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涵上班不久就买了手机，每次下班回来路过香梅家门前，她总是举着手机通话，其实根本没有开机，只是装模作样拿了个架子。香梅看了心里就别扭，知道韩涵的样子是摆给她香梅看的。香梅暗自说，有啥臭美的，不就上了个班吗？

说归说，香梅整天在家里闲散着，闲得浑身发痒，骨关节咯咯吱吱响，她满心渴望能有个工作，使自己不成为一个白吃白喝的人。自己并不是啥也不能干，她会养猪会养鸡还会种地，但是随军后这些特长用不上了，自己竟成了个闲散人，这让她很委屈。

香梅觉得这样闲散下去，能把一个活人闲散死。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卖煎饼果子的，心里就闪亮了一下，心里说，煎饼果子有啥好吃的？就是一点儿面糊糊裹了个鸡蛋和两根油条，还不如我们家的大饼呢，却有这么多人买，我会烙大饼会做小咸菜，也可以出去卖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挣一分是一分吧。

朱文给香梅买了一个大平锅，买了一个炉子和一个小三轮车，香梅的生意就开张了。她在平锅上烙的大饼很有特色，皮脆而瓤嫩，瓤子一层又一层薄薄地重叠着，柔软而有韧性，用这样的大饼卷了她泡制了各种小咸菜，如茳豆角、鲜姜丝、酱黄瓜，等等，再加上些切碎的肉末，吃起来真是香到脾胃里。香梅每天早晨和晚上出去摆摊，生意挺火红，一天能挣七八十元，是她意料之外的，连朱文都惊讶地说，你一个月能挣我两倍的工资了。

摊位设在离兵营很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她担心在兵营附近经常会遇到朱文机关里的干部，虽然并不丢脸，也不能给朱文脸上增光彩，所以还是远离一些清静。

朱文自从她卖大饼后，每天的晚饭都需要他回家做，然后和儿子先吃了。她大都在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起初朱文还去接她，后来为了辅导儿子的功课，朱文就由她一人回来。这天晚上，朱文等到九点了仍不见她的影子，正准备去看个究竟，机关司令部值班室的一个小兵来敲门，对朱文说，朱参谋你快去看看，嫂子被抓到派出所了，刚打来电话，让你去领她。朱文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急忙骑自行车奔派出所。

去了派出所才知道，香梅是因为没有经营许可证，被城市监察执法人员抓来的。执法人员没收了她的三轮车准备往收容车上装运时，她抓住三轮车不松手，那些脾气不太好的执法人员就砸烂了她烙大饼的平锅，她当时就哭了。她就那么委屈地哭泣着被连人带车拉到派出所，然后就有一个警察审问她，说，你是哪儿来的？有暂住证有打工证吗？香梅说，我就是北京的。警察一看她的样子就知道是外地人，警察斜了她一眼，撇撇嘴，用那种嘲讽的口气说，你是北京人？住哪片的？北京人怎么说山东话，你也是北京人了！香梅感觉出警察看不起她，就说，我是部队随军家属，你说是不是北京人？警察犹豫了，同意香梅给部队打个电话，让部队干部来领人。

朱文给警察说了半天好话，把军官证掏给警察看了，警察的态度立即温和了许多，说，以后不要让她出来摆摊了，要摆就办理个手续，大街小巷都随便摆摊，咱北京城就乱了套了。朱文点着头，跟着警察到后院领人。后院有一个大棚子，里面抓了四五十的男男女女，都低头蹲着，门口有几个保安把守。朱文朝里扫了一眼，竟分辨不出哪一个是香梅，警察就喊，都抬起头来，谁叫香梅出来！众人都抬起头的同时，香梅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朱文，怔了怔后，才站起来走出棚子，走到朱文面前突然放声大哭。朱文看着她满脸的污垢，鼻子一酸也要流泪，但是警察还在旁边看着，于是他就强忍着泪水，伸手拍拍香梅身上的灰尘，像哄小孩似地说，别哭别哭怎么又哭了呢，行了咱们回家，回家再说。香梅半天才止住哭泣，说，还有我们的三轮车和锅呢，他们砸了我的锅。朱文就看警察的脸，说能不能把东西给我们？警察对一个保安喊，去，带她把东西找出来。

保安带着香梅和朱文去了一个墙角处，那里堆了许多没收来的车辆和各种工具。香梅在里面找出自己的三轮车，又把摔碎的平锅捡出来看了半天，知道不能用了，才恋恋不舍地丢了。那一堆杂物中，还有她没卖出去的大饼，她捡起来一张圆圆的大饼细看，已经脏兮兮的，就气愤地把大饼用力撕扯成一缕一缕的，摔在地上。

回了家已经十点多，儿子趴在床上睡了。朱文很殷勤地把饭端到香梅面前，她却一口不吃，坐在床上生闷气。朱文一个劲劝慰她，说平锅砸毁了咱再去买一个，以后就在兵营门口卖，安全保险，卖大饼也不丢脸，不偷不抢不嫖不娼的，你躲闪啥？

第二天，朱文又去买了一个平锅，香梅的摊位就支在了兵营门前，没想到生意比过去还火。兵营里有一千多名官兵，连队的伙食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兵们的口味又不同，难免对连队的伙食挑三捡四的，不少兵就恋上了香梅的大饼，摊位前排起长队，香梅一个人烙的大饼根本不够卖的，所以总是忙得不可开交。那天晚饭时分她正忙着，儿子朱武放学回来了，还带了个外国黑人小女孩子。这是初夏的季节，孩子放学时太阳还没有落呢。朱武因为一口的山东土话，同学们都不愿和他一起玩，但是外国小学生却没有什么地域观念，并且也很难找到知心的中国小朋友，于是这个黑人小学生自然和朱武走到一起了，并且成了好朋友。黑人小女孩就是离兵营不远处使馆一秘的孩子，她很想到朱武家里玩耍，但是走到兵营门口时，却被哨兵拦住。按照规定，没有特殊情况外国人不准进入营区，黑人小女孩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大小都是外国人，哨兵坚持原则，把朱武放进兵营，把小女孩挡在营门外。

朱武在营门内急了，又哭又骂的，就被香梅听到了。香梅不知道发生了啥事，丢下大饼摊子跑到门口看，弄明白之后就打了儿子朱武一巴掌，说，叔叔不让她进就别进了，你还不赶快回家吃了饭写作业？

训斥完了儿子，香梅急忙跑回摊子继续烙大饼，心里还恨着儿子，耽误了一会的工夫就少挣了两块钱呢。她紧紧张张忙碌了一会儿，天色渐暗了，摊位旁依旧排着长队，虽然她的腰早已有些酸痛，心里却高兴。就在她直腰活动一下的时候，不经意地瞥了兵营门口一眼，突然发现儿子并没有回家，而是隔着兵营的围墙正和那个黑人小女孩聊天。围墙是那种矮矮的花墙，墙上有许多花孔，两个孩子一个在外一个在内，脸对着一个花孔说话。香梅就叹息一声，烙出了两张饼，卷了一些菜，面前排队的小兵正要伸手接，她忙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两个不卖。她拿了两个卷饼跑到花墙外面，塞给黑人小女孩一个，把另一个从墙孔递给儿子朱武。她什么话也没说，那边摊位前的兵们还等着她哩，她在匆忙转身离开花墙的时候，伸手在女孩子的头上轻轻抚摸了一下。

香梅的生意在兵营门口火红了一个星期，部队大院的干部就有说法了，说，谁不知道在门口卖食品挣钱？可是这样下去，对兵们的思想影响太大，许多兵不愿在食堂吃饭了，每月的津贴费还不够买大饼的，一定会写信向家里要钱，时间长了，思想上就会长出绿毛。后来，部队首长就找朱武谈话，很理解朱武家属没有工作的困难，说要摆摊卖大饼，不要在部队门口卖，可以去工商部门申请个摊位，如果你家属在这儿卖大饼，张三的家属卖混沌，李四的家属卖包子，咱们部队门口成了啥？

朱文回家把部队首长的意思说给香梅听，香梅自然要牢骚半天，骂那些害红眼病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香梅知道大饼是不能在兵营门口卖了，她不想让别人对朱文说三道四的，朱文一个大男人，在单位是要靠脸面工作，她不能剥了自己男人的脸面。后来朱文去工商所跑了跑，发现要跑个摊位太难了，也就放弃了。香梅心里明白朱文的难处，也没再催促他，叹息着把卖大饼的工具收拾起来。

当然，她趁朱文不在家的时候，流了一些眼泪。

香梅又闲在家里。

她觉得日子懒散而臃肿，漫长而无聊。随着日子的闲散，她本来就肥硕的身子又膨胀了。她说自己是头猪，圈在这间小屋子只能吃喝长肉，还能干啥？朱文能够理解她，笑着劝慰说，长肉就长肉，我又不嫌你肉多，人家国外的女人都是肥胖型的，这样才算富贵。

人闲散了，脾气也就大了，香梅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朱文较劲，虽然并没有大吵大闹的，但是总弄得别别扭扭的，使家庭生活不那么行云流水般畅快。后来，一个同年入伍的老乡星期天来看望朱文，朱文就说了香梅的情况，说，香梅是不能在家呆着，时间长了心里都呆烦了，总无事生非地跟我找别扭。老乡建议让香梅先找个临时工干，说外面许多饭店贴了招工启示，可以去问一问。

朱文觉得老乡的话有道理，他就到附近贴着招收服务员启示的饭店咨询，结果饭店招收的服务员都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的饭店招收不限制年龄的洗碗工，但是工作却太辛苦。后来找到一家个体小商店招收一名临时女工，帮助商店卖冷饮，朱文跟商店的女老板谈定，每月工资三百元，商店负责一顿午饭。按说工资并不高，但是朱文考虑的不是工资的问题，而是给香梅找个事情做，只要轻松，不挣钱都行。

香梅就去了商店，干得挺有精神，晚上睡觉前经常把商店里发生的故事讲给朱文听，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讲。最初朱文还能认真听，听多了就觉得没意思，不等她讲完就睡了，香梅也不生气，第二天晚上接着讲。

大约快干满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商店来了一个很时髦的姑娘，要买一支“可爱多”雪糕。香梅从冰柜里取出雪糕递给姑娘时，发现姑娘的另一只手拎了许多东西，于是就替姑娘剥去了雪糕纸。姑娘看了看香梅，说，我不要这支了，你再给我换一支。香梅说这支怎么啦？我已经给你剥了纸，你不要谁要？姑娘气愤地白了香梅一眼，说就是你剥了纸我才不要呢，我嫌脏！香梅觉得这个姑娘太不讲道理，帮了她的忙反而被她咬了一口，于是就和姑娘争论起来。北京的姑娘嘴皮自不饶人，吵闹得许多过路人都围着商店看热闹。正巧商店女老板回来了，问清原由后，当即从冰柜拿了两支雪糕送给姑娘，还一个劲地道歉。等到姑娘离开了商店，女老板开始训斥香梅，训完了后，说两支雪糕的钱从香梅的工资里扣除。其实两支雪糕也就十几块钱，但是本来香梅就很委屈，一听还要扣她的工资，她就跟女老板争吵起来，吵到最后，她一甩手回了家，死活不干了。

后来，女老板派人把香梅的工资送到了家里，香梅干了二十七天，共二百七十元。送钱的人还特意说，老板没有扣除那两支雪糕钱。

香梅接了钱，鼻子突然一酸，哭了。

就在那天夜里，香梅梦见了过去老家里的猪，那猪饿得皮包骨头，在圈里死命地叫。香梅突然间坐起来，大声说，我的猪！朱文被她惊醒了，看到她呆呆地坐着，问怎么了，她忙说没事，做了个梦。但是第二天晚上，她又是在梦里叫猪喊鸡的，朱文就不满地说，你折腾啥？不知道我早晨要出操！她一声不吭地躺下了，等到朱文睡熟时，才悄悄起来，趴在窗户上向外看，希望能看到一丝月光，但是却没有。

对着窗外的黑夜，她想起老家的许多声音，有狗叫有鸡叫，有牛吼有马嘶；想起了许多面孔，有男人有女人的，有活着也有死去的；想起了许多往事，有张三偷了李四的鸡，李四偷了王五的女人，等等，都是那么清晰那么温暖。当然，她还想到了来北京前的那个晚上，几个叫她嫂子的汉子，是如何笨手笨脚地偷偷捏了捏了她的腿。想着想着，她的眼泪就流出来。

终于熬到了“八一”建军节，部队又和地方有关部门联合搞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洽谈会，那些一直没有工作的随军家属又满怀希望地去参加“洽谈”。香梅也去了，而且去得很早。几个用人单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没有看上几个随军家属。本来，这些家属就是上次没有洽谈出去的“库存”，自然条件差些。最后，只有环保局答应接受两名随军家属，可是家属们都不愿意去。说是环保局，其实就是去当清洁工人扫马路，谁心里都清楚。眼看洽谈会就要结束了，一直坐在后面的香梅突然拽了拽朱文的胳膊，示意他去报名，但是朱文却咬着嘴唇摇头，香梅就自己站起来，说，我去环保局，啥时候能让去上班呢？

许多随军家属都扭头看香梅，看得朱文低着头不敢抬。

回了家，朱文一直不吭气，脸色灰灰的。香梅理解他的心思，说，你咋啦？我都没觉得丢脸，你倒抬不起头了，有啥丢脸的，不就是扫地嘛，扫人民大会堂也是扫地，扫江泽民办公室也是扫地，扫哪里都是扫。那天中午，香梅特意做了几个好菜，看她的心情还是满愉快的。她觉得总算有了份工作，据说工资在一千多元，比朱文的工资还高，有啥不好的？挣钱就行，终于可以给自己的男人减轻一些负担了。在北京，一家三口靠朱文自己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朱文脚上的那双皮鞋，前面已经开了胶，像张开的鸭子嘴，香梅催他几次，让他再买一双新的，他嘴上答应着，却一直还穿在脚上。老乡们聚在一起，香梅打量着别人的男人，都是亮亮的皮鞋。有一个喜欢显摆的老乡，每次总要让香梅猜猜他的领带或是一件衬衫值多少钱，每次香梅都猜不对，因为那价钱确实贵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这个时候，香梅就偷偷观察自己的男人，心里便滋生出异样的酸楚。

八月中旬，香梅上班了，分管的那段马路离兵营很远，而且上班的时间早。香梅不会骑自行车，朱文天不亮就起床，骑着自行车送她，然后还要赶回来出早操，要弄饭给儿子吃了上学，所以每天早晨朱文都忙乱得一塌糊涂。一次，他的裤子口没有扣死，敞开着，站在队列前整队，队列里就发出哧哧地笑，朱文没有觉察到，严肃地说，大家注意，队列里要严肃。站在一边的一位首长就提醒朱文，说，朱参谋怎么没关好门就来出操啦？朱文仍没弄明白，还对首长说，是没关呀，我儿子在呢。结果，队列里爆发出响亮的笑声，一向严肃的首长也开心地笑了。这时候朱文才发现大家的眼睛都瞅他的裤腰下面，低头一看就明白了，当时尴尬地满脸绯红。

朱文只送了一个星期，香梅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决定要学骑自行车。朱文就给她买了，利用休息时间在部队大院里学。香梅那肥硕的身体，学自行车自然费力气，虽然有朱文在后面给她扶住，但是仍一次次摔倒。身体灵巧的人摔倒了也没啥大事，但是她摔倒后的样子就难看多了，而且摔得也重，发出沉闷的声音，像一只成熟的柿子从树上掉下，半天爬不起来，院子里围观的兵们便哄堂大笑。香梅也不恼，爬起来再骑。农村女人的那种韧性是让人惧怕的，一旦这种韧性发挥出来，没有能够阻挡她们的困难。香梅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而她的动作也越来越凶猛，那样子似乎是在征服一匹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