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文章 将军(2)

作者: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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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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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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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042字

吴佩孚头脑里的传统观念是扎了根了,举手投足都是传统的规范!曹锟曾有恩于他,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都不能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登上总统宝座后只知道在后花园里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在洛阳,远远地打量着老上司的胡闹,也不愿背上“犯上作乱”的骂名;无论局势如何反复,他还是稳坐钓鱼台——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


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唯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冯玉祥送上门的大礼包,逼成了一把能灼伤人的利刃;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外国人的拉拢,外国人送的武器,都被他一概拒绝。


我们可以替吴大帅设想,只要他不那么“固执”,稍微圆通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历史也会是另外的样子,但历史不能假设,起吴佩孚于地下,饱读诗书的他还会以关羽、岳飞为模范,从此处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宋襄公曾被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嘲笑为蠢猪。


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京,蒋介石劝他南下,他回电说:“世上有桃源则去,未有则不去”,有人劝他搬进天津租界,他有句名言,不借外债,不入租界,不纳小妾。


吴佩孚的发妻张佩兰是一个普通小店铺老板的女儿。两人结婚时吴佩孚还是一个破落的穷秀才,后来吴佩孚辉煌后,始终不肯抛弃其糟糠之妻。更难能可贵的是,两人无子女,其妻劝吴纳一小妾,不要断了吴家香火,吴不从。


一九二二年,一个德国贵族女子,迷上了吴佩孚,不远千里跑到洛阳,当面向他求爱,被断然拒绝,该女子还不死心,回到上海,不断给吴佩孚写情书,几个月后,所有的情书都被没开封的退了回来,最上面的一个封面上写着“老妻尚在”四个大字。


吴佩孚最让人称道的是他的民族气节,早在他一九二四战败下台时,日本人就表示要出钱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当时就拒绝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用外人插手。”比起挟洋自重的人来真是让人肃然起敬。


一九三七北京被占领了后,身在北京的吴佩孚就更加显眼。日本人制订了“南唐北吴”计划,要其出山,但吴佩孚表示,日本人不撤兵就不从政:“我文天祥还是做得了的。”一九三八年,汪精卫投敌后,日本人又制定了“汪吴计划”,并派汪大汉奸找他协商事宜,吴佩孚找了各种借口,就是不和汪精卫见面,回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真是对汪精卫的绝好讽刺。


吴佩孚是熟悉历史的,他用洪承畴和被俘的抗清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来讥讽汪精卫。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公祠”。洪承畴和孙兆奎的这一段对话在历史上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吴佩孚让汪精卫再回重庆,这批判的武器的回答也够让汪精卫心里窝火的。


后来日本着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求情说日本陷于战争泥潭:“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


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


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吴佩孚居住的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


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


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汪精卫也曾亲到北平,约吴佩孚前往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官邸,商谈合作。吴佩孚断然拒绝,说:“我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到日本人那里去谈什么东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吴佩孚吃饭时,饺子馅里的骨头碴儿嵌入牙缝中,顿时疼痛难忍。听说吴佩孚患了牙疾,日本方面表现了过于热情的关注,驻扎在北平的川本少将、华北汉奸组织“治安总部部长”齐燮元等人,带着牙医前来探视。


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及幕僚见他们来势汹汹,本能地上前阻拦,但被川本带来的宪兵赶出卧室。日本医生手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刺向化脓的牙槽,而是直刺玉帅的咽喉。只听一声惨呼,吴佩孚圆睁双眼,口中血如泉涌,就此离开人世。吴佩孚死后,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吴死后,在北平成立了由社会名流和生前好友一百八十多人组成的“吴上将军治丧处”。治丧期间赴吴邸吊祭者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从什锦花园胡同的“吴公馆”到德胜门内的拈花寺,京城撒纸钱高手绰号“一撮毛”的全福沿途撒纸钱六百多斤。


吴佩孚下葬的那一天是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六日,北平城刚下过一场大雪,冷风飕飕,滴水成冰。吴佩孚的灵柩过处,路旁站满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说话,只听到一阵阵轻轻的啜泣声,许多人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这是北平市民自发地为吴佩孚送行。那纸钱在空中回旋、翻飞,似昨天的雪接着下,漫天遍野,低的气压让人难以忍受,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这种场面让人感受到陆游诗歌里描写的“遗民泪尽胡尘里”


的哀痛,纸钱翻飞,人们在为一个人招魂,在为未卜的前途哀伤。


吴在死前曾有一副自撰的对联,这基本是夫子自道: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如今怕再没有这样风雅的舞文弄墨的军人了,没有文化营养的宝剑或许要锈迹斑斑,诗词吟哦的将军只能在历史中去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