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再版后记

作者: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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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古代·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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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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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376字

“飞雪迎春到”时,解放军出版社初次出版我的第一部回忆录《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


“山花烂漫”时,四川文艺出版社又热情再版我的电影《昆仑纵队》。


这两本书原是一对“双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密不可分:同一个题材——转战陕北,同一个名称《巍巍昆仑》,同一个时间——1981年出生。


那么,为什么又出了个《昆仑纵队》呢?我最初的题目是《巍巍昆仑》,可不少人认为“太虚”,于是,王震将军建议,改为《昆仑纵队》会更加吸引人,因为这是党中央的代号。


为这两个题目,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无法统一,直到1986年1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我们时说:“《巍巍昆仑》这个题目,第一次我看了‘不行’,第二次认为‘还可以’,第三次想来想去‘没有比它更好的了,那就叫《巍巍昆仑》吧!’”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场“争论”才算画了个句号。


可是,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1982年夏,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出版《昆仑纵队》一书。由于我的“忘年交”朱佳木(陈云秘书)的不懈努力,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病中题写了书名《昆仑纵队》。这四个大字,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金光闪闪,越看越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1983年2月出的《昆仑纵队》一书早已绝版,还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从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买来送我,并说无论如何要再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在此,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深深怀念和感激王震将军和一大批老革命家,正是他们领导和指挥千军万马,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忆录发表的《巍巍昆仑》电影文学剧本,是胡耀邦看过后我再加修改的第12稿。这个剧本的初稿是和《昆仑纵队》电影同时出生的胎儿。剧本经过上百人阅看和修改,特别是著名作家徐怀中和陆柱国字斟句酌;除了胡耀邦以外,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叶子龙等都仔细阅改,这实在令人感动。作品的成功,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尤其像《巍巍昆仑》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更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支持过我的逝去和健在的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巍巍昆仑》情有独钟,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和热情相助,这部作品是出不来的。


1981年是建党60周年,应中国著名戏剧大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之约,我下定决心将电影剧本改编成大型史诗剧《巍巍昆仑》。黄院长特地派导演张启德和我一起讨论。在张导演的指导下,我写一点,他看一点,边看边提意见和建议,最后由上海人艺打印成册。正在此时,西安话剧院特派曹景阳、赵克明专程来上海找我,希望把话剧剧本给他们。在征得上海人艺同意后,西安话剧院将打印本取走。西安话剧院和上海人艺同时把话剧本修改成演出本并在“七一”上演。西安话剧院后来在北京演出获得好评,并在陕西省获奖。本书发表的是上海人艺打印的我的原创剧本,而不是上海人艺和西安话剧院的演出本。


《毛主席转战陕北大事记》,是陈荒煤老师要我写的。初稿比较简单,但也得益匪浅,不仅为我创作电影剧本提供了一条历史的红线,还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周恩来年谱的参考资料。经过几次认真的修改,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郭洛夫的协助下,特别是中央档案馆让我看了有关的机密电报,这本《大事记》具有更加权威的史料价值。胡乔木在写作《回忆》时,专门抽空看《大事记》,爱不释手,甚至睡前一边泡脚一边看,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喜出望外”。临终前又对我说了一句:“你在陕北没有白待。”这是从1946年我们相识到1992年永别的46年间,他当面讲的唯一的一句表扬我的话。


本书首次发表的《从延安到西柏坡》日记片断,之所以特别珍贵,因为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史料。我从小爱写日记,一本又一本,尤其到了延安,每天坚持写,而且是当作散文练笔,每天的日记都有一个小标题,一个中心。可惜,在战争环境下,随时都要做好被敌人俘虏或牺牲的准备,而日记是最容易泄露秘密的。在转战陕北途中,每次行军前,昆仑纵队“四大队”(新华社)大队长范长江先要集合队伍宣布纪律,第一条就是日记要烧掉,而且,他那双锐利的目光不时盯着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写日记。这样,我必须把日记烧掉,再舍不得、再心疼也要全部烧毁。待行军到了新的驻地,我又赶紧把烧掉的日记内容追忆写下,好在我当时还不到18岁,记忆力特别好。然而,又要行军了,日记又得烧,这样烧了又写,写了又烧,不知经过多少个轮回,自然剩下的就越来越少,直到1947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到了杨家沟,战局才稳定下来,日记也保存下来,几乎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了。万万想不到,“文革”大难临头,胡乔木被批斗、抄家,我的日记虽和机要文件一起藏在保密室的铁柜子里,但终究是要被查出来的。而日记里写了多少人和事啊!一旦被发现,那要连累多少人呀!思之再三,我终于在1968年初春,把几十个日记本扔进熊熊大火里烧了。庆幸的是,烧之前,我把转战陕北的日记,尤其是1948年3月离开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这一段摘抄了一点点。就是现在发表的这一点点,三万多字,尽管少得可怜,然而却是无价之宝。


在范长江率领下,新华社转战陕北的人,从最初20多人到后来的120多人,没有一个人写或留下日记,如今活着的也只有五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张连生(88岁)、秦学(89岁)、杜牧平(91岁)、李宏烈(89岁)。日前,我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只有张连生头脑清醒,兴奋异常;其他三个人都开始糊涂了,或者听不见,或者说不清。他们四个人都是搞后勤和电务的,编辑部至今就剩下我这个刻蜡板的文书,脑子还算灵活,毕竟我是他们的“小弟弟”呀!


在这里,我衷心祝愿老大哥们健康、幸福、快乐!


当我写完《后记》时,又找到了一位1947年12月到杨家沟的郝亮平,蒙他题词祝贺,特向这位“四大队”的“小老弟”表示感谢。


《昆仑纵队》和《巍巍昆仑》既然是“孪生姐妹”,那么,《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这部回忆录,自然就成了这对“双胞胎”的“母体”。只有看了回忆录,你才能了解《巍巍昆仑》这部转战陕北的史诗巨片,从孕育到难产,经过多少曲折才终于出世。


我不相信“轮回”,但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循环和巧合。30年前,我请中宣部的挚友刘祖禹为《昆仑纵队》写了序言,但没有署他的名,而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室”名义发表。30年后,他又热情地为再版《昆仑纵队》写了《序》,题为《曙光就在前头》,并署了他的名。对此,我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知恩图报。我要深深感谢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央宣传部、总政文化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切支持与帮助我创作《昆仑纵队》的朋友们,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他比我年长十岁,至今思维敏捷,3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应我的请求,欣然挥笔题词。感谢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杨瑛当年对我的热情支持。如今她耳朵已聋,不仅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表示祝贺,又专门写信给我:“谢谢您没有忘记我!”我是一个十分怀旧之人,杨瑛是我的老大姐,也是我的老领导,我怎么能忘记呢?感谢回国伊始,立即挥毫泼墨,为本书题词。他长于书法艺术,但从不轻易为人题字。说来很巧,22年前,我在《胡乔木回忆》编写组,每天中午去中南海小食堂吃饭,同桌的人除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人,最常见的就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来,他公务繁忙,未再联系。不料,去年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又相遇了。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说:“你写了《看愚公怎样移山》……”从此,我们又联系上了。他除了用宣纸题字,又特地用电脑打字一份附上:“昆仑曾见乾坤转,一代英雄不世功。题”


可见,真正的友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从1983年到2013年这30年间,历史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条红线始终没有变——只要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就能无往而不胜!


我反复地想,“昆仑”是什么?答案——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党、军队、人民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党领导军队,军队来自人民,而人民既在党的领导下,又是党所依靠的根基。


历史已经证明必将永远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变成美好的现实。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要经历无数的坎坷和曲折,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像巍巍昆仑一样,千秋万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东生2013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