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到城里去(8)

作者:左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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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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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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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246字

在此之前,宋家银还没想过一定要到城里去。杨成方长年在外,家里总得有人守摊。在夫妻的分工上,宋家银遵守的还是传统的分工方法。杨成方是外线人,是打外的。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家里人,是主内的。两个孩子正上学,她每天要给孩子做饭吃。家里喂得有猪有羊,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个活物一张嘴,每张嘴都会叫唤。一张嘴打发不好,能叫唤成十张嘴。


这些都离不开她。她辛辛苦苦建设这个家,为了比别人强,为了让别人看得起,她的荣耀在家里。她要是到了外头,谁会认识她呢,谁会知道她的荣耀呢!她总不能像蜗牛一样,走一步就把房子背在自己身上吧。就算她把房子背进城里,城里人谁会看得上蜗牛的壳子呢,说不定一脚就把壳子踩碎了。宋家银把家看成是她家的根据地,把根据地建设好了,保卫好了,进城的人干着才放心,回到家才有一个稳定和温暖的窝儿。城里是挣钱的地方,也是花钱的地方。人还没进城,就得先花一笔车费。宋家银不想花那个车费。可这一次,宋家银不进城是不行了。


高音喇叭在村长家院子里的杨树上响,村长的老婆在喇叭里喊:“金光家妈,来接电话,北京来的电话!”村长家的杨树很高,树上的喇叭是居高临下。喇叭的嘴巴很大,嗓门也很高,喇叭一响,全村的人都听见了。这表明村里通电话了。因为电话的线路少,只有村长家安了电话。外出的人来了电话,都是打到村长家里,由村长家里的人通过大喇叭喊人去接。用大喇叭喊人带有传呼性质,是收费的,传呼一次,收一块钱。村里外出的人多,打回的电话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村里打电话。电话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上海深圳,也有山西新疆内蒙古。一部电话,把全国的大城市都连起来了,把各地的消息都接收到了。听到村长的老婆在大喇叭里喊她时,宋家银正在厕所里撒尿,刚撒了一半。金光家妈,肯定是她,她儿子叫杨金光。让孩子把娘喊成妈的,也只有她家。电话是北京来的,这也很对,因为杨成方在北京工作。杨成方从来没往家打过电话,这一次怎么想起来打个电话呢?宋家银激灵了一下,没等把剩下的一半尿撒完,就边提裤子,边向村长家跑去。电话不是杨成方打来的,是杨二郎打来的,杨二郎告诉宋家银,杨成方让人家给抓起来了,弄走了,关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宋家银的脸一下子白了,连嘴唇都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同时,她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拿电话的手哆嗦得像拿着一件小型振动器。别看她对杨成方那么厉害,其实这个女人的胆子是很小的,事情一到她头上,她就吓坏了,她就蒙了,六神无主了。村长老婆就在她身边,一直瞅着她的脸,她的嘴。杨二郎说话的声音很大,不用说,村长老婆也听见了。村长老婆见她拿着电话的嘴,找不到自己的嘴,就教她说话,让她问为啥。那么她就问:“为啥?”


她问得小声小气,像是被谁掐住了脖子,脖子变得像电话筒子一样细。杨二郎说,他也说不清楚,听说是拿人家的东西了。偷人家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拿人家的东西。这种说法宋家银明白。村长老婆继续让她问,拿人家啥东西了。这一次宋家银没有听村长老婆的,她大概记起自己的面子了,替杨成方辩护说:“杨成方那么老实,胆小得跟虱一样,他怎么敢动人家的东西!不会吧?”杨二郎没有跟她多说,最后跟她说的是:“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赶快来吧!”放下电话,那些话还在她脑子里嗡嗡作响,还没有放下,她忘了交钱。村长老婆提醒她,把钱交了,一块钱。她低着头已经走到门口,只得又站下了。她喊村长的老婆喊婶子,说今天来得匆忙,身上没带钱,改天再送来。她像是又想起什么,对婶子说:“电话里边的事别跟别人说。我不相信金光家爸会动人家的东西。”村长老婆没有承诺不对别人说,她说的还是交钱的事,说有的人说的是改天送来,改着改着就没影了。宋家银听出来了,她今天若不及时交上一块钱,杨成方被抓走的事马上会传遍全球。她说:“我再看看,兜里有没有赶集买东西剩下的钱。”其实她身上带的有钱,有一卷子零钱呢,她嫌村长老婆要钱太多,不想掏这个钱。作为要村长老婆替她保密所付出的代价,她才把一块钱从钱卷子里剥出来了。她说:“巧了,兜里正好有一块钱。”


宋家银怎么办?她从小就听说过关于北京的声音这个词,这个词似乎和最新的消息最好的消息联系着,北京的声音近乎神圣,一听说是北京的声音,人们马上就得肃然起敬,同时要做好激动和幸福的准备。宋家银这次接到的电话,不能说不是从北京传过来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没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也没让她觉得幸福无比,而是一下子把她击垮了。从村长家回到她家不算远,但她的腿软得如同被人抽去了大筋,像是走过了千里万里。回到家里,她往床上一栽,一口气才出来了,她说:“我的娘啊,倒霉事咋都跑到我头上了呢!她听见了自己的哭腔,眼泪随即也下来了。老四出事时,她估计得轻。杨成方被抓,她估计得重。她估计,杨成方一被人家抓起来,就得判徒刑。要是杨成方被判个十年八年的,谁给这个家挣钱?她家的日子怎么过?村里人知道她男人成了罪犯,她的脸往哪儿搁?她今后怎么出门?还有她的一双儿女,一说他们的爸爸进了监狱,孩子怎么受得了?孩子的名誉怎么办?孩子的路怎么走?宋家银没有哭长,她爬起来找公爹去了。杨成方是她的男人,也是公爹的儿子,她认为公爹有责任搭救儿子。公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公爹带她到乡政府找房明燕的爹去了。房明燕的爹已从副乡长升到乡长,又升成了乡党委书记,成了全乡的第一把手。宋家银没有拒绝去找房明燕的爹。事情既然到了这般地步,救男人要紧,谁的手大抓谁的,谁的腿粗抱谁的。他们找房明燕的爹,没有通过房明燕。房明燕不在家,到油田找老三去了。房明燕生了孩子,孩子才一岁多,她就带着孩子到城里去了。油田已经建成了一座石油城。据说房明燕已给孩子在石油城里买下了户口,孩子算是城里人了,以后孩子上学,工作,都是在城里。


房明燕在村里盖的砖瓦房还在那里,院子的门上锁着一把起了锈的铁锁。前几天,宋家银路过房明燕的家门口,还推开门缝往里张望过,只见院子里的地上长满了蒲公英,开了一层小黄花。宋家银认为,家里还是不能没人,如果人都走了,野草就把院子占了,院子就废了。


天长日久,房子也会生病,倒塌。


公爹没有敢跟房明燕的爹拉亲戚关系,把亲家叫成房书记。宋家银也只好跟着叫房书记。房书记听宋家银说了杨成方的情况,说这没办法,谁都没办法。房书记的观点,在哪儿犯事也不能在北京犯哪!北京那是啥地方,一草一木都连着国家的心脏,你动一棵草,心脏就得跳几下,警察就得出动,人家不抓你抓谁!有些事,放在咱们这儿,也许不算什么事,放在北京,那就是大事,知道吧!公爹问,能不能花点钱,把看杨成方的人买通一下,把杨成方的罪减轻一点。要是能把杨成方放出来,更好。房书记笑了,说:“我怕你们拿钱送不出去。


北京的人都是见过大钱的主儿,你们递几个小钱儿,人家根本看不上,说不定连用眼夹都不夹。你们想多花点钱也麻烦,如果送钱送错了人,碰上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家把你的钱没收了,再拿你一个行贿罪,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公爹和宋家银都被房书记的话吓住了,还没去北京,好像已经领教了北京的厉害。房书记大概念及亲戚情面,最后总算没让公爹和宋家银失望。房书记说,他认识一个人,在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他把记者的地址抄给宋家银,让宋家银去找找那个记者,先打听一下情况。


十一


宋家银把家托给公爹看管,只身到北京去了。她没有把家托给婆婆,她怕婆婆趁机挖她家的麦,卖她家的粮食。尽管如此,她还是在麦茓子里埋了几个鸡蛋,给麦子做了记号。她想到了,她外出期间,婆婆难免会到她家去,须知公爹和婆婆穿的是连裆裤,婆婆挖她家的小麦,公爹不会干涉。


从未进过大城市的宋家银,一来就来到了首都北京。一路上她惶恐得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到北京,她当然要先找杨二郎。杨二郎打电话让她来,她不找杨二郎找谁!杨二郎在北京拾破烂的年头比杨成方长得多,人家不抓杨二郎,却把杨成方抓起来了,这不合理。她乘坐的火车是一大早进北京城的,她找了一天,直到天快黑了,才找到杨二郎住的地方。她进了城,还得从城里退出来。她退了一程又一程,问问,离她要找的地方还很远。她原来想着,北京城会比他们的村庄大些,十来个村庄合起来,就大得不得了啦。不料想北京会这么大,恐怕一百个村庄合起来,也抵不上北京城的一个角,天哪!后来宋家银退到了城外,退过一片庄稼地,又退过一块菜园,才在一片垃圾场的旁边把杨二郎找到了。杨二郎住的是一间烂砖和油毡搭建的小棚子,棚子顶上压的还有塑料布和砖头。杨二郎说,这房子是当地人建的,租给他们这些拾破烂的人住。他和杨成方,还有另外两个人,合租这一间房。宋家银低下头进了棚子,见棚子的地上打着一个地铺,地铺上胡乱扔着几团被子。宋家银一眼就把杨成方的被子认出来了。尽管杨成方的被子旧得不能再旧,脏得不能再脏,烂得不能再烂,宋家银还是认出来了。那是一床粗布里粗布表的印花被子,杨成方在县城当临时工时,盖它;杨成方在郑州拾破烂时,盖它;来到北京,杨成方还是盖它。杨成方给家里寄回那么多钱,她用杨成方挣的钱盖了宽敞明亮的六间房。她还买了软床,床上的被子,铺一双,盖一双。可杨成方连床新被子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杨成方太苦自己了。听说北方的天气到冬天是很冷的,在数九寒天,杨成方盖着这样一条渔网样的破被子,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宋家银鼻子发酸,她有些心疼杨成方了。


杨二郎告诉宋家银,杨成方没拿人家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个铝合金的梯子。人家用完梯子,把梯子暂时放在墙边。杨成方大概以为人家不要梯子了,就把梯子扛走了。谁知杨成方还没走出多远,就被戴红袖章的治安联防队员看见了,联防队员就把杨成方扭送到派出所去了。杨二郎说,这些情况原来他也不知道,有一个老乡,那天跟杨成方一块儿出去拾破烂,抓走杨成方时他都看见了。宋家银问杨二郎,杨成方现在在哪儿。杨二郎说不知道。在那里拾破烂的也有女人,宋家银跟几个女人在一屋挤了一夜。第二天,她让杨二郎跟她一块儿去找那个记者。杨二郎不想去,他说他今天还有事儿,还要出去。杨二郎的事无非是拾破烂,无非是怕耽误他拾破烂。按辈数,宋家银应该喊杨二郎二叔,她说:“二叔,北京这么大,我到这里两眼一抹黑,你不带我去,我到哪儿摸去?”杨二郎说北京这么多公共汽车,宋家银可以坐车。杨二郎还是想让宋家银自己去。宋家银有些生气,说:“二叔,俺的人不知是死是活,让你帮助找个人打听,你推三推四的,有点说不过去呀!”杨二郎说,不是他不想去,他对北京也不熟,见了记者他也害怕,还有一个问题,坐车谁掏钱。宋家银明白了,原来船在这儿湾着。杨二郎每次回家都穿得人五人六,吹得七个八个,都以为他肥得流油了,原来这么小气,村里人来找他,他连个车票钱都不愿掏。宋家银说:“坐车我掏钱,行了吧!”


杨二郎说:“谁掏钱问题不大,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他们坐汽车跑了很远的路,又换了两路汽车,七拐八拐,才来到那个记者所在的报社。报社门口有人把门,不让他们进。他们说了记者的名字,把门的人给记者打了电话,记者从楼上下来了。记者是个年轻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很板正的样子。他对宋家银和杨二郎说:


“我不认识你们哪。”宋家银赶快抬出房书记的牌子,说是房书记让找他的。记者点点头,说房书记,他知道。他问宋家银有什么事,说吧。记者没有带他们上楼,也没让他们去楼下的会客室,带他们到门外一侧站着去了。杨二郎果然拘谨得很,连话都不敢说。宋家银跟记者说了杨成方的事。记者认为不好办,人进去容易,出来难,他也没什么办法。他顶多帮助打听一下,杨成方关在哪里,所犯的是什么事,严重不严重。宋家银从兜里掏出一卷儿大票子,递向记者,让记者帮他打点。说她知道的,现在求人都得花钱。记者躲着身子,说:“我怎么会要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就这样吧,你们后天再来,我打听到什么情况,就告诉你们。”记者又说:“其实你们不来也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宋家银,说上面有他的电话。


往回走时,他们没有马上坐汽车,杨二郎带着宋家银走一些小街。杨二郎说是带宋家银看看北京的街,其实是为了替宋家银省点车票钱。他见宋家银攥着一卷儿钱,这样坐车也很危险,要是被小偷盯上就麻烦了。他一再对宋家银说:“把钱放好。”宋家银把攥钱的拳头握紧再握紧,说放好了。走在小街上和住宅区,他们不时地能看见一些拾破烂的人。那些人都是一手提着特大号的蛇皮袋子,一手拿着一根钢筋窝成的小钩子。因为那些人只拾破烂,不拾人,所以他们一般不看人,只看墙角、地面和垃圾道的出口。一旦发现有人注意他们,他们就匆匆地躲开了。他们显然是这个城市的另类,这从他们的穿戴和面目上都看得出来。他们穿的衣服都不讲究,都很廉价,还有些脏污。他们的面目不是发黄,就是发黑,一个两个都显得很老相。他们不刷牙,也很少洗头。他们一张嘴牙还是黄的,头发还是黏的。所以他们尽量不张嘴,也尽量不抬头。那些人当中,有男的,也有女的。宋家银一看见那些女的,就认出跟她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只有她那地方的人,头上才包着一块带蓝道儿的毛巾,包头才是那样的包法。主要标志还是那些女人的脸形。宋家银也说不清那种脸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只觉得那种脸形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像是你模仿我,我模仿你,模仿成了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模式。宋家银看见两个妇女在地上坐着啃干馒头。这种直接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坐法,也是她们那地方所特有的。宋家银不敢多看那两个妇女,那两个妇女好像是两面镜子,她一看就从镜子里照见自己了。那两个妇女大概也认出了宋家银跟她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并对宋家银跟一个男的同行有些疑问,就把两面“镜子”举起来,对着宋家银。宋家银不敢回头,赶紧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