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托尔斯泰传(10)

作者: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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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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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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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80字

托尔斯泰这样攻击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为了让贵族阶级乘虚而入。恰好相反,他是为了在消灭了队伍中危险的捣乱分子后,让新旧两个世界的战斗全面展开。因为他也是相信革命的,不过他的革命和革命者们的迥然不同,就像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信徒的革命,期待着未来由圣灵来统治。《世纪末》一书中,他这样说:


“我认为这时候开始的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为了这场革命,基督世界已经酝酿了两千年。在这场革命里,真正的基督教将要替代腐朽的基督教和它衍生的统治制度,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基础,这正是一切有良知的人所渴望的。”


这位预言家选择什么时刻来宣告幸福与爱的?他选择了俄罗斯最黑暗的时刻,灾难和耻辱的时刻。创造性的信仰具有多么崇高的能量!周围的一切都是光明的,即使黑夜也能照见。在死亡中,在满是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军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血腥的阶级斗争中,托尔斯泰看到了新生的信号。从日军的胜利中,他梦想的逻辑得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该不参与任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非基督教民族与“跨越了被奴役的屈从阶段”的基督教民众相比,占有莫大的优势。那么,他的人民是不是就该退让?不是的,这是伟大的骄傲。俄国必须抛却一切战争,因为它要完成“伟大的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布道者,暴力的死敌,竟在无意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野蛮的压迫中解救出来,这场革命应当在俄国爆发。它开始了。”


上帝的这个选民为什么由俄罗斯来担当呢?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应弥补“大罪”:富人垄断土地,上千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因为,对于这个不公平的体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俄罗斯人民那般深。


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在全世界来说,俄罗斯人民最能领悟到基督教的真谛,那即将到来的革命必须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博爱的法则。可是,如果不遵循不抗恶的原则,这个博爱的法则就无法实现。


恰好,这种不抵抗主义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主要特点。


这是自愿的忍辱负重,与自甘下贱的服从有天壤之别。


“能做到忍辱负重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甚至不应该在忍受屈辱的同时对暴力进行斗争,但是他也不能承认暴力的合法性,不能服从于暴力。”


托尔斯泰写下这一段话时,他正异常激动。在一个民族那种英勇的不抵抗主义下,出现了最悲壮的榜样,他正对此激动不已。这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教士加蓬带领着手无寸铁的民众在彼得堡示威,他们任由军队枪杀镇压,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一个自卫的动作。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尽管备受迫害,仍顽强地对政权采取不服从态度,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日俄战争的灾难后,这种思想迅速地在农民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服兵役,他们受到的压迫越是残酷,反抗就越是强烈。这样的消极反抗,各地方都在进行着,即使他们并没有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例如一八九八年开始消极抵抗的高加素的杜霍博尔人,一九〇五年前后开始消极抵抗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这些运动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远远超过托尔斯泰对它们的影响,而他作品的意义就是在于,他发出的呼声属于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不管高尔基之类的革命派作家们如何说,都得承认这点。


对于那些“因为他的言论或作品的启发而痛苦的人”,他请求他们宽恕他。拒绝服兵役是他们个人的决定,并不是他怂恿的。


对于犹豫不决的人,他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他会劝说对方服兵役,因为“多一个军人总好过多一个伪君子或者叛徒,勉强自己去做做不到的事,那就是伪君子,就是叛徒”。他非常怀疑逃避兵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因为对上帝的爱而做此决定,他不过出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他写信给杜霍博尔人,叫他们不要因骄傲和顾忌人言而固执地拒绝服从,他们只应当“基督精神在他们心中扎根时才坚持,因为此时他们才能够在痛苦中体味幸福”。


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请求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保持对迫害他们的人的爱”。就像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的,必须爱残忍的希律王:


这种神圣的、纯洁的、热烈的、永不熄灭的爱,最终将会让人们超越《福音书》上所说的:“要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毕竟这还带着一种自私的味道!


按某些人的说法,就是这种爱过于广博,自私被清理得一干二净,爱将变得空泛!可是,还有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天最大的罪恶就是抽象地去爱人类,对相隔甚远之人的泛泛之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并且永远都不可能遇上的人,这太容易了!


不需要做任何牺牲。同时还可以对自己十分满意!这是自欺欺人。不能,一定得爱你的亲人——爱跟你一起生活又对你带来妨碍的人。”


大多数研究托尔斯泰的着作,都认为托尔斯泰的哲学和信仰并不新颖。确实,他的思想太美,是永恒的美,不可能如时下流行的新鲜东西……也有一些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如同《福音书》,是乌托邦式的。预言家就是乌托邦,他在尘世就是永恒。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景象,既然我们发现最后一位预言家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额头戴上了光环,我觉得,这对世界而言,是一件比添加了一种宗教或新的哲学更新颖、更重要的事。只有眼睛瞎了的人,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因为在这个由于仇恨而使社会一片血腥的时代,他是人类博爱的代表!


十七


在人类永远的记忆里,他有一个固定的模样: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雪白的眉毛异常浓密,一把长老似的胡须,很容易就能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脸庞因为苍老了,变得温和而慈祥;脸上犹存病痛、忧伤、慈爱的痕迹。从二十岁近乎兽性的粗野、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呆板严肃,到后来的他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可是,唯一没变的是那双清亮的眼睛,还是那么深邃敏锐、坦率真诚,显得毫无城府,却又洞察秋毫。


在他去世的九年前,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他在回复圣教会议的信中写道:


“幸好我有我的信仰,它使我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之中,并能在平和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一句古谚语:“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该在他死前称之为幸福的人。”


他当时自感得意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忠实地与他相伴?


一九〇五年“伟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依然是黑暗重重,期待的光明并未见到。革命的动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精疲力竭。过去的不公平丝毫没有改变,要说有何改变,只有贫困变得更严重了。


早在一九〇六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就已失去信心。在他的顽强信仰的支持下,他开始将目光放到远处的其他民族身上,从中寻找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的民族。他考虑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那种自由对于西方民族来说已经永远丧失了,而东方民族正在被召唤,担负起寻回它的使命”;而人类的转变,将在“道”这条永恒规律的道路上,由中国人领导亚洲人来完成,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已经否定了自己从前的智慧,就像早在它之前就已经这么做的日本一样,他们都已效仿欧洲了。


被迫害的杜霍博尔人移居了加拿大,令托尔斯泰很没面子的是,他们在那里很快就占有了土地;格鲁吉亚人刚刚挣脱国家的锁链,就开始打击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那些人;俄国军队让一切都恢复了秩序。


包括犹太人,“他们的国家之前还是圣书,是一个人所能企盼的最美丽的国度”,就连他们也陷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恶疾之中。这种错误的民族运动,“是现代欧洲主义产下的畸形儿”。


托尔斯泰伤心,但他并没灰心。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


“要是一眨眼之间就可以长出一片森林,那当然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这根本不可能,一定要等着种子发芽、出苗、长出叶子之后,才能拔干,最后才能长成一棵树。”


可是,一定得有许多树才可以长成一片森林,托尔斯泰仅仅只是一棵树。他是孤独的,虽然他集荣耀于一身。世界各地的人们写信给他,包括穆斯林国家、中国和日本,他的《复活》在这些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被传播了。美国的报纸记者跑来采访他;一些法国人也向他请教关于艺术或政教分离的问题。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人,他自己也清楚,却并不花心思去招揽信徒。他的朋友们想把托尔斯泰的崇拜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体,但是遭到了他的反对:


“没必要相比迎合,最好是大家一起靠近上帝……要靠近上帝,你只有单独地去做才行……我所想象的境界是一座宽敞的神殿,阳光透过屋顶照射到神殿的中央,我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不约而同地汇集到那阳光下,联合起来,然后才能得到幸福。”


有多少人汇集到那阳光底下?这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可以保证托尔斯泰有多大程度的幸福?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跟歌德的那种自觉自愿的宁静相比,该有多大的差别!他好像在逃避宁静,厌恶宁静。


但是,从一九〇〇年起,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从知识分子开始,波及全国人民,鼓动起了成千上万的不幸者。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他们那支先锋队伍咄咄逼人地列队而过。这种情景对托尔斯泰的精神带来了痛苦和惶恐,《法兰西信使报》发表了托尔斯泰的三个短篇,是他晚年的部分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点。


在图拉乡间,纯朴而虔诚的朝圣者一队一队地走过,而今,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天逃来的饥饿的流浪者。托尔斯泰跟这些流浪者交谈,震惊于他们胸中的愤怒。他们不再如从前,把富人当作“通过施舍来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一些强盗、土匪,是吸血鬼”。这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因为破产而导致绝望,什么事都做得出。


托尔斯泰经常收到一些反叛者的来信,他们抗议他的不反抗理论,他们说,对统治者和富人伤害民众的行为,只能这样回答:“复仇!


复仇!复仇!”托尔斯泰还能指责他们吗?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几天后,当他看见村子里的穷人因为铁锅和牛羊被抢而哭诉哀求,而官吏们却无动于衷时,他也别无他法,不禁发出了抗议的吼声,反对那帮刽子手,“那帮官吏和他们的走狗,只忙于贩酒谋利、教唆杀人或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他们全都明白,从穷人那儿抢走的锅具、牛羊、布匹,可以更好地蒸馏出毒害百姓的酒精、制造杀人的武器、建造监狱和苦役监,尤其可以让他们发横财”。


你一辈子都企盼着世界充满爱,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却是这种可怕的景象,你不得不困惑地闭上眼睛,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事。如果你也跟托尔斯泰一样,想到自己的生活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原则,那么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悲痛了。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他晚年最大的痛处,或者应该说是他最后的三十年吧?对于这一痛处,我们只能用一只虔敬的手小心地触摸一下,因为这是托尔斯泰力图不让他人知道的隐痛,它不仅属于故去的他,也属于其他仍然活着、被他所爱、并爱着他一些人。


他自始至终未能让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妻子儿女接受他的信念。


他忠实的伴侣,他的妻子,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辛劳,而他却放弃了艺术信仰,改奉一种她所不了解的道德信仰,她对此感到很痛苦。同样,托尔斯泰也很痛苦,因为连最好的伴侣都不能理解自己。在写给丹奈洛摩的信中,他说:


“我全身心都感觉到,什么是夫妇同体,丈夫与妻子是不应该在心灵上分离的……我强烈地盼望,那种使我能在人生的痛苦中得到超脱的宗教意识,我能够将其中的一部分传递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种意识能够传递,不是从我身上传递给她,而是经由上帝传递给她,虽然作为一个女性是很难接受这种意识的。”


这一愿望好像也没有得到实现。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欣赏并热爱这个伟大灵魂,爱他的心地纯洁、胸怀坦荡、仁慈宽厚;她看到“他走在群众前面,指引人类该走的道路”;当圣教会开除他时,她勇敢地站出来,为他声辩,并发誓要与丈夫共患难。但是,她不能勉强自己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托尔斯泰又太认真,他不想逼她做违心的事,他憎恨人家背叛信仰和爱,但是更加憎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既然她不信,他又怎能强迫她改变生活,牺牲她和她的儿女们的前途呢?


跟孩子们的隔阂就更深了。勒鲁瓦·博利厄先生曾去过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家里,他说:“在饭桌上,父亲说着话,儿子们表现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厌烦和怀疑的态度。”他的信仰只稍稍打动了他的三个女儿,而他最喜欢的玛丽娅已经死了。在家人中间,他在精神上还是孤独的。


这种思想上的距离使他感到苦恼,还有别人强加于他的交际活动、那些从世界各地跑来的讨厌的——包括让他难以接受的美国人以及新潮人物,都使他苦恼不已。而且,他还为他的家庭强迫他过的那种“奢华”生活而苦恼。天知道,那也可以叫做奢华。据有些去过他的简朴屋子里的人的描述,他的屋子里的家具实在是太朴素了,只有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墙壁是光秃秃的!而这份舒适却仍然带给他一种负担,带给他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在《法兰西信使报》刊登的他的第二个短篇中,他将自己家的奢华与周围的贫困惨状痛苦地做了对比。


一九〇三年,他曾这样写道:


“我的活动不管在某些人看来如何有益,但已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我的生活与我所宣扬的东西并不相符。”


那他为什么不让它们相符合呢!如果说,他即使不能逼自己的家人摆脱交际生活,那他自己为何没有摆脱那些人,以及那种生活呢?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免遭他的敌人们的攻击,不会有人再说他虚伪了!


他曾经这样想过,并且早就下了决心。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他曾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令人赞叹不已的信,有人找到那封信并将之发表。在这里有必要差不多完整地抄录如下。他那颗慈爱而痛苦的心灵,他这颗心灵包含的秘密,在这封信里得到了最好的披露:


“亲爱的索菲娅,你知道,一直以来,我的生活都背离了我的信仰,我已为此苦恼了很久。我做不到硬逼着你们改变你们的生活和习惯,也做不到疏远你们,因为我想,我的孩子们还很小,我要是离开了,必将会失去对他们可能会有的些微影响,而且会给你们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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