的是没来。我在房间里等下一班邮差，还是没信。三天过去了，我一直没收到那个秘密团体的信，我们心灰意冷，推断他们肯定是找了别人写文章。

十天后，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团体的办公室一趟，特别记着带了一个包裹，看着像是要洗的东西。秘密团体不见了！洗衣店里那个女人一无所知，说“那些先生们”在付不出房租的情况下，几天前就搬走了。我们站在那儿拎着一包东西，样子可真够傻的！不过有所安慰的是，我们只出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

此后我们再也没听说这家秘密团体怎么样了，他们是什么人，或者说他们的真实面目如何，谁都不晓得。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跟共产党毫无瓜葛，觉得他们纯属骗子，骗的对象为俄国流亡者，方式是冒称一个子虚乌有的团体来诈取入会费。这样做很安全，无疑他们还在别的哪个城市干同样的勾当。这些家伙很聪明，表演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办公室完全就是共产党秘密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带一包要洗的东西，那可真是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