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车窗可以看出，共和国宫所遭遇的破坏。它是伊拉克王国时期的王宫，萨达姆政变后将其改名为萨达姆共和国宫，原本是一栋考究的古建筑，有漂亮的大理石，壮观雄伟的雕梁画栋，如今却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路边有一排排移动厕所，还有集装箱车改装成的临时房屋，这是“绿区”工作人员的临时住所。

一路上，基本上已不见战争痕迹。那些弹孔、炸坑都明显被修缮过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共和国宫标志性的绿色穹顶，一大半被炸塌了，赤裸的钢筋混凝土在空中龇牙咧嘴，带着大片焦黑的瘢痕。后来我们听说，这种遗留是有意为之，作为对战争的回顾和纪念。

美国大使馆是一大片全新的现代建筑，四周用铁栅栏围起，有七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占了“绿区”的三分之一。面包车直接将我们载入院内，下车后，使馆人员将我们带进大使官邸，让我们在会客厅里做采访。

专访之前，我们要求在使馆门口做一段现场报道，用行话来说就是“串场”，镜头跟着我从使馆门口进入官邸，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采访。其实并不会涉及什么重要内容，但美国使馆的新闻官却很紧张，他表示做不了主，需要安全顾问来确定。

安全顾问是个年轻的美国小伙，看上去职业干练。他让荣欣模拟拍摄了镜头移动的全过程，严格审查之后表示：这个镜头不行，里面出现了美国大使馆主要的几栋建筑及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安全上绝对不允许。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恐怖分子看到这个镜头，就会知道美国使馆的方位，可能实行有目标的攻击。

几经协商，最后他们决定，我只能站在大使官邸门前说，说完后就要转身进门，而荣欣的镜头也要老老实实，不能晃动。拍完这段后，我们开始在会客厅架机器。美国大使馆非常专业，给我们安排了一位负责灯光和电路的工程师，还在茶几上摆了咖啡、茶和小点心招待我们。

一切完备后，他们要求在大使后面放上两面国旗，一面美国国旗，还必须有一面伊拉克国旗。这是为了表示，伊拉克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与其是友好合作关系。美国人很在乎他们在全世界眼中的形象，他们不希望被看成伊拉克的主宰者。

采访很顺利，这位美国大使是中东问题专家，也曾在中国待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姿态，很巧妙地跟我“打太极”。

我问：“美国是否依然实质上管理着伊拉克的各项事务？”

美国大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伊拉克现在是个民主国家，伊拉克人民和政府自己当家做主，美国与伊拉克是友好的合作。现在，美国在这里的存在就是大使馆。”

我又问：“听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使馆，使馆里有一万人，这么大规模真的有必要吗？”

美国大使解释说：“其实现在本部外交官只有一两千人，其他大多数人都在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业务和项目。”

他面前虽然没有稿子，但我感觉这位大使脑海里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答机制。在采访中，我也可以感受到，美国使馆在今日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而美国人对于现在伊拉克的安全态势，也有些无可奈何。

此前，我们曾经按要求给美国大使馆提交过采访提纲，他们对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异议，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建议不要问。那就是，伊拉克有一些国会议员曾提出，美国现在依然有无人侦察机在伊拉克领空飞行，进行秘密的使命，究竟是不是这样？

这件事在伊拉克议会里曾引起非议，因为美军撤军后，伊拉克就是个主权国家，它的领空不能被随意侵入。但这却是事实，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不少伊拉克老百姓也告诉我们，曾经亲眼看见过无人飞机。

我换了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伊拉克的各项事业依然笼罩在美国背后操控的阴影中，包括一些主权范围，领土和领空等，您怎么看？”

大使给了一个官方答案：“我们和伊拉克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所有行为全都依据伊拉克的法律，包括大使馆在这里的存在。”

但事实上，美国使馆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大使出行从来都是最高机密，全部依靠直升机。据说使馆区内还有鱼鹰飞机那种武装军用运输机起降的停机坪，很可惜我们没有被允许参观。

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想补一个来到美国大使馆的镜头，需要拍一个标志性建筑。新闻官和安全顾问带我们到使馆大门口，主楼上有一个白头鹰徽章。经过再三商量，我们终于获准在这里拍摄，只是画面依然被限定在我和徽章。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使馆的人走来走去，草坪还有人健身运动，都是很鲜活的画面，却不能拍摄。

所有镜头拍完后，我们在面包车里等了快一个小时，等他们审查完所有镜头，才能离开。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女安保人员闲聊了一下。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使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区”。她告诉我，有时候从机场来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会看到一些街景，但是巴格达的市场、街道、人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在伊拉克的美国人都和她一样，不接地气，藏在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天地里。

这位女安保人员和伊拉克人唯一打过的一次交道，是经历了一次火箭弹爆炸。当时她正在使馆院子里走，突然听见脑后传来尖锐的声音，训练有素的她立即明白这是袭击，于是赶紧两手抱头趴在地上。那个火箭弹在她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这就是她与“绿区”外唯一的一次“交流”。

后来，我们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仍是同样的一套程序，各种限制，各种安检，甚至更加严格。

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见闻令我很感慨，一场战争打完十年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核心政府部门，却依然龟缩于这样一个被圈起的区域，每天都经过重重安检才能开始上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安全一点。

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正常地运转呢？几百位伊拉克的议员，又如何在铁丝网、防爆墙内，代表人民行使职责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躲在小小的城堡里，如何行使外交职能呢？顺便说一句，中国大使馆可没躲在“绿区”里，对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把握。这让我们觉得挺扬眉吐气。

“绿区”这个怪胎，宛如十年战争未曾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巴格达市中心，诉说着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正常化，依然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的无奈与悲怆。

4遭遇连环爆炸

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爆炸接连不断，伊拉克政府也在想办法应对。据说，在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顶峰的时期，巴格达全境有将近4000个检查站，基本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检查站都有军警，他们拿着声呐探测仪，检查每辆经过的车，多少给恐怖分子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们猜测，恐怖分子可能将炸药化整为零，每天想办法运一点进城积攒起来，攒到一点，就来一小炸，攒到更多时，就弄一个汽车炸弹。很多恐怖袭击都是自杀式爆炸，自杀袭击者也是需要时间培训的，并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着，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走上不归路。所以，这些时间周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

按这个规律，我们在伊拉克要待25天，难保不会遇上爆炸。虽然我们非常警惕，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还是遭遇了连环爆炸。

3月14日，我正在共和国大街上采访伊拉克市场的变化，突然收到领队潘林华的短信：注意安全，早点回饭店。回到饭店才知道，刚才在“绿区”旁边，发生了三起连环汽车爆炸。共和国大街与“绿区”仅有一桥之隔，三到五公里，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可能当时正专心采访，也可能大街上人声鼎沸，掩盖了爆炸的响声。

当时，我们紧急决定在《晚间新闻》《国际资讯》和《环球视线》中，报道这个消息。伊拉克当地电视台已经在现场直播，三起连环爆炸一起在司法部大楼，一起在外交部大楼旁边，另外一起在餐馆，许多消息都在陆续发布。我们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就在“绿区”旁边，驻站记者孙虎打电话来说，办公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他们都感觉到了爆炸的强大威力，也看到了浓烟升起。

我们住的饭店与“绿区”一河之隔，可以看到一架架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在“绿区”上空盘旋。隔河遥望，几处爆炸的地方，有烟尘骤起。我们立刻派一路记者直奔现场，可是刚到达通往“绿区”的桥边，整条路就彻底被封了，所有交通陷入瘫痪。伊拉克处理爆炸现场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封锁周边的速度。

孙虎作为常驻记者，有一个特别通行证，最后他决定步行40多分钟，将他拍摄的画面拿到我们酒店，通过卫星传输线路做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在几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这次爆炸。

那天是我在重返伊拉克的20多天里，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屏上。报道结束后，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突然反应过来，水均益又回伊拉克了！许多同事和朋友都表示慰问，让我们注意安全。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这显然是一个信号，我们都觉得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通过阿布的内部关系，我们了解到，那天的爆炸事件实际上相当严重。

一辆汽车冲过司法部门口的检查站，一直冲到司法部大门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名恐怖分子，端着冲锋枪对安保、军警和普通办公人员，一路疯狂扫射。他们冲进大楼之后，留在汽车里的人就把炸弹引爆了。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名恐怖分子各自占据了大楼的一二三楼，几乎同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背心炸弹。

紧接着，外交部大楼外，和伊朗大使馆前面的餐厅，也相继出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三起爆炸事件，每一起都造成六七十人死亡。如此严密的设计，可见恐怖分子有很周详的计划。

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大家商量如何应对。但接下来的几天，意外地平静。直到3月19日，我们的《伊战十年》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没想到，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

3月19日，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绿区”。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伊拉克的未来》涉及到对“绿区”的报道，但我们几次去“绿区”，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没有出镜的画面。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绿区”在河西岸，开窗即可拍到“绿区”，此前，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给我们惹了个麻烦。

那天，荣欣采访回来，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设定了“逐格拍摄”，然后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

突然，有人用力地敲门。一开门，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开门见山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绿区’？”

我们答道：“是的，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

经理声色俱厉道：“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说有人在瞄准‘绿区’，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

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你们看，拍的确实是日落的镜头，没有拍‘绿区’，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他们检查过以后，表示会向对岸汇报。

他们走后，荣欣长舒一口气，惊魂未定道：“咱们在这儿拍，对面全能看到？”

我说：“废话，对岸都是什么人？美国大使馆，那是吃素的！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

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绿区”，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首先关上窗户，我拿着我们制作的“绿区”示意图，向观众解说。然后，打开百叶窗，镜头在外面扫一遍，我配合着解说，哪里是总理府，哪里是共和国宫，哪里是美国大使馆。迅速拍完后，再通过三维动画进行演示。

3月19日早上，荣欣架好机器，我站在百叶窗前，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荣欣提议再来一遍，以便有个挑选。我又按流程把“绿区”介绍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看看对面的‘绿区’。”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尽管隔着一条河，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

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我们透过画面看到，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不到十分钟，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的鸣叫声，纷纷响起，奔向“绿区”。

我和荣欣面面相觑，一阵狂喜，完全没想到，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正在报道美军“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轰炸，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一扭头，一道亮光袭来，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后来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又有这样的际遇。

作为记者，我们都对这次意外拍摄到的爆炸，有点“喜出望外”。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铁石心肠，我们也知道，爆炸事件意味着会有人流血受伤，会有无辜的生命逝去。但缘于记者对突发事件所特有的敏感，除了悲悯和遗憾之外，我们也感受到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每当有这种“意外收获”时，心里会立刻泛起涟漪。

我们第一时间将画面传回国内，在各档新闻节目里做了报道。那次爆炸后，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仿佛是一场噩梦拉开了序幕。3月19日，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将近20起汽车爆炸、路边爆炸和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达270多人。

这是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带来的连锁反应，太多人对伊拉克目前混乱、动荡、不公平的现状不满，于是以极端方式宣泄。然而，在爆炸中死去的，却大多是同样无辜弱势的伊拉克民众。这样剥夺他人生命残害无辜的行为，无论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极度残忍和暴戾的。

那天，当拍摄结束后，我们来到饭店南侧的直播点，跟台里做连线。那是个四层小楼，楼顶上架设了几个直播机位。楼下院子旁就是一条小胡同。我们正在直播时，听到下面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迎亲。

我扭头看了看，果然是接新媳妇进门，就问身边的伊拉克雇员：“都爆炸了，还结婚啊？”

伊拉克雇员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们天天都在爆炸声中，难道我们还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不过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