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编导李冰无奈地使了个眼色，她也一脸焦虑。突然，会议室里停电了，缓解了我们的慌张情绪。那种瞬间暗下来的感觉，使我们的紧张得到缓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声称所带的摄像机只备了一个小机头灯，完全不够覆盖整个房间，采访无法进行。当地人立即开始张罗着启动发电机，现场一阵忙乱。

突然，一个年轻人抓着我来到门外，说：“你知道吗，现在在提克里特市区里，我们正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我们的领导人在那里等你，你一会儿要跟我一起去。”

我心知不妙，但为了稳住他，就说：“可以，但是得先结束我们的工作，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会？”

那小伙子立刻变得很焦躁，很不友善地拽着我喊：“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中国记者来到这里，就应该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对现任政府很不满，我们要推翻马利基政府，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么有意义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语气越来越狂暴，给我一种压迫感。我紧张地环顾四周，想赶快逃脱。

可是，还没等我逃开，又有一个穿西装的伊拉克人跑过来拽住我，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那人大声说：“你看，马利基，我们现在伊拉克的总理，一个擦皮鞋的人，现在在统治我们！你看看现在的伊拉克成什么样了，我们现在都是被奴役和压迫着！”

我正一筹莫展时，阿布终于出现了，帮我解了围。我惴惴不安地回到会议室，电还是没来，不断有形形色色的人进来，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不明身份的人。我很想摆脱这种氛围，听向导说清真寺还有个大会议厅，环境稍微好一点，窗户大，透光性好，赶紧提议去那边，几位长老欣然同意。

换到了大会议厅，那种压迫感稍稍得到缓解。我们表示只能采访两三位代表，他们推举了一位奥贾村的长老，一位律师和另外一位年长的部落长老。

长者为先，我先问那位年长的长老：“战争过去十年了，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翻译转达了我的问题，那位长老却似乎完全没听清我在问什么，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汗水瞬间就从两鬓流下来了。老先生竟然从一八几几年讲起，说他们伊拉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他似乎有很强的倾诉欲望，一刻不停地说着。尽管他答非所问完全跑题，但出于礼貌，我不能打断他，只能很耐心地听着，心里有种采访失败大势已去的无奈。

过了好一会儿，我看到摄像荣欣在给我使眼色，编导李冰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让我赶紧结束，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外面很危险。我立刻截住那位长老的长篇大论，表示感谢，试图结束采访。这时，那位律师突然说了句阿拉伯语，阿布很气愤地跟他理论起来。我赶紧拉住阿布，匆匆走出那会议厅。

阿布告诉我，那个律师说：“跟中国人也没法说，2003年他们跟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支持打我们。”阿布很生气地反驳：“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当时中国跟俄罗斯在联合国是反对开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得到授权，中国一贯是支持伊拉克的。”

这个插曲让我颇有感慨。我所接触到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更多地在考虑他们国家或部落自身的利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模糊，并不知道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我们常常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物资、技术还是医疗上，都做了大量的援助，在很多立场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却经常好心得不到好报，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民众遗忘。2003年，中国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有些伊拉克人却认为，中国跟美国是一伙儿的。可见，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有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位，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报道组在清真寺门口的院内会合，冀惠彦告诉我，刚才有几个人冲过来警告他们，说中国人快滚回去，表情和语气都很激烈，让大家有些发怵。

我们跟各位长老匆忙道别，伊拉克小青年还在旁边拉扯我，要我们去参加集会。我们好容易才脱身，然后一路狂奔，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

最后一站是阿布联系的，采访萨达姆的亲侄子和他部族的一位长老，采访地点在这两人的家中。

惊魂未定的我，一路对阿布发脾气：“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我们不会被绑架吧？”

阿布安抚我说：“没事没事，我安排的你放心。”

在一个偏僻村落的农家院子里，我们见到两位穿着长袍的长老，他们邀请我们到一棵大树下的火坑旁就座。两位长老都有故事，一个曾经被抓进臭名昭着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另一个对萨达姆当时的情况很了解。

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关键人物——曾给萨达姆提供藏身之处的纳米克。终于，一位长老在讲述时突然说：“纳米克亲口告诉我，萨达姆不是从地洞里被抓出来的，他们先在纳米克家的房间里抓到了他，将他暴打了一顿，然后看见院子里有个地洞，就把他塞到那个地洞里，然后又把他拉出来，假装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阴冷龌龊的地洞里活捉了萨达姆。这是纳米克亲口告诉我的。”

我赶紧追问：“纳米克跟您还有联系？”

他说：“我们今天还打过电话。”

我问：“那您能不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用免提。”

长老欣然同意，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我欣喜若狂，之前，我们通过若干个渠道试图联系采访纳米克，但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在这里意外获知萨达姆被捕关键人物的信息。

纳米克很快就接了电话，长老介绍说：“有个中国朋友在我身边，想跟你说两句。”

我顺手把别在衣服上的话筒摘下来，放在手机听筒边，对着手机说：“我是中国的记者，你是纳米克吗？我们跟长老在一起，刚才提到你，我们其实很想采访你，让你谈一谈当时的情况，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电话那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出来说话。”

我一听他要回绝，赶紧又问：“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在你家的地洞里被美军抓获的？”

纳米克显然经过了多轮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变得很有战斗经验，他用一套听上去很像外交辞令的话回绝了我：“这件事我心里知道，我亲眼目睹的，我一定会跟公众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方便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这相当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但是好歹我们与纳米克通了话，证实了他就在提格里特，也获知了萨达姆很可能不是从地洞里被抓获的。所以，这次采访也并非全无收获。随后，我们又采访了萨达姆的侄子，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与萨达姆穿军装的合照，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按计划我们要去纳米克当时隐藏萨达姆的地方，可是长老劝阻我们千万别去，说那里很危险。一方面是政府不允许，已将地洞封了；另一方面，逊尼派的极端力量也阻止外界进一步抹黑萨达姆，如果他们听说一群记者要拍摄这个地洞，一定会如临大敌。那里埋伏有很多狙击手，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他们会当场射杀。

萨达姆藏身的这个地洞，一度成为景点，有很多伊拉克人前往参观，有人出于缅怀，有人出于同情，也有人抱着一种送别暴君的欢庆心理。后来，伊拉克政府将那里封闭起来，砌了一堵墙围起来。据说还用水泥将那个地洞完全抹平了，这其实就是马利基政府的“去萨达姆化”措施的表现之一。

马利基政府上台后，萨达姆逐渐变成了逊尼派表达主张、反对马利基当权派的精神符号。所以，马利基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去萨达姆化”措施，在伊拉克境内，让萨达姆的形象尽可能消失。

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叫作“躲不开的萨达姆”。但十年后的今天，想在伊拉克境内寻找到萨达姆的形象却非常困难了。以前，伊拉克第纳尔上印的全是萨达姆头像，如今，我们想买几套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和邮票做纪念，却遍寻不着。最后阿布带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地下市场，反复解释，还表示可以多给些钱，老板才战战兢兢地从柜台底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见，“去萨达姆化”在伊拉克境内做得很彻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阿布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多拉的地方，在一排正施工的房子旁停下。一个伊拉克人警惕地问我们来干吗，向导解释说我们是中国游客，走累了，看这里景色不错，想歇息一下，问他们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伊拉克人当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开始在河边摆桌子和塑料椅子。

阿布偷偷对我说：“你顺着我眼神的方向看，河边那片椰枣林当中，有一个豁口，远远望进去，有一堵墙，那后面就是当时纳米克藏萨达姆的小院。”

我问能不能过去，阿布坚决地说：“不行！”

说话间，从坡上开下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四个伊拉克人，在我们身旁转悠。其中穿一身灰色袍子的伊拉克男子，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我们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只能假装是游客，拿相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

等那几人刚走，阿布说：“这个穿灰袍子的肯定就是纳米克，刚才他和你通过话，现在得知有几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想跑过来看一看。我刚才假装上厕所，从他旁边经过，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跟电话里一样。”

我懊悔得一拍大腿：“你早说啊，我就直接堵上去采访！”转念一想，那人未必就肯承认是纳米克，但不试一下终究是错失良机。

我们远远地看着那片椰枣林，就是没办法过去。冀惠彦想单枪匹马去闯一下，被我坚决地劝阻了。镜头固然珍贵，但他若真被人扣住了，或者被打了黑枪，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辆车，虽然没有直接找我们问什么，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被严密监视了。盘桓良久，我们还是放弃了采访和拍摄。提克里特给我们的感觉是危机四伏，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吃过阿拉伯大饼和烤鸡，我们决定连夜返回巴格达。

提克里特之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试图探寻萨达姆被俘的秘密，纵然挖出了一些线索，但离事实真相仍有距离。时间过去了十年，我们在伊拉克感受到的，却是时光的倒退，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言行，让我们这些外来记者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某种威胁。

回去的路上，我对着摄像机，有些沉重地总结道：“现在，我们正在连夜返回巴格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提克里特的夜晚，在这个白昼都如同暗夜的地方，我们甚至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动荡与不安，将过去十年的创口，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3战后怪胎“绿区”

今日伊拉克，有一个战争催生的怪胎，那是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独特区域——“绿区”。

所谓“绿区”，其实就是巴格达市中心，大概十平方公里的几条街区，一边连着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沿着拉希德饭店的边缘。这是战后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护英美联军、外国机构、承包商，以及当时立足未稳的伊拉克政客，所划分出的特别区域。

英美联军进入巴格达后，要在市中心安营扎寨，便以萨达姆设施完善的共和国宫为中心，圈出了“绿区”。最初只是用坦克、装甲车和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还住着两千多户伊拉克平民。因为工程量太大，联军没有驱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只是挨家挨户地进行了筛查，查明后发出特别通行证，允许他们住在里面。

如今，“绿区”外围的路口，盖起了四五公里长钢筋混凝土的防爆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筑起了铜墙铁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一度非常活跃，“绿区”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经常有汽车炸弹在“绿区”入口处引爆，甚至还有人用火箭弹进行无目标攻击。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绿区”与巴格达其他地方逐渐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繁荣的小社会。高峰时每天会有近十万人，许多外国公司在里面办公，还有汉堡店、小酒吧、中餐馆、邮局等等。

国际上很多人讽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独立王国，称它为“黑区”，它存在于伊拉克，却和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外国人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下飞机，上了重兵把守的安保公司车队，一路呼啸着开进“绿区”。住上一段时间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脚都不曾沾过巴格达马路上的尘土。

在美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那部非常叫座的电影《绿区》里，就有这样讽刺意味十足的情节：美国的法律专家一猛子扎进“绿区”，在共和国宫豪华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高谈阔论如何给伊拉克修订一部民主法律。

那些待在铁丝网和高墙里的人，就这样统治着对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伊拉克老百姓。

我们重返伊拉克后，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机会，一次是去采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一次是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伊拉克现在的政府、宪法、政治格局，都离不开美利坚的影子。直至今日，“绿区”里仍坐落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美国使馆，使馆人员有一万余人，光外交官就有三五千人。

采访前一天，大使馆工作人员专门联系了我们，重申一系列严苛的规定，要求所有人带上采访许可和相关证件，每人随身只能带一部手机，只能随专车出入，进入“绿区”后严禁拍摄等。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这次采访中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采访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到指定的“绿区”入口，共和国宫的一个小门，沿街那一面，用两道防爆墙隔出了一条宽两米长近百米的狭窄通道，通往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检查站。

通道里大概有四五十人在排队，看上去都像是伊拉克的老百姓。我们一打听，多数人都是为了留学、探亲和经商等需求，来这里申请美国签证的。战争之后，伊拉克人出国变得容易了许多。

经过重重安检后，我们进了“绿区”，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穿过“绿区”，进入美国大使馆。我坐在车里，打量窗外景色，很惭愧，虽然几进几出伊拉克，这却是我头一次进共和国宫。

2003年伊战时期，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拉瑟进入共和国宫，采访了萨达姆，坊间流传，cbs为此向萨达姆身边人支付了100万美元。那时全世界记者都想采访萨达姆，但是他却只接受了丹·拉瑟的采访，很多大腕记者羡慕得眼睛都绿了。

我当然也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我知道，以我们ccv当时的影响力，对萨达姆而言不是首选目标。他更愿意面对美国的资深记者和着名电视台，使他的话语能够在美国传播，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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