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为了纪念《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台里举办了一个低调的纪念仪式，但是那天我有事，很遗憾地没有参加。当天晚上，我出席了一个小范围的聚会，参加的人有《东方时空》开播的几位核心领导人，人称“东方时空七君子”的孙玉胜、孙克文、时间几人，还有我曾经的“黄金搭档”盖导盖晨光，当然还有白岩松。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提及20年前，大家七嘴八舌有很多话讲，“你记得吗？咱们那时候能24小时不睡觉……”“小白，那时候你香港报道驻港部队，还记得吗？”“小水，你那时候翻外交部宿舍的墙头……”“上次你审那个片子，到后半夜5点了，还不睡，记得吗？”话语间，眼睛里，充溢着无比怀念的光芒。然而，当话题回到了当下，大家好像都没有了豪气，没有了热情。往往都会先叹一口气，然后冒出一个语气词：“哎……”

《东方时空》是中国电视界新闻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和创举，这几乎是公认的。它给中国电视新闻带来一场革命，与此同时，《东方时空》以及之后一脉相承推出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栏目，又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电视新闻人，这其中就包括栏目的主持人，当时名噪一时的“四大名嘴”——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崔永元（排名不分先后）。

1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2004年的一天，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那是在当时我俩共事的新闻评论部，梁建增主任的办公室里。打架的理由很无厘头，当时白岩松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我是《国际观察》的制片人，两个栏目的选题发生了撞车，我们各自坚持，互不相让。梁主任试图在电话里协调，却遇上我们两个比较轴的人，既没有说服我，也说服不了白岩松。

梁主任把我们俩叫到办公室当面协调。我俩越说越激动，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话里话外开始出言不逊，梁主任劝也劝不住，在一边束手无策。某个瞬间，白岩松拿手指着我，我拿手指着他，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了。

几秒钟后，我们俩却突然冷静下来。

白岩松后来说，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年跟水老哥并肩作战，经历风风雨雨，这是要干吗呢？我当时也想到，我们是兄弟啊，真要动手吗？

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也没有更多的话。我摇着头，指着他说：“你呀，脾气太爆！”白岩松也不示弱：“你呀，也不是什么善茬，这西北人脾气跟个巨雷一样。”话音未落，我们俩就抱在一起。梁主任被这氛围感动了，也加入进来，我们仨抱成一团，热泪盈眶，一笑泯恩仇。

我和岩松一样，都是倔脾气。在做节目、干新闻的事情上争取到底，竭尽全力，从不轻易放弃。比如说，我们报了一个选题，领导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不让做，我们会去找领导理论，不管他是多大的官。

说起来，白岩松比我更执着，甚至更强势。他对新闻理念的追求近乎于疯狂和霸道。他认准了的选题，他想要表达的话语，一般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他可以因为一个选题被“毙”，直接冲进台长的办公室，吵架一般地劝领导改变主意。前不久，他还因为一个选题，站在直播间外的楼道里，跟孙玉胜副台长大吵一架，以至于我们内部纷传“岩松和孙台闹掰了”！其实，作为20年前我和白岩松的“伯乐”和领路人，孙玉胜副台长何尝不知道白岩松的为人和性格？他要是蔫不出溜没意见，那才是真有问题了！

白岩松还是个“话语霸权”者。他有极高的语言组织能力，是那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推出了一个主持人“独口秀”的小版块《面对面》（此《面对面》非后来王志主持的彼《面对面》）。每天的节目中，我们主持人要面对镜头，就一个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时间是三分钟。当时规定，这三分钟的词要当天节目的主持人自己写。

我因为学习英语的缘故，说话写作比较“西化”，喜欢用从句、倒装句，而且写起文章来前思后想，来回斟酌。一篇三分钟的千字文，总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完成。而白岩松就比我手快得多，唰唰唰，半个小时搞定。用我们编导的话说，他就是在“喷”。有时候，他干脆连写都不写，拿张小纸片写几个要点，直接上电视“喷”了。正是有了那一段的磨炼，现在他一个人面对镜头，“单喷”上个把钟头不在话下。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他肚子里有货。白岩松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他当制片人的时候，每周要向手下编导推荐一本书，都是他已经读过认为有价值的书。他的兴趣也很广泛，音乐、哲学、体育，甚至外语。

前些年，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哥们儿，我正在学英语。”

我开玩笑说：“怎么，想抢我的饭碗？”

他严肃地回答道：“不是，没有语言实在不方便，咱现在做新闻已经不分国内国外了，得学点啊。”

至于白岩松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那简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了踢足球，他至少被踢断过两次腿；为了评论中国足球，他甚至酒后上直播，招致观众非议，还被领导狠狠地尅了一顿。其实那也是为了工作。

那天晚饭，他奉命代表央视与“神舟飞船”航天中心的团队联欢，目的是搞好公关，以便日后央视的直播能够更加便利。他本想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因为当天晚上有直播，他还憋了一肚子话，要好好评一下不争气的中国足球。不想，当天双方的气氛实在是太融洽了，情之所至，蒙古族的豪爽劲儿一上来就挡不住了，多喝了几杯。其实，当时他自己感觉没问题，直播时也没说错话，只不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白岩松喝酒了。事后，他还是很懊悔的，跟我说：“再不敢了，后怕啊！”

白岩松对中国足球有着强烈的情感和强烈的意见，他曾经在节目中，用“十问”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问题所在，在其他媒体中一度被“狂转”。在许多专业足球人士看来，那“十问”可谓针针见血，直指问题本质。

不过，与他对足球的真知灼见不同，他对球赛结果的预测却很糟糕。记得那还是早年间，白岩松约我们几个《东方时空》的同事朋友，去他家喝酒看世界杯，大家争相对几场关键比赛进行预测，并下了赌（一顿饭）。事后，我们发现，凡是他猜要获胜的球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我这个“伪球迷”押中的球队，反倒全赢了。从那以后，很少见他再预测比赛结果了，也许是害怕自己像球王贝利那样，真的成了一张足坛“大嘴”吧。

我们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天津跟当地电视同行交流，现场有人问我们俩，是不是会暗自较劲，争当央视所谓“一哥”？

记得当时我们俩相对一笑，共同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从那之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做到了当时那个承诺。二十年里，我们有过较劲，有过相互比拼，甚至像2004年那次，因为各自栏目选题争执不下而红过脸，但那些都是新闻和主持业务意义上的较劲。

到今天为止，不论是香港回归报道，还是伊拉克战争；不论是我采访了几百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他在各种场合针砭时弊，纵论天下；更不论是他多么“红得发紫”，意气风发，而我又怎样处处碰壁，消沉低落，我们都会真心为对方的出色喝彩，为对方的失落而不平，为对方的痛苦而悲伤，为对方的思考而共鸣。

在我和白岩松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哥”，更不存在争风吃醋，相互“挖坑”，你死我活。我们之间有的，只是两个中国新闻人，对新闻和人生共同的探索、追求与不甘，以及战友般的惺惺相惜。正是因为如此，当2003年我抗命重返巴格达的时候，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让他去替我为领导求情，允许我们继续在伊拉克报道。若干年后，当他在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老哥，为你平反！”那几个字时，我明白，这些年来，白岩松了解我内心的委屈、挣扎与不甘。

当然，这些年，白岩松的心中，也时常涌动着对理想的上下求索，和对现实的无奈与愤懑。相比之下，最近这些年白岩松在央视内外，依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出镜率”和知名度。他不仅主持着两档固定播出的栏目《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而且央视的各个大型直播和重大新闻报道，也都有他的身影；而在社会上，他被看作是意见领袖式的人物。一度，网上还在盛传所谓的“白岩松语录”（他自己辟谣说，那个语录有一大半都不是他说的）。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并不在意自己每周主持多少期节目，出多少镜头，也不会得意于垄断央视所有的屏幕（那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心中，新闻的价值和社会效应，是第一位的追求。为此，他会顶住压力，毫不留情地在节目中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甚至大骂某教授为“脑残”。因为，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一名央视主持人的责任。

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的新闻，我们的电视，应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牵着走。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更希望坐在历史上演的前排。

白岩松比我小五岁，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小兄弟。大概五年前，我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了。刚开始是一根两根的白发，后来就如雨后春笋，一片一片，满头的“杂毛”。为了上电视，当然也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我只好咬牙染发。

几年前，看见他写文章感叹自己白发上头。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小兄弟肯定是看见几根白头发就多愁善感，少年不知愁滋味。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头发的确已经大片花白了。

我不禁感慨地说：“兄弟，你也白了？”白岩松答道：“是啊，早白了。刚开始我还拔呢，后来就拔不过来了。算了，就它吧。”

2崔永元辞职

小崔辞职了。

这也许是2013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崔永元真的从央视辞职了。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几个月前，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20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

“水，别伤心了。我不干了，这回真辞职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

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

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

几个月后，网上开始出现了他要辞职的传闻。这期间有一天，崔永元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搞一项针对孩子们的捐助活动，问我还有没有以前写过的《前沿故事》一书，可以给孩子捐一点出来。我顺便就问他关于辞职传闻的事。我说，你上次说辞职那事网上在传呢，你真要辞吗？他回答道：“我都和罗台（央视副台长罗明）谈好了，辞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就说：“那好吧，你哥们儿多保重吧。”

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甚至在我们的概念里，都有点“狼来了”的意思。但这次“狼”真的来了。虽然有点意料之外，但的确是在情理之中。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实话实说》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

二十年前，在《东方时空》带动起的电视新闻改革浪潮中，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就好像处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是亢奋的，投入的，甚至是疯狂的。我们会为了一期节目“24小时等你”，吃方便面，睡办公桌，没日没夜。为了让节目好看，我们会挖空心思设计、策划、推敲每一个细节。通宵达旦开会、看片，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收获了成功，赢得了赞誉。但是，慢慢的，我们中的不少人也为那样的激情和疯狂付出了代价。崔永元就是其中之一。

崔永元是个完美主义者。《实话实说》创办后，崔永元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为了让每一期节目好看，有创意，他和团队吃住在办公室，每日里茶不思饭不想绞尽脑汁寻求突破。渐渐地，崔永元失眠了。祸不单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栏目遇到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小崔后来猛批的“万恶的收视率”。经过了初期的闪亮登场与成功，加上央视在收视率统计方法上的不尽科学，《实话实说》收视率开始下滑，栏目组内外压力骤增，崔永元更是焦虑不已。而所谓“安全”问题，主要是栏目的选题屡次因为“导向不正确”，遭到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甚至“枪毙”。双重压力下，终于，崔永元病了。而且，这一病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实话实说》，而《实话实说》栏目也因为他的离开，在经过了一段惨淡之后，寿终正寝。

据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李挺回忆，有一天，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带着《实话实说》栏目的主编海啸来找他，告诉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小崔病了。李挺主任说，他当时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可怕。当听了陈虻和海啸的描述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陈虻他们又来找他，说小崔自己提出要休息一段，并推荐了一位女主持和晶来替班。李挺主任说，当时他就意识到，崔永元恐怕不会再回到《实话实说》了。

李挺主任的判断是对的。在那之后，崔永元消沉了，他似乎对电视，对他倾注了心血的栏目失去了兴趣。很久，人们看不到他出现在电视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提出，想再搞一个栏目，是关于电影题材的。

作为新闻中心的主任，李挺说，他当时并不看好这样一个跟新闻不沾边的栏目，只是觉得，只要崔永元有兴趣还干电视，哪怕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也值得考虑。于是，在离开《实话实说》栏目一段时间后，人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崔永元和他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几年后，我和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

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