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耳畔萦绕的雨声(2)

作者: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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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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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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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972字

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迷宫。在1995年前后,我都已经参加工作几年了,我路过古城山,看见溶洞门口建了一座庙,香火十分鼎盛。同车的人说,那是陈进国父亲建的,香钱一年收入过万呢。我十分惊讶。陈进国初中毕业去当了兵,退伍复员后在市区开了一家“西雅园酒家”,距我单位五百米。他是我班发迹最早的一个人,那时年收入就有几十万。他和我们来往得很少。


一次,我的一个女同学对我说:“你能否去陈进国那里,要回五千块钱?”


我说,他那么有钱,怎么会向你借钱呢?女同学说,不是借的,托他办户口,给了五千,一年多了,他不办也不退钱。隔了两年,“西雅园酒家”关了门,陈进国不知去向,十几年啦,我们都没有他的音讯。据黄志刚说,陈进国离了婚,财产留给了妻子,落了一屁股债。至于为什么欠债,也许只有陈进国自己知道。


不得不承认,那时我们都是一群贪玩的人。姜永忠、黄志刚、陈进国、汪海峰、章仕旺、杨礼标,都是“着名”人士。老师一说起这些人,头就摇得像个拨浪鼓。班上有一个叫章仕旺的,个头最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历史老师叶开炎戴一副老花镜,讲红军长征。老师问:红军长征经过哪些地方呀?黄志刚说:“临湖。”叶老师把眼睛拉下鼻梁,悬着额头,走到黄志刚的桌边,说,你学的是谁的历史。黄志刚狡辩说,我不是说长征经过临湖,是说我的笔在临湖买的。周老师说,你真是无耻。周老师鼻子吸吸,一颗粉笔打在章仕旺的头上,说,你个流氓,上课还吸烟。章仕旺站起来,一根烟管藏在裤兜里,说,我不抽烟就要打瞌睡。我们哄堂大笑。章仕旺抽旱烟,有一根短烟管,烟嘴包着黄铜,他不爱说话,他看不惯谁,就冷不丁地把烟嘴敲在谁的头上。他有一个远房外公在郑坊街上开杂货店,他一个星期去两次外公家,去一次,偷一次黄烟丝,用作业本的纸包好,放在衣袖里,带回学校。姜永忠则喜欢练武,哪里有人打架他就去哪里。在我们寝室,三天两天给我们表演鲤鱼打挺。他爸爸是学校里的老师,住在我们宿舍隔壁。中午饭我们都在寝室里吃,围着一个大木箱,吃咸菜,不是腌菜肉就是黄豆酸萝卜。姜永忠端一个小碗,半碗菜半碗饭。他把碗放在木箱上,爬上床,吼一声,说,表演一个动作给大家看看。我们鼓掌。表演完了,他碗里的菜全被我干光。电影《少林寺》公映后,姜永忠对武术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上课也把汗衫卷裹在腋窝底下,老师看不惯,说,你要么打赤膊要么穿得整齐一些,你这种做派是流氓的做派。姜永忠说,我腹部的六块肌肉不露出来就难受。他站起来,六块肌肉像六个算盘子。邱世彬对姜永忠的六块肌肉不屑一顾,说,有一次我和他打架,我手抱廊柱,斜着身子,飞起一腿,把他踢倒在水洼里,他抱着头就走了。我读师范的那年,姜永忠当兵去了。他寄来照片,胸前抱一把吉他,英姿勃发。在师范三年,我们一直通信。他恋爱了,来信通报一下,失恋了,也通报一下。有一次他割了包皮,也特意来信。我俩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来往很少,十年见不上两次面。我们都相互陌生了。


他做小家电销售,天南地北。他是一个很难让人产生信任感的人,有痞性,但我确实很惦念他。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国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站在合唱团的后排,神情肃穆,把自己幻想成五四时期上街奔走的小青年,热血在胸腔翻滚。男生穿草绿色的运动服,女生穿白色短袖和各色短裙,台下是全校的师生,黑压压的一片。歌咏比赛在古旧的郑坊中学礼堂进行。明瓦(玻璃瓦)散射的光线仿佛是时光的灰尘,与粗壮的圆柱、倾斜的房顶、浮动的脸庞,在美声的午后,充盈别样的欢乐和忧伤。指挥是班里的女生,是文艺委员,叫陈震宇,扎一条马尾松,穿纯白的连衣裙。


她娇美,饱满,她挥舞的双手让我想起拍打翅膀的蜻蜓。她那么简洁流畅,让我无由地愉悦——她哺育了我对女性敬慕、审美、衷肠的情感(也许是一生的,尽管那时我才14岁)。班里的女同学似乎都有绰号。尖嘴饶金红,翘嘴刘晨腾,沙溪妈祝小英,鼻涕糊徐华英,老茶壳陈蓝英,抓心李桂梅……陈震宇绰号扁嘴。不过我觉得她嘴巴扁得很可爱,笑起来露出满口石榴牙。


我们虽然在乡间中学就读,但我们男女同学间并没有乡村的羞涩和隔阂。


那年春天,杜鹃花开遍了山野,饶北河的汛期还没有到来,学校组织全校近千师生去二十华里外的九牛水电站春游。有的背锅,有的背面条,浩浩荡荡,像一支行军的队伍,沿灰尘漫天的土公路,溯饶北河而上,开始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野炊。九牛水电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河谷有九个巨型石头,像形态各异的水牛,故地名叫九牛。我们在河岸上,用石头架一个土灶,捡拾枯枝,煮面条吃。我记得,一路上,我和王长兴都在耍嘴皮子。他说他英语考了三十五分,他妈妈煮了两个蛋给他吃,表扬他英语进步,因为上一次才考了十七分。


王长兴和我是睡一个铺的。在整个中学时代,我、王长兴、邱世彬、冯献江、徐跃平,都属于铁杆死党。冯献江年龄最小,不爱读书,每天早读,他就去街上用饭票换煎包子吃。家境属我最差,王长兴父亲是华坛山第一批万元户,邱世彬父亲开了私人诊所。中午,我们躺在床上,王长兴给我们讲《书剑恩仇录》,一天讲一章,听得我们课都不想上。他家离我家有五华里,偶尔的星期六晚上,我会徒步去他家玩。有一次,他村里放电影,我提了一大包枣子去看电影。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枣子一个不剩。我们住在他家二楼,喝了很多水,引起腹泻。每次下楼上厕所,楼板会蹬得“咯咯”响。


他奶奶问:“你们怎么啦,还不睡,天都快亮了。”我们捂起嘴巴笑。那天晚上,我们各上了七次厕所。他奶奶是个很温和的人,对我十分友善,我隔了一个月没去他家,他奶奶会问王长兴,枫林那个孩子怎么不来玩了呢。


徐跃平是我班上第一个结婚的男同学。他初三转到城镇中学读书,也在那年谈恋爱。读了一年,他退学了。他爸爸叫他读书,他说,读书可以,我要结了婚去读。他爸爸哭笑不得。我读师范的第二年,即1987年冬,他写信给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希望我去参加他的婚礼。我是班上唯一参加了他婚礼的同学。我骑着自行车,摸黑找到他家。他穿一件乡下裁缝师傅做的西装,神采奕奕。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是两个脸盆和两幅挂历。之后的二十年,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小镇作为我们的聚合点,也终将成为我们的告别之地。它温暖湿润的气候,带给我们几分妖娆。街道明亮幽深,石板路油亮,烟雨缠绕。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徐远华在县城开了家汽车修理厂。黄志刚当了乡财政所长。徐忠东当了卫生院长。邱世彬自己开矿,当上了老板。汪海峰在深圳发了财。李卿雨当校长。王长兴在公安局上班。符艳英,饶金红在老家教书。杨礼标还在部队里服役。刘晨腾在财政局上班。张国鸿从供销社下岗,在浙江打工。董典东成了石匠师傅。梅东亮在招商局当领导。赖国华在反贪局工作。汪文东1991年考上军校,不知道现在在哪儿。饶金红和徐忠东结婚,是班上“硕果仅存”的一对。全初文嫁到福建晋江,办了一个工厂。汪小荣在厦门安了家。李桂梅嫁给华坛山人,相夫教子。陈震宇、祝小英和我,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我们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去她们的工作之地沙溪玩。我们除了同学之情外,还有真挚的朋友情谊。其他同学都没有音讯。


现在,中学的围墙拆了,建了密集的小楼房。校大门建得更高更大。我回老家要经过中学,我只看得到大门。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只听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老师都到城里买房安家。今年四月十八日中午,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读初二的杰杰遭同学勒索钱,杰杰不给,就被那个同学用扫把打伤了,手背打裂开,在医院里缝了八针,跟老师反映,老师话也不说,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还不让人进。我不认识校长,连名字都不知道。我打听到了校长的电话,我挂了电话过去,说:“我是郑坊中学早期毕业的学生,向你反映一个情况,一个叫傅日杰的初二学生被人打伤了,还在医院里。他是我侄子,希望学校处理一下,安慰一下。”电话里传来一个酒气十足的声音:“我当校长的,怎么会管这些事?”我就把电话挂了。隔了十几分钟,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刚才不知道你是谁,对不住了。他说了许多好话,请求我原谅他。我说,我没有给你提要求,你当校长也太没有责任心,你以为你校长就是山大王,了不起,怪不得郑坊中学年年考试都是全县倒数。


我差不多有十来年没有去郑坊中学了。我的任课老师都调往县城,或已退休。当年他们上我课的时候,都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的班主任徐声渊老师住在我家对面的小区里,我经常看见他买菜。他戴一副眼镜,弓着背,脸色红润。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命运转弯拐角,大学没有毕业,就回到老家为我们服务,也因为那段经历,他始终没有出现更广大的转机。他为人敦厚,学识渊博,备受我们爱戴。在1980年代,郑坊中学是上饶县的名校,有些教师是全国重点大学下派来的知青,他们带来了文化和视野。那个年代,在郑坊中学毕业的学生,有很多读博士硕士,有几个还出国留学。我们都贪玩,但我们都没有因此而荒废学业。我记忆中的郑坊中学是一所简易的乡村中学,一栋主楼三层,是主教学楼。围着操场建设的是平屋、盖瓦,是初一、初二教师和学生宿舍。操场中间有两棵白杨,冬天的时候,金黄的树叶随风飘摇。宿舍前的梧桐,高大茂密,阔叶翻飞。紧靠公路的是鹅卵石砌的围墙,暗黄色,墙根上附着厚厚的爬墙虎。食堂的右侧有一口冬暖夏凉的水井,青苔密布。我们把水桶扔进井里,嘣的一声,水花溅起,月亮浮上来。


(《青岛文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