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作者:何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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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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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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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678字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黄抗日老实道:“我又不是蒋介石的特务,没法交代啊。”刘大鼻子冷冷一笑:“你会交代的,你除了装傻、耍赖,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他对造反派的其他人说:“把他吊起来,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以免他畏罪潜逃或畏罪自杀。我看是他脑袋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硬!”


刘大鼻子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兵,现在是镇造反派的小头目,是严某的铁杆。在一九六五年,刘大鼻子是以侦察兵排长的军职转业的,转业后落户在黄家镇武装部下属的民兵训练股,所干的工作就是上传下达,今天到这家工厂,明天去那个大队传达镇武装部的新任务。现在他再也不要上传下达了,他成了镇武装部保卫股股长,他的上司成了镇革委会副主任。就是这个当过侦察兵排长的自以为自己很老练的刘大鼻子,把我爹逼疯的。


一九九一年过年中,我和姐回黄家镇,与我大哥和爹一起过年,其中一天上午,我与刘大鼻子在镇街上不期而遇。我一看见他就血往上涌,脑海里便闪现他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们一家人凶巴巴的模样,就想装陌生地走过去,但刘大鼻子不让我“陌生”地走过去,率先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我就不好装不认识了。他叫我:“小毛啊。”


我应了声,望着这个少年的我非常憎恨的男人。他已经六十好几了。他没混好,仍穿着那种军大衣,但军大衣在光天化日之下油渍渍的,有一处袖子和衣襟上还打了补丁,补丁也油渍渍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绳之以法,他逼死了两条人命,被法院判了十年徒刑。他刑满释放后在镇街上摆了个烟摊,向街上的人兜售香烟、瓜子、梅子、花生和旺旺食品及矿泉水什么的。一天赚几块钱,生活艰难。街上的商店很多,也没什么人特意赶到他的烟摊前买烟抽或买矿泉水喝。


“小毛啊,你有出息咧。”刘大鼻子夸我,一张黝黑的、皱纹交错的面孔上,很讨好和肯定地笑着。他老了,说话更带鼻音了,仿佛从他喉管里发出的声音首先要到他的鼻腔里报到,经由鼻腔批准才能传播出来似的。


我回答他:“出息什么啊?一般般。”“你出息了、出息了。街上的人都说,你们一家都有出息,”刘大鼻子收起脸上的媚笑,表情变得更加恳挚地盯着我,“你大哥和你姐更有出息。”“其实都很平常。”我回答。“镇上有几家人像你们家这样个个出息了?”他充满了对我们一家人的羡慕,鼻腔嗡嗡,“好呵,我真为你爹妈高兴。”他是指我们家在一九七八年同时考上了两个大学生和一个研究生。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我姐于那年考上了湖南医科大学;我大哥于那年又考回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当时黄抗日一家在黄家镇成了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家庭,产生了爆炸性的新闻,令全镇人咂舌。但轮到刘大鼻子碰见我而称赞时,已经过去十多年了,那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看不出有多么了不起的出息。姐在医院工作,还没评副教授。我说:“其实没什么。”


“还要怎么好呢?”刘大鼻子说,脸上是兴奋、讨好,“数来数去,黄家镇就你们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你爹为国家输送了三个人才,功劳大啊。”


他是变着法子表扬我爹,从我们身上下手,再绕到我爹身上,无非是想博取我们谅解,真可谓用心良苦。我懂,他其实也不是那么坏,只是在那个“左”得一塌糊涂的年代,他脑袋短了路,急于想立功,因而变得穷凶极恶。客观地说,像他这样的人,充其量只是被阴险的人利用了,充当了打手。我答:“那是那是。”


刘大鼻子再要说什么,我走开了,不是因为恨不恨的原因,而是我和他是两代人,实在说不到一块。刘大鼻子还活了多年,一直在一家饮食店和一家发廊的门前摆烟摊度日,手里常常捏一张别人扔下的报纸看,一张皮肉松弛的、被太阳晒得很黑的脸上、常常凝聚着很多期盼,期盼什么,我不清楚。直到早两年我回黄家镇,才不见了他那个烟摊。


爹写了很多交代材料,这个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只认得几百个汉字的男人,于囚禁他的那一年里写了十几万字的交代,几乎成作家了,可见人是逼出来的。我曾经每天为爹送饭,每日两餐,那是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母亲被迎春路小学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解恨地押着批斗几场后,放了。那些大孩子于第二年进初中了,眼里盯着的是初中老师了。有天,爹吃我送去的饭时,低着他那张霉暗的脸对我说:“小毛,晚上送饭时把你的字典拿来。”


我有些不愿意。爹看出儿子脸上表情淡漠,羞惭地说:“我有好多字不晓得写。”我没答话,爹马上道:“爹怕写错了字而犯政治错误。”我一听“政治错误”,立即敏感到了严重性:“那我拿来。”晚上再送饭,我就把字典带上了,一手拎着饭盒,一手拿着字典。看管我爹的大叔见我手捧字典,立即厉声叫住我:“慢着!”我吓了一跳,不敢动,那大叔把我手中的字典抢过去,翻阅,边怀疑地望着我。


我说:“我爸说他有好多字不会写,怕写错了字犯政治错误,要我把字典带给他。”那大叔看不出字典里有什么名堂,这才把字典还给我。我拿着字典,推开关着我爹的房门,爹穿着件背心,看见我,没说话。房间里很热,爹一身汗。爹接过饭盒,揭开盖子便吃,我在一旁觑着,等着爹吃完,好把饭盒拿回家洗。爹见我惊魂未定地坐在床边直流汗,便提醒我说:“小毛,床上有扇子。”


我拿起爹的扇子,扇着。爹被关在镇武装部三楼一间当西晒的房子里。镇武装部当时所拥有的房屋是黄家镇唯一一栋三层楼,当时被黄家镇人称作“红楼”,因为这栋楼是用红砖砌的。假如有人对你说:“我去红楼。”那就是说他去镇武装部。


红楼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原址是黄家祠堂。黄家祠堂是一栋平房,大而无当,所以就拆毁重建了。爹吃过饭,让我教他如何查字典。爹不会汉语拼音,我就教爹查偏旁和笔画。爹学得很认真,我也教得极努力。第二天、第三天和以后的日子,爹都是把写不出又没查到的字,用心地记在纸边上,红着脸问我这个小学生,我就查拼音,把字翻给爹看。爹便认真盯着这个字,仿佛要把这个字吃进肚子里消化似的。


爹就是凭借这本字典写着材料,居然写了十几刀材料纸,十几万字。


真不简单。一九八三年,镇档案室重新清理堆积如山的档案,把很多材料从一些人的档案里抽了出来,因为放在档案室里生虫也不好,烧了又让人觉得可疑,就把一些材料退还了本人。爹于某一天抱回了厚厚一叠材料,全是他亲笔所书。爹本想一把火烧了,但正好有客人来访。爹就将它搁在了厨房的碗柜顶上,一家人都忘记了它的存在。一九八八年,镇政府建了栋五层的宿舍楼,一色两室一厅,建在镇政府后面,共有四十套。前面还修了一块坪,坪上竖了两个篮球架。我那饱经磨难且已离休的爹也分了一套。那时候我和我姐早已大学毕业,分在长沙,我们回来给爹搬家,于搬家中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了爹写的交代材料,虽然上面已经满是灰尘,纸张也发黄了,但我仍高兴。


爹说:“这不要了,烧了它。”我说:“这对我有用。”爹有些奇怪道:“这对你有什么用?”“爹,我可以在你写的材料基础上虚构一篇。”爹咧嘴一笑:“你没参加过抗日战争,写不好的。”“写是虚构,又不是写历史。”我说。


我没烧这厚厚一叠发黄的材料纸,而是把它带回了长沙。某年秋天,当我把爹于“文革”中写的这一大堆他亲身经历的材料匆匆读完后,曾与一位老作家有过一番交谈,我把爹写的交代材料告诉这位老作家说:“其实老一辈人都晓得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很多将士。不说远了,就拿湖南境内说,例如安乡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四次会战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及在湘西打的雪峰山大会战,都是官兵打的。”


老作家听毕说:“那时候共产党八路军在黄河两岸,今陕西、山西境内,距湖南有一千多公里。我是老长沙,日本兵有四次大规模进犯长沙,那时候我六七岁,印象很深刻。前三次,被顽强抵抗的国民党军队打退,真不容易。”


我笑看着老作家。老作家说:“我亲眼所见,日本兵第二次打进了长沙,又被国民党军队打了出去。”


我把少年时候在教室里学的中国当代史抛给他:“蒋介石不是拒不抗日吗?”老作家有点激动,说:“谁说蒋介石不抗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大会战和长沙四次会战、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和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及衡阳保卫战,还有雪峰山大会战是谁打的,难道是八路军打的?”我说:“我们小学和中学的课本上没写这些战争。”老作家很气愤:“这段抗战历史是不能抹杀的,也抹杀不了。”老作家又说:“难怪日本政府拒不承认侵华战争,因为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教材上,根本体现不出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日本人觉得,既然没发生过大的战争,那么就不存在南京大屠杀,因为只有战争才会激怒人杀人,没有战争,谁会杀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以日本右翼势力说,他们没有侵华,他们三十年代来中国,是来帮助中国,一起搞‘大东亚共荣’。你一个受害国都不提,人家怎么会承认?”


老作家一脸恳切地说:“你应该把你父亲的经历写成,让后人看看。”我问老作家:“您晓得这么多,怎么不写呢?”老作家一脸伤感:“年轻的时候,脑海里条条框框太多,一写就跳出‘政治’两个字,就不敢动笔。现在老了,没精力写,也不想写了。你不一样,你这个时代矫枉过正了,写作上不受思想束缚,可以写出很好的抗战。”


受到老作家鼓励,我便奋笔疾书,下面是我那年写的《来生再见》的前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