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维护法律的公正黄老与黄老刑名学的运用(1)

作者:林嘉文

|

类型:生活·百科

|

更新时间:2019-10-06 16:20

|

本章字节:11692字

黄老刑名与宗教


文景之治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黄老之术。然而,这个道家思想的一大流派却并非常人想象的那样单纯,黄老之术不仅仅有着宗教色彩,还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其中,黄老之术与法家刑名学的联系尤为紧密。


人类社会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问题,时代、国家的先进或落后从来都不取决于制度,而是取决于文化。文景时代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时期,是因为当时统治阶层所宣扬的文化,以发源于道家思想的黄老之学为主,而非后世所宣讲的儒学、法家之学。


黄老之术源远流长。道家思想诞生于中国的轴心时代,这派古老的思想学说在日后的演变中大体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老庄之学,一派就是黄老之术。相较于老庄之学,黄老之术更早地被官方接受,战国时的田齐就十分推崇黄老之术,至于老庄之学被广泛认可则要到东汉以后。


黄老之学体系庞大,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派别,黄老学派自然也有代表作,就是在1973年冬天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当然,学界目前对此书仍存在争议。按照顾颉刚的说法,这些东西全是老子学派的人伪托黄帝的名义编的。然而笔者更认同王葆玹先生的说法,王先生在其《黄老与老庄》一书中谈到:“……它(《黄帝四经》)的成书应当是在田齐桓公午即位后的几年,它的作者应当是桓公午初设稷下学宫时的稷下先生。”也就是说,黄老之术是由齐桓公时的稷下学派弘扬起来的。


由于稷下学派包容了各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比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鲁仲连,法家的慎到,墨家的宋钘,名家的尹文子,等等。这就注定了黄老之学肯定要涉及各家思想,特别是在刑名之学上,黄老学派见解独到。


帛书《黄帝四经》中的《称》篇说道:“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物将来,其刑先之。”《经法》篇又说:“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


意思是说,天地万物之有名是从无名中来,自然之理使人类有刑有名,而自然之理的本身却是无刑无名的,“刑名”的产生源于“顺其自然”,将这种思想拓展到治国方面,就是无为而治,并顺应自命“名”、自定“刑”的“民之自然”。


所以正是由于黄老之术的自身原因,使得它能比老庄之学更早地服务于政治。黄老之学和主张刑名学的法家思想联系一直十分紧密。法家申不害、韩非等人的思想正是出自于黄老之术,黄老学派在刑名研究上的成就尽管为老庄学派所不齿,但它确确实实是一种被设计出来为政治实践服务的理论。它所主张的顺应“民之自然”的刑名学说更是在西汉初年得到了充分实践。


关于黄老之术在刑名学上和先秦法家的区别,也就是黄老学派刑名学的特点,王葆玹先生在《黄老与老庄》一书引论部分的第一节中总结了三点。


第一,黄老之术在法律的制定方面,讲求应该顺应老百姓的愿望而不是由独裁者自行设计法律;


第二,在黄老学派眼中,法律必须对人情和社会道德、民意有所照顾,而不是严峻无私、不讲情面;


第三,黄老学派评价人的时候,会将人的才能与道德品质放在同一高度来衡量,而非重才不重德或重德不重才。


另外,王葆玹先生还提出,在黄老之学的体系中,实质上还包括某种宗教学说。这一点满足了西汉初年统治者希望利用国家宗教来维护统治的要求。


仔细想来,这样的构设实质上是完全合理的,西汉初年政局动荡,各方势力在汉帝国这棵“大树”上盘根错节,统治者一方面需要宗教来安稳——甚至可以说是来控制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鬼神之说来寻找一种自我安慰,并维护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而黄老之术既具有政治思想又具有哲学思想,显然是统治者的不二选择,且黄老学派自身就有依附于政治的渴望,自然是两情相悦,黄老之学的宗教性质由此奠定。


黄老之术的宗教性质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祭祀五帝和太(泰)一。至于封禅一事,由于西汉时期只有汉武帝举行了封禅,因而反倒显得没有郊祭那般重要。


“太一”的含义近似于上帝,而“五帝”则是指赤、黄、青、白、黑五帝,秦朝和汉初时这五帝分别在雍郡的下畤、上畤、密畤、鄜畤、北畤接受供奉,他们即是黄老宗教中的神灵和象征。


公元前205年,刘邦东征项羽失败,五十六万汉军被项羽带着三万人马击败。刘邦的老脸实在没地方搁,心灰意冷的他只能寄心于鬼神。他向周围人问起过去秦朝都祭祀哪些神灵,有人告诉他,秦朝祭祀的是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四帝,刘邦就说:“我听说天上一共有五帝,为什么秦朝只祭祀四位啊?”


众人沉默许久,刘邦也想了半天,最后说道:“想来这是天意要让我凑满‘五帝’的数啊,哈哈。”此时的刘邦因为打了败仗,自尊心大受打击,所以找着机会就要夸一夸自己,他才不管别人会不会在背后嚼舌根说他很自恋。


刘邦兴冲冲地让人修建了黑帝祠,命名为北畤,自此“雍五畤”全部建成。同时刘邦还将过去在秦朝管祭祀的官员都召集到了一起,分配给他们新的祭祀任务,叮嘱他们按时祭祀。


刘邦此举奠定了汉朝与黄老宗教的紧密联系,日后汉朝的统治者不断加强对黄老之术的推崇,频繁祭祀黄老宗教中的各路神灵,黄老之术的威望日渐增高。


黄老宗教与汉初政治的结合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国家宗教,政治性更为明显。同时,黄老宗教还与东汉的道教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黄老宗教在后来被儒家取代后,经自身改造衍生出了道教,与儒家相抗衡。黄老宗教的生命力很顽强,它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铺垫了这么多,终于要引入正题,回到文帝朝的记述上来,让我们先来看一份文帝前元十三年的诏书:“现在主管祭祀的官员祭祀太一、五帝和其他鬼神的时候,总说是百姓造成了过错和灾难,我认为这完全是胡闹,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事了。”


诏书下达之后,之前被废的齐、淮南两国所祭祀的山川神灵也被刘恒“接”到了中央政府,来按时享受祭祀。


文帝十四年,刘恒在鬼神祭祀的要求和改善措施方面,又下达了一份更为详细的诏书,诏书中说道:“自打我继承祖宗家业,掌管祭祀天地与宗庙以来,到今天已经走过十四年了,岁月悠悠,我这么一个不聪明不智慧的人却掌管天下事这么久,实在是惭愧万分。我治理的国家社会安定,百姓幸福,这几年庄稼收成也很好。”


“我这个人没啥好的德行,凭什么享受这些呢?这都是神灵的恩赐啊。”


“所以现在我要增加敬献给神灵们的祭品数量。大臣们建议我应该给‘雍五畤’增加一辆帝王的乘车,并配上全套的车马用具;给西畤、畦畤各增加一辆木雕车、四匹木马和全套的车马用具;给黄河、湫渊、汉水的神灵各加两件玉璧。其他的祭祀场所也要扩大规模,增设祭祀用品。”


“过去的君主都是广布恩泽但不求报答,进行祭祀也是为了黎民苍生而非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他们对贤能之人的推崇超过对亲人的重视,总是先考虑天下苍生再考虑自己,简直英明无比。”


“但是我最近听说,官员们每次祭奠神灵总是在给我求福,而不是祈求神灵保佑黎民百姓。我何德何能啊,真是惭愧不已。像我这么一个差劲的人却在独自享受神灵的庇护,而不能和老百姓一同分享,这实在是罪过啊。我要求以后官员祭祀光向神灵表达敬意就可以了,不要再为我求什么福运。”


这两份诏书中的信息点有三。


首先,刘恒讲到了宗教问题,也就是祭祀。


刘恒的诏书明确表达了对祭祀一事的高度重视。实质上,不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是十分看重祭祀的,所谓“儒道同源”,它们都来自于殷周宗教,因而十分注重祭祀,这是殷周宗教的特点。刘恒崇尚黄老,自然也看重祭祀。


其次,刘恒将神灵凌驾于苍生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宗教感,同时让老百姓树立起一种对于黄老宗教的绝对崇拜,而黄老宗教是把握在刘恒手中的。因为黄老宗教的本质是服务于政治,是为了迎合执政者。所以说,刘恒要借助宗教的名义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


第三,刘恒借机强调了神灵的庇护应当着重在民,一方面是将自己和苍生划清界限,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尊崇黄老所提倡的顺应民意,即顺应“民之自然”,将黄老宗教定位成为民造福的工具。这样一来,作为宗教实际主宰的刘恒,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了为民造福的形象。


刘恒频繁地在祭祀问题上进行调整,这表现了他心中对黄老宗教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然而,文帝时期的黄老宗教却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一条邪路。这份诏书仅仅是一个引子,在它后面,各路牛鬼蛇神都纷至沓来。我们将会看到黄老刑名学是如何在文法吏身上得到成功的实践,也能发现宗教异象背后那些方士们的身影。


黄老之术定天下


西汉自曹参执政以来,就一直秉持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到了刘恒执政时期,伴随着黄老之术的繁荣,黄老刑名学也登上了汉初政治的舞台。在这个问题上,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张释之为代表的、践行黄老刑名学的文法吏的发迹。


汉代政府自高祖时期以来,从上到下都是极其推崇黄老之术的。向我们透露这个信息的人就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曹参。


在萧何还没死、丞相的宝座还和曹参没什么关系的时候,曹参在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那里做相国。当时天下初定,刘肥也很年轻,曹参作为跟着刘肥他老子打天下的功臣元老自然想扶他一把,于是召集了齐国境内所有的顶级儒生,一起开会商讨如何把齐国治理好。可惜这些儒生全都是外强中干,说大道理一套一套,要论怎样管理老百姓却没人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此时曹参听说齐国的胶西郡有一位精通黄老之术的盖公,于是向他请教。


盖公就详细地把清静无为、使民自治的一套学说给曹参讲了一遍,曹参听后大为佩服。思想上脱胎换骨的曹参从此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包括后来接替萧何担任丞相之后,他依旧是终日饮酒作乐,清静无为,一切都按萧何原来的做法办。他还劝汉惠帝不要随意改变刘邦时期的政策,所谓“萧规曹随”即是如此。


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历经了三朝执政者,黄老学派的治国之术已经在中央政府取得了绝对稳固的地位。而事实也证明,出身于齐国稷下学派的黄老之术在解决汉初民穷国贫、经济萧条的问题上也确实效果非凡。推行黄老学派提倡的休养生息政策乃是大势所趋,刘恒发扬黄老治国之术则是历史的必然。


很明显,刘恒也受到了黄老之术无为、寡欲的影响,刘恒在推行新政时极力强调顺应民意,以民为本,这就是顺应“民之自然”的表现。且生活中的刘恒吃住简朴,不穷奢,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设立儒家的那套仪礼,这也是寡欲。


此外,刘恒的皇后窦猗房也是一个十分尊崇黄老之术的人。她让窦氏家族的人和太子刘启都要认真读《老子》,这当然会引起一些儒生的不满。比如齐国有一个研究《诗经》的博士辕固生就十分看不起黄老之术,说了几句抱怨皇后不尊儒而尊黄老的话,引得窦猗房大怒,下令让这个不长眼的辕固生去单枪匹马地打一头野猪回来,好在此人最终得到太子刘启的暗中相助。刘启虽然也学习黄老之术,但对黄老之术喜爱之情多少要淡薄一些,比不上他的父亲。刘启赠予了辕固生一把好刀,辕固生才得以顺利杀猪归来,窦猗房一看人家成功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了,也就无可奈何,放了他一马。


前文讲过,黄老之术与先秦法家思想一样,都与刑名学的理论有关,只不过各自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罢了。文帝朝在这种黄老刑名学理论下诞生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文法吏,这其中的一位代表就是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


张释之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字季,年轻的时候整天和哥哥张仲生活在一起,大约张释之家里还比较有钱,张释之就因此当上了骑郎官。


西汉时期郎官都是需要花巨额钱财才能买到的。按照《汉仪注》记载,要想做常侍郎至少要五百万钱,且无固定薪水,一切用具全部要求郎官自备。因而能当郎官的除了功臣后裔和皇族姻亲以外,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想来这也算是西汉政府独特的生财之道。


做了郎官之后,张释之就成天在刘恒身边侍奉着。可大约张释之不是个机灵人,郎官当了十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更没博得刘恒的青眼。看到张释之前途无望,哥哥张仲就觉得自己的投资很失败,于是打算撤资让弟弟回家,毕竟弟弟十年来一文没挣,月月开销倒是很大,这放谁家都受不了。


张释之的伯乐就是前面出场过好几次的中郎将袁盎。按理说俩人都归郎中令管,应该是同事,但袁盎的官阶是比两千石,人家是正经高干,张释之自然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袁盎有一天突然跑去跟刘恒说,让刘恒多注意一下张释之,并夸奖张释之腹中有韬略,只是还没有获得良机罢了。同时他还建议刘恒让张释之补一个谒者的缺,也就是主管接引宾客的皇帝侍从,官阶六百石。


一天,张释之在早朝散了后磨叽着不肯走,不停地朝刘恒那里看,刘恒很精明,知道这小子想向自己表现表现,于是就让张释之发言,同时还特别要求张释之不要讲一大堆套话空话,要从实际出发来谈。


仔细分析刘恒所说的要求,这话刘邦跟叔孙通、陆贾这些儒生们说的很像,都很直接,不要花里胡哨之乎者也的那套没用的大道理,这也说明刘邦、刘恒父子俩都具有求实精神。当然,刘恒的态度还可以和他信奉黄老、杂用霸道的治国思想联系起来,他不喜欢听人讲三皇五帝尧舜禹那些久远、无用且虚假的事情。


总之,就是要让张释之就今天朝会上讨论的问题务实发言。张释之一看,十年啊,好不容易才换来一个发言的机会,于是搜肠刮肚,把能想到的主意都说了出来。他在刘恒面前滔滔不绝,从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讲起,深刻分析了文帝朝的时局,并大胆陈述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建议。


刘恒听后大喜,当即任命张释之做了谒者仆射,也就是谒者的头领,比原来袁盎建议的官职还大了许多,官阶比千石,每天在皇帝身边迎客送客,殷勤工作。


张释之的发迹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官场还是职场,抓住机遇是第一位的,因为机遇并不是常常都有,张释之十年才等来一个……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耐心有准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