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央视老兵(1)

作者:水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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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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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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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24字

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为了纪念《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台里举办了一个低调的纪念仪式,但是那天我有事,很遗憾地没有参加。当天晚上,我出席了一个小范围的聚会,参加的人有《东方时空》开播的几位核心领导人,人称“东方时空七君子”的孙玉胜、孙克文、时间几人,还有我曾经的“黄金搭档”盖导盖晨光,当然还有白岩松。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提及20年前,大家七嘴八舌有很多话讲,“你记得吗?咱们那时候能24小时不睡觉……”“小白,那时候你香港报道驻港部队,还记得吗?”“小水,你那时候翻外交部宿舍的墙头……”“上次你审那个片子,到后半夜5点了,还不睡,记得吗?”话语间,眼睛里,充溢着无比怀念的光芒。然而,当话题回到了当下,大家好像都没有了豪气,没有了热情。往往都会先叹一口气,然后冒出一个语气词:“哎……”


《东方时空》是中国电视界新闻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和创举,这几乎是公认的。它给中国电视新闻带来一场革命,与此同时,《东方时空》以及之后一脉相承推出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栏目,又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电视新闻人,这其中就包括栏目的主持人,当时名噪一时的“四大名嘴”——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崔永元(排名不分先后)。


1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2004年的一天,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那是在当时我俩共事的新闻评论部,梁建增主任的办公室里。打架的理由很无厘头,当时白岩松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我是《国际观察》的制片人,两个栏目的选题发生了撞车,我们各自坚持,互不相让。梁主任试图在电话里协调,却遇上我们两个比较轴的人,既没有说服我,也说服不了白岩松。


梁主任把我们俩叫到办公室当面协调。我俩越说越激动,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话里话外开始出言不逊,梁主任劝也劝不住,在一边束手无策。某个瞬间,白岩松拿手指着我,我拿手指着他,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了。


几秒钟后,我们俩却突然冷静下来。


白岩松后来说,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年跟水老哥并肩作战,经历风风雨雨,这是要干吗呢?我当时也想到,我们是兄弟啊,真要动手吗?


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也没有更多的话。我摇着头,指着他说:“你呀,脾气太爆!”白岩松也不示弱:“你呀,也不是什么善茬,这西北人脾气跟个巨雷一样。”话音未落,我们俩就抱在一起。梁主任被这氛围感动了,也加入进来,我们仨抱成一团,热泪盈眶,一笑泯恩仇。


我和岩松一样,都是倔脾气。在做节目、干新闻的事情上争取到底,竭尽全力,从不轻易放弃。比如说,我们报了一个选题,领导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不让做,我们会去找领导理论,不管他是多大的官。


说起来,白岩松比我更执着,甚至更强势。他对新闻理念的追求近乎于疯狂和霸道。他认准了的选题,他想要表达的话语,一般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他可以因为一个选题被“毙”,直接冲进台长的办公室,吵架一般地劝领导改变主意。前不久,他还因为一个选题,站在直播间外的楼道里,跟孙玉胜副台长大吵一架,以至于我们内部纷传“岩松和孙台闹掰了”!其实,作为20年前我和白岩松的“伯乐”和领路人,孙玉胜副台长何尝不知道白岩松的为人和性格?他要是蔫不出溜没意见,那才是真有问题了!


白岩松还是个“话语霸权”者。他有极高的语言组织能力,是那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推出了一个主持人“独口秀”的小版块《面对面》(此《面对面》非后来王志主持的彼《面对面》)。每天的节目中,我们主持人要面对镜头,就一个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时间是三分钟。当时规定,这三分钟的词要当天节目的主持人自己写。


我因为学习英语的缘故,说话写作比较“西化”,喜欢用从句、倒装句,而且写起文章来前思后想,来回斟酌。一篇三分钟的千字文,总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完成。而白岩松就比我手快得多,唰唰唰,半个小时搞定。用我们编导的话说,他就是在“喷”。有时候,他干脆连写都不写,拿张小纸片写几个要点,直接上电视“喷”了。正是有了那一段的磨炼,现在他一个人面对镜头,“单喷”上个把钟头不在话下。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他肚子里有货。白岩松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他当制片人的时候,每周要向手下编导推荐一本书,都是他已经读过认为有价值的书。他的兴趣也很广泛,音乐、哲学、体育,甚至外语。


前些年,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哥们儿,我正在学英语。”


我开玩笑说:“怎么,想抢我的饭碗?”


他严肃地回答道:“不是,没有语言实在不方便,咱现在做新闻已经不分国内国外了,得学点啊。”


至于白岩松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那简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了踢足球,他至少被踢断过两次腿;为了评论中国足球,他甚至酒后上直播,招致观众非议,还被领导狠狠地尅了一顿。其实那也是为了工作。


那天晚饭,他奉命代表央视与“神舟飞船”航天中心的团队联欢,目的是搞好公关,以便日后央视的直播能够更加便利。他本想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因为当天晚上有直播,他还憋了一肚子话,要好好评一下不争气的中国足球。不想,当天双方的气氛实在是太融洽了,情之所至,蒙古族的豪爽劲儿一上来就挡不住了,多喝了几杯。其实,当时他自己感觉没问题,直播时也没说错话,只不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白岩松喝酒了。事后,他还是很懊悔的,跟我说:“再不敢了,后怕啊!”


白岩松对中国足球有着强烈的情感和强烈的意见,他曾经在节目中,用“十问”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问题所在,在其他媒体中一度被“狂转”。在许多专业足球人士看来,那“十问”可谓针针见血,直指问题本质。


不过,与他对足球的真知灼见不同,他对球赛结果的预测却很糟糕。记得那还是早年间,白岩松约我们几个《东方时空》的同事朋友,去他家喝酒看世界杯,大家争相对几场关键比赛进行预测,并下了赌(一顿饭)。事后,我们发现,凡是他猜要获胜的球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我这个“伪球迷”押中的球队,反倒全赢了。从那以后,很少见他再预测比赛结果了,也许是害怕自己像球王贝利那样,真的成了一张足坛“大嘴”吧。


我们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天津跟当地电视同行交流,现场有人问我们俩,是不是会暗自较劲,争当央视所谓“一哥”?


记得当时我们俩相对一笑,共同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从那之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做到了当时那个承诺。二十年里,我们有过较劲,有过相互比拼,甚至像2004年那次,因为各自栏目选题争执不下而红过脸,但那些都是新闻和主持业务意义上的较劲。


到今天为止,不论是香港回归报道,还是伊拉克战争;不论是我采访了几百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他在各种场合针砭时弊,纵论天下;更不论是他多么“红得发紫”,意气风发,而我又怎样处处碰壁,消沉低落,我们都会真心为对方的出色喝彩,为对方的失落而不平,为对方的痛苦而悲伤,为对方的思考而共鸣。


在我和白岩松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哥”,更不存在争风吃醋,相互“挖坑”,你死我活。我们之间有的,只是两个中国新闻人,对新闻和人生共同的探索、追求与不甘,以及战友般的惺惺相惜。正是因为如此,当2003年我抗命重返巴格达的时候,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让他去替我为领导求情,允许我们继续在伊拉克报道。若干年后,当他在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老哥,为你平反!”那几个字时,我明白,这些年来,白岩松了解我内心的委屈、挣扎与不甘。


当然,这些年,白岩松的心中,也时常涌动着对理想的上下求索,和对现实的无奈与愤懑。相比之下,最近这些年白岩松在央视内外,依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出镜率”和知名度。他不仅主持着两档固定播出的栏目《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而且央视的各个大型直播和重大新闻报道,也都有他的身影;而在社会上,他被看作是意见领袖式的人物。一度,网上还在盛传所谓的“白岩松语录”(他自己辟谣说,那个语录有一大半都不是他说的)。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并不在意自己每周主持多少期节目,出多少镜头,也不会得意于垄断央视所有的屏幕(那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心中,新闻的价值和社会效应,是第一位的追求。为此,他会顶住压力,毫不留情地在节目中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甚至大骂某教授为“脑残”。因为,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一名央视主持人的责任。


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的新闻,我们的电视,应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牵着走。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更希望坐在历史上演的前排。


白岩松比我小五岁,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小兄弟。大概五年前,我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了。刚开始是一根两根的白发,后来就如雨后春笋,一片一片,满头的“杂毛”。为了上电视,当然也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我只好咬牙染发。


几年前,看见他写文章感叹自己白发上头。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小兄弟肯定是看见几根白头发就多愁善感,少年不知愁滋味。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头发的确已经大片花白了。


我不禁感慨地说:“兄弟,你也白了?”白岩松答道:“是啊,早白了。刚开始我还拔呢,后来就拔不过来了。算了,就它吧。”


2崔永元辞职


小崔辞职了。


这也许是2013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崔永元真的从央视辞职了。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几个月前,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20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


“水,别伤心了。我不干了,这回真辞职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


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


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


几个月后,网上开始出现了他要辞职的传闻。这期间有一天,崔永元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搞一项针对孩子们的捐助活动,问我还有没有以前写过的《前沿故事》一书,可以给孩子捐一点出来。我顺便就问他关于辞职传闻的事。我说,你上次说辞职那事网上在传呢,你真要辞吗?他回答道:“我都和罗台(央视副台长罗明)谈好了,辞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就说:“那好吧,你哥们儿多保重吧。”


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甚至在我们的概念里,都有点“狼来了”的意思。但这次“狼”真的来了。虽然有点意料之外,但的确是在情理之中。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实话实说》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


二十年前,在《东方时空》带动起的电视新闻改革浪潮中,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就好像处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是亢奋的,投入的,甚至是疯狂的。我们会为了一期节目“24小时等你”,吃方便面,睡办公桌,没日没夜。为了让节目好看,我们会挖空心思设计、策划、推敲每一个细节。通宵达旦开会、看片,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收获了成功,赢得了赞誉。但是,慢慢的,我们中的不少人也为那样的激情和疯狂付出了代价。崔永元就是其中之一。


崔永元是个完美主义者。《实话实说》创办后,崔永元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为了让每一期节目好看,有创意,他和团队吃住在办公室,每日里茶不思饭不想绞尽脑汁寻求突破。渐渐地,崔永元失眠了。祸不单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栏目遇到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小崔后来猛批的“万恶的收视率”。经过了初期的闪亮登场与成功,加上央视在收视率统计方法上的不尽科学,《实话实说》收视率开始下滑,栏目组内外压力骤增,崔永元更是焦虑不已。而所谓“安全”问题,主要是栏目的选题屡次因为“导向不正确”,遭到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甚至“枪毙”。双重压力下,终于,崔永元病了。而且,这一病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实话实说》,而《实话实说》栏目也因为他的离开,在经过了一段惨淡之后,寿终正寝。


据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李挺回忆,有一天,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带着《实话实说》栏目的主编海啸来找他,告诉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小崔病了。李挺主任说,他当时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可怕。当听了陈虻和海啸的描述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陈虻他们又来找他,说小崔自己提出要休息一段,并推荐了一位女主持和晶来替班。李挺主任说,当时他就意识到,崔永元恐怕不会再回到《实话实说》了。


李挺主任的判断是对的。在那之后,崔永元消沉了,他似乎对电视,对他倾注了心血的栏目失去了兴趣。很久,人们看不到他出现在电视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提出,想再搞一个栏目,是关于电影题材的。


作为新闻中心的主任,李挺说,他当时并不看好这样一个跟新闻不沾边的栏目,只是觉得,只要崔永元有兴趣还干电视,哪怕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也值得考虑。于是,在离开《实话实说》栏目一段时间后,人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崔永元和他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几年后,我和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


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