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托尔斯泰传(6)

作者: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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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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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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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96字

是民众挽救了他。托尔斯泰一直对民众有“一种奇特的亲情”,这种情感从没有动摇过。最近几年,他也如同列文那样,与民众接近了许多。他开始挂记那亿万的生命,他们不像那些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不像这些人要么绝望自杀,要么醉生梦死,要么像他那样苟且偷生,他们根本就生活在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他们那亿万的生命为什么可以摆脱那种绝望,为什么没有自杀?他发现那并非是因为他们的理智,他们反而是不顾理智的,他们通过信仰而生活,这不顾理智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人活下去的力量。没有信仰就不能活下去。在人类最初的无穷思想中,宗教思想早就已经酝酿起来了。对人生之谜以信仰作解答,反映了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是不是了解宗教书籍中那些智慧的公式就够了?不是的,信仰并非一门学问,它是一种行动,只有被实践了才有实在的意义。托尔斯泰看到,思想正统的有钱人都认为,信仰只是一种“人在享乐中的慰藉”,他反感这种说法,他毅然投身于普通民众当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做到生命与信仰和谐地融合。


但是怎样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普通民众呢?别人是有道理的,仅仅知道这一点是没用的,我们要与他们一样,可是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祈求上帝,贪婪地向上帝伸出双臂,可全都是徒劳。上帝避开了,上哪儿抓住他呢?


终于有一天,上帝的恩泽降临了:


“我独自待在早春的深林里,听着那阵阵林涛。我在思索,我近三年以来的困惑、对神明的追求,不断地在快乐和绝望之间起伏……突然,我知道了,只有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想到上帝时,我会从内心深处感到,生命那欢快的波浪在激荡着。身边的一切全都活跃起来,什么东西都具有一种意义;而当上帝在我心里消失时,我的生命也停止了。”


我在心底里呼喊:


“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寻找呢?我要找的就是他,没有了他,我就不能继续活下去。要知道,神和生活是一回事,神就是生活。”


“从这一刻起,这道光芒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他得救了。神显现在他眼前。可是,他并不是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他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痴迷。因为在他身上,亚洲人的梦幻与西方人对理性和行动的崇尚相互交织,所以,他得随即将所得到的启示转变成信仰进行实践,并从中找出日常生活的永恒规则来。


他心怀虔诚,愿意相信自己家人的信仰,由研习他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开始着手。为了更加紧密地贴近教义,三年以来,他严格地遵守所有的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对自己感到不快乐的事情不下结论,亲自探索自己觉得隐晦的难以理解的东西,与自己所爱的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在这信仰下紧密团结,执着地盼望着到时候“爱将会为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他的理智和他的心灵开始反抗了。他觉得某些行动是很丑恶的,像洗礼和领圣体的事。当别人强迫他说圣体就是基督真实的血肉时,他感到自己心上好像被捅了一刀。但是,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的并非教义,而是现实的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各教会之间相互仇恨;第二,公开或者默许地赞成杀人,即赞成战争和死刑。


这三年来托尔斯泰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思想,这一次,他无所顾忌了。昨天他还在偏执地实践着宗教,现在他开始愤怒地践踏了,他终于做出了决断,激烈地与之决裂。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间,他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中,把它看作是“有缺陷的谎言,而且是有意地谋求利益”。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三年间,他在其《四福音书的统一性和演绎》中,用福音书来与之对抗。就这样,他的信仰在福音书中建立起来。下面的话语就是他的信仰:


“我相信基督教学说。我相信,只有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幸福。”


这种信仰根源于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将其主要教导归纳为五诫,分别为:戒发怒;戒犯奸;戒发誓;戒以怨报怨;戒与人为敌。


这是基督教义中的消极部分,而它的积极部分只概括为一诫: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基督说过,若有谁违反这些训诫,他在天国的地位将是最低的。


托尔斯泰又天真地加以补充:


“在过了十八个世纪后,我发现了这些训诫,就像刚发现一件新的东西一样,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


那么,托尔斯泰真的就相信基督这个神吗?不是的。他给基督冠之以圣贤中最伟大的圣贤之名,如梵天、菩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比赛亚,他们为人们指点迷津,让人们走上通往真正的幸福的道路。他们是伟大的宗教创始人,是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神和先知,托尔斯坦就是他们的忠实信徒。他极尽所能地去扞卫他们,抨击那些他认为是“伪善者”和“律法家”的人,抨击教会的代表,抨击傲慢的科学和“科学的伪哲学”的代表。这并非说他在借助启示来反对理智。


自他从《忏悔录》中叙述的烦恼阶段走出来后,他几乎完全信奉理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起初是圣子,”他跟圣约翰几次三番地说,“圣子,即‘理智’”。


一八八七年他的《生活论》的题词里,引用了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整个大自然中,它是最脆弱的,却是有思想的一根芦苇……我们的一切尊严皆蕴藏在思想之中……让我们好好思考吧:这就是真正的道德。”


这里所说的理智不是科学和狭隘的理智,并不是“以偏概全,把动物性的生活看成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智,而是主宰人类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法则,“是人类这种有理智的生物所应该遵循的生活规则”。


“这种规则与支配着动物的滋生繁衍、草木的生长繁茂、大地和星辰的运行规则相类似。我们的生命,只在遵循着这条规则中而存在,只在将我们的动物性在理智的律令下受到束缚而存在,从而获得善……理智无法定义,我们也无需给它下定义,因为不仅大家都认识它,而且我们认识的也仅仅是它……人是凭着理智来了解一切的,而非信仰……只有当理智显现出来时,生命才真正得以开始。理智的生命是唯一真实的生命。”


如此说来,我们有形的、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并不属于我们”,托尔斯泰说道,“因为它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在“个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间,使它们的相似性得以增加的是,这些激情并不满足于爱,它们要用行动来实现。


“不要说,要做。”基督说。


理智的具体活动是什么?是爱。


“人类只有唯一的一项理性活动,那就是爱。爱是心灵的光辉,是最合情理而又最光明的……爱是最真实最崇高的善,它能解决人生所有的矛盾,它能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为他们作出牺牲:因为爱就是为所爱的人献身,只有牺牲自己才是真爱,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爱的方式。所以一个人只有懂得了不存在仅属于自己的幸福时,真正的爱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这时候,他生命中的一切精髓,才能去滋养真正的爱的高贵接枝;而这个接枝出于生长的本能,就会从粗野的、动物性的本体中汲取养料……”


理智和爱热烈地相互结合,构成了他狂热的信仰。他被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了教籍,他对此作出了回应,同时为自己的信仰做了庄严的表达:


“我相信上帝,在我看来,他是精神和爱,是万事万物的精髓……我认为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做才能得到幸福;我认为上帝的意志就是,所有人都应该爱别人,为别人牺牲,就像为上帝牺牲一样。就像《福音书》上说的,这是一切律令和预言的要旨。”


“我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仅仅在于助长人生的爱。我们的一生,爱的力量的增长相当于一天天增加的幸福,到另一个世界里,就是完美的幸福。比起任何其他的力量,这种爱的增长更有利于在这个尘世建立起天堂,换而言之,就是要建立一种和谐博爱的新秩序,来替代一种分裂、欺骗与弱肉强食的生活组织。为了在爱情观念上获得进步,我们唯有用祈祷的办法。但这种祈祷又不同于在教堂中做的公共祈祷,那是被基督所痛斥的;我们要做的是基督以身作则的那种祈祷,使我们更加坚信生命的定义……我相信生命永恒,相信普天之下,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善有善报。我对这一切坚信不疑,所以我虽然年事已高,但还应经常努力阻止自己盼望肉体的消亡,即我的新生……”


十一


他以为他不安的心灵找到了休憩的庇护所,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新活动的起始。


迫于家庭责任,他跟家人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


一八八二年一月,他参与了人口普查工作,这使他得以亲眼目睹大城市贫困的一面。这种贫困的状况给他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


那个被文明所掩饰的疮疤,他第一次接触到它的那晚,跟一位朋友讲起来时“扬起拳头,痛苦地大喊大叫,涕泪长流”。


“人不能过那种生活啊!”他哭泣着说,“这种情形不可以存在的!


不可以存在的……”他又持续数几个月处于可怕的沮丧之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你以前老是说:‘我没有信念,真想上吊自杀。’可是现在你有信念了,怎么还是那样悲伤和苦恼?”


因为他的信念不是伪善者的信念,不是那种骄傲得意的信念;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私自利,没有那种只顾自己超度,却不顾他人命运的自私自利;因为他心中有爱,因为他已无法忘记他所见到的那些悲惨的人,而且,他那颗善良仁慈的心,让他感到自己应该对他们的痛苦与堕落负责任:他们是这个文明的受害者,他也是这个文明中的一分子,他享有的精英阶层的特权,却是牺牲了成百上千万的人而换来的。这种罪恶换来的福利你接受了,你就是参与制造了这种罪恶。要是不把这些罪恶揭露出来,他的良心将不得安宁。


他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着的《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中,对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危机作了一番表述。他这次病得比第一次更为悲惨,后果也更为严重。人类的苦海中,在那真切存在的、不属于无病呻吟的痛苦汪洋里,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算得了什么呢?他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不可能在亲眼见到之后,还不采取行动不惜任何代价地去消除它。可是,他能做到吗?


有一幅他的肖像画,是我一看到就深受感动的,它能表达出托尔斯泰当时是多么痛苦。他正面坐着,双臂环抱,穿着农民外套,神态沮丧。他的头发还很黑,但唇上的短胡子已经灰白了,长须和颊髯完全是白的。两重皱纹爬到他漂亮的宽额头上,形成一道和谐的沟纹。


他那犬形的大鼻子里,那双坦诚、清晰却忧郁地看着你的眼睛里,多少善良藏在其中!那双眼睛深信不疑地将你看透!它们为你叹息和悲哀。塌陷的面颊上,划了一道道痛苦的印痕,眼皮下有一条条的皱褶。


刚哭泣过的他显得非常坚强,因为他准备投入战斗了。


对莫斯科的惨状,他用一种摄影般的手法进行精确的描述。他把在贫民区或收容所参观亲眼目睹的情形照实描写出来。


他一开始就认为,要拯救那些不幸的人,并非是用金钱可以办到的,这一点他坚信无疑。因为他们多少已经被城市的腐化和堕落所侵害。于是,他勇敢地在寻找罪恶的源头。把制造这宗罪恶的可怕链节,一节一节地展示开来。首先是富人,他们那该死的穷奢极欲,引诱着人们堕落下去;继而是不劳而获的思想;然后是国家这个权利者为剥削和压迫他人而创造的残忍实体;再就是狼狈为奸的教会和科学、艺术……


这是一支罪恶的大军,怎样才能将其打败呢?起码的一条,就是不参与其中。拒绝参与剥削别人的行动,放弃财富,不为国家服务。


这还不够,还必须“不欺骗”,不畏惧真理。必须“忏悔”,抛掉根深蒂固的教育所带来的骄傲。最后,必须身体力行地劳动,也就是要“用汗水换面包”。


那最后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告诫。托尔斯泰估计那些社会精英们会嘲讽他,所以对此预先作了回答。他说,体力劳动不会降低思考能力,反而能增长智慧,而且也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劳动可以强身健体;劳动也可以启发艺术。另外,它还能促进人们重新团结。


托尔斯泰在他后来的着作中,把这些精神健康的信条补充了进去。


他焦急地考虑,如何拯救灵魂、增强精力。低级的娱乐可以麻痹你的意识,残酷的享乐能够灭绝人的良知,该如何摒弃这一切呢?他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放弃了他最喜爱的嗜好:狩猎。他为了锻炼意志而节制食欲。就像运动员为了拼博取胜,他强行给自己施以一种残酷的训练计划。


《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体现出托尔斯泰离开宗教冥想的相对平静,准备进入纷繁社会的艰难旅程的第一站。从这开始,就拉开了那场为期二十年战斗的序幕。谴责一切党派,并立身于一切党派之外的老人,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的预言家,开始孤身一人,向文明的种种罪恶和谎言宣战。


十二


他的精神革命,他身边的人并不感兴趣,还反倒使他的家人非常难堪。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早就在旁边忧虑不安地观察着,观察着他徒劳地抗争的病症的发展。打从一八七四年起,眼见丈夫为学校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神,她就开始又气又恼了。


“这些启蒙读物,算术、文法,我完全瞧不上,我无法装做对它们感兴趣。”


而当教育被宗教取代后,情况更加糟糕了。对托尔斯泰这个新皈依者最初的倾诉,伯爵夫人是非常反感的,甚至于当他在信中说到上帝时,都必须求她原谅:


“我提到上帝的时候,你可不要像有时所表现的那样生气发火。


我避不开他,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础。”


不可否认,伯爵夫人被他感动了,她把自己的烦躁竭力压抑着,不过,她还是不安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


“他直勾勾的眼神很怪异,几乎不说一句话,好像这个世界不存在似的。”


她估计他在生病,她说:“列夫自称他一直在工作。唉!他在写的只是些浮泛的宗教论述。他一边读一边思考,闹得头疼,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教会的说教不符合福音书的教义。对这些东西有可能感兴趣的人,整个俄罗斯顶多也就是十来个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件事,但愿这不过是他生了一场病。”


可是病症毫无消失的迹象。他们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虽然还是互敬互爱,可是两人无法互相理解。他俩都尽力为对方作出让步,可是,这种让步通常变成了彼此的伤害。托尔斯泰不得不跟着家人来到莫斯科。他在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的《日记》里写道:


“这一辈子最艰难的一个月:羁旅莫斯科。大家都安顿下来了。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生活?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着!可怜的人们……”


同样的时期,十月十四日,伯爵夫人这样写:


“莫斯科。到明天为止,我们来这里就有整整一个月了。前两周,我每天都要哭,因为列夫不仅满腹忧伤,而且非常沮丧。他寝食难安,有时还会哭泣,我几乎要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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