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尊礼

作者: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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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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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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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00字

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这是人们早已熟悉了的道理!


每一个时代的开始,都要来一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演习,唐太宗能够创造贞观之治的奇迹,主要是“偃武修文”、注重文治的结果。


封建统治者为了能更好地统治人民,就必须找一种礼仪来约束人民,唐朝之前,不论是六朝还是隋朝都很注重礼学。例如隋文帝就让牛弘收集南北朝的仪注修订成《五礼》,《五礼》内容丰富,礼仪繁多,长达130篇,可以称得上长篇巨著。隋炀帝即位后,为了使《五礼》更加完整,他聚集大量的礼仪官员到广陵,共同修订《五礼》,他们收集了南北所有的礼学,编成了《江都集礼》。


礼包括忠、孝、信、义、礼、廉、耻,说法不一样,本质是一个: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顺民。


道德着眼长治久安,道德就是精神文明。儒学不可争胜,但是可以久安,儒学讲究道德。所以孔夫子的子子孙孙,至今享受祖宗荫蔽。


战争破坏了一切,也破坏了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使天下变得乱七八糟。春秋时期,人们为了利益,不惜弑父弑君,把整个西周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踩在脚下。


孔子惊呼礼崩乐坏,但却也无可奈何。他曾游说诸侯,推行仁政,复兴和制定日常行为规范。但各国君主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不把孔子的话放在心上,孔子也只好退而办学,使自己成为一个老教书先生,以期靠自己的学生完成自己的未竟伟业。当然孔子没有想到的是,几百年后,汉武帝把他的学问和思想定为至尊,更没有想到,历代帝王会不断追封他。


当李世民即位之后,在贞观初年的君臣共议治国方针时,许多追随唐太宗在外征战的将领(包括一部分文臣)纷纷主张“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也就是继续以武力对外进行征服,以炫耀大唐帝国的军威和士气。


这些人之所以提出这一主张,固然有上述“震耀威武”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们对于行军打仗更为在行,而且边境地区仍然面临着一些少数民族的侵扰,所以他们认为借助初唐时期连战连胜的势头,就可以使“四夷”臣服,大唐帝国的境内就会消弭骚乱。然而,这个主张却遭到名臣魏征的强烈反对。唐太宗问魏征是何缘故,魏征指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随后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偃武修文”趋于繁盛的大量实例,使唐太宗欣然接受了“偃武修文”的建议。


唐太宗这一治国方针政策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隋末天下动荡,社会经济凋敝,百姓生活非常贫困,人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唐朝初年仍处于统一战争时期,百姓所盼望的安定局面并没有到来,直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才基本平定各路豪强,从而为与民休养生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人心思定的情况下,以文治国比使用武力征伐更能取得明显成效,也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显然,唐太宗李世民对上述情况深有了解,因此当魏征提出“偃武修文”的文治方针时,他不顾其他大臣的反对,而是积极制定政策,努力推行,终于取得显著成效,奠定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为了推行以文治国的方针,唐太宗首先推出了“尊儒崇经”的政策。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历代帝王无不尽力倡导,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


唐高祖、唐太宗出身于关陇集团,对于儒学原来并不很熟悉,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在建立唐朝之后,也逐渐提倡儒学之道。如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并博求其后;武德七年,高祖亲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老师;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唐太宗即位后,又就如何评价与发挥周公、孔子之道的统治作用进行了讨论。唐太宗有一次对大臣说:“周、孔儒教非乱代之所行,商(鞅)、韩(非)刑法实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论之。”大臣魏征立即回答说:“陛下言之有理。商鞅、韩非之道只能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治理天下臻于盛世,所重者莫过于儒家王者之道!”


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唐太宗尤其尊崇。有一次他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他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犹如鸟之翼、鱼之水,不可缺失,这足以说明他是将儒家学说奉为治国指导思想的。


唐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学,是因为儒学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有着妙不可言的功用。在《旧唐书·儒学传》中,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显然,儒学具有维护封建等级、助益风俗教化的作用,因此当然受到唐太宗及其臣僚的青睐。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贞观君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尊儒崇经。《贞观政要·崇儒学》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可见不仅对孔子尊崇备至,连一般儒生也得到优遇。之后,唐太宗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拨20户民家供役。


此外,唐太宗又大力褒扬前代著名的儒学大师,给予他们的子孙以荫官待遇;对于经学大师,则不分南派、北派,“用其书,行其道”,只要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都兼收并蓄,各取所长。这样就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学子争相学习,在社会上形成了尊儒崇经的文化风气。


唐太宗尊儒崇经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设置弘文馆。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时,就在秦王府创设了文学馆,以此收聘人才贤士,成为李世民重要的政治顾问决策机构,并在玄武门之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朝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趋于统一,礼仪也不例外。但是南北礼学的差距甚大,隋朝曾经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于修订礼仪。唐初李渊刚进入长安之时,“天下方乱,礼典湮没”。于是李渊大至都是沿用了隋礼。唐太宗即位后,就在隋礼的基础上加以损益革新。贞观二年是礼仪制定的重要时期,房玄龄召集了许多礼仪官员,以隋朝的礼仪为依据,通过对社会的考察,制定了适用于唐朝的礼仪制度。这次制定的礼仪被命名为《贞观新礼》,历时五年,但是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也就是《贞观新礼》制定还没有多久,就发现礼仪制定有很多不足之处,唐太宗也不太满意,于是下令重修《贞观新礼》。为了能修订得更完善一些,他同时任命房玄龄、魏征等人一起参与修订,另外还命人找来当时著名的学者孔颖达、颜师古、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到贞观十一年,礼仪再次修订完成,命名《贞观礼》,共有138篇。唐太宗下诏颁布天下,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曲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


唐太宗也对礼法很重视,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尽量让自己符合礼法的规范。例如,他根据周礼对国君死了才避讳作了规定,他认为周文王在世时并没有避讳,春秋时的鲁庄公也没有避讳,所以规定“世”“民”两字不连读的都不必避讳,以免引起用字的混乱。贞观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看到密王李元晓等人对皇帝的儿子互相下拜(回拜),认为这不符合“礼”的要求,因为他们都是王爵,就要以叔侄相待,不能违背常规。太宗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致礼下拜,不能答拜。


礼仪制度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而封建社会更重视礼仪,封建社会用礼仪制度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用礼仪来教人们臣服于他们的统治,不要反抗。其中有很多不合理的礼仪制度,对人民毒害甚深,例如什么一女不侍二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也有很多好的礼仪,一直流传至今。封建的礼仪制度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是维护森严的尊卑的封建等级关系。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对大臣们说:“近来听说京城的官员和百姓,在父母丧期中,有人竟然相信巫书,在辰日那天不哭,以此谢绝吊问,这是败坏风俗的行为,违背了人伦礼法,命令州县官员予以教育,一定要按丧礼的规定居丧。”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对大臣说:“佛道施教化,本是行善的事,怎么能使和尚、尼姑、道士妄自尊大,坐着接受父母下拜呢?这是伤风败俗,违背礼法的行为,应马上禁止,仍要他们向父母下拜。”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对房玄龄说:“近来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然家世已衰落了,可是还依仗旧时的名望,自称士大夫,每当嫁女给别的家族,都索取大量财礼,败坏风俗,扰乱礼法,和他们的地位很不相称,应实行改革。”


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人修订氏族志,高士廉等人仍把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有的人才能低下,还以为门第高贵而悠然自得,贩卖祖宗的名望。我不理解社会上为什么看重地位,士大夫应该立德立功,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者道义素高,学艺宏博,才能成为高尚门第,才可称为大丈夫。现在崔、卢这些家族,只是夸耀先辈,怎么能和本朝的大臣们相比呢?你们仍把崔氏作为第一等,是轻视我给你们的官爵?”


于是崔氏列为第三等。按当时的官,崔民干只是个侍郎,不应列到第三等,但已把皇族立在第一等,外族列第二等,太宗不再坚持。


太宗下诏:“不准因自称高尚门第而索取钱财,纠正因自称门第高而不孝敬公婆,从今以后,明白告示,使大家懂得嫁娶的仪式一定要符合礼法。”


同年,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太宗女南平公主。


王珪说:“《仪礼》规定了媳妇有拜见公婆的礼节,近代风俗败坏,公主出嫁,拜见公婆的礼节都废了,现在皇上英明,一切都按照礼的原则办事。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是要全国树立崇尚美德的社会风气。”


王珪和妻子坐在公婆的位置上,命公主拿着帕子,行洗手进食的礼节。太宗听到后非常赞成。从此以后,公主下嫁,如父母健在的,都要完成这一礼节。


太宗说:“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世法否?”


魏征称赞说:“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除了官修《五礼》外,还盛行私人的礼学研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三礼”专家。


于是,“礼”制约着各种社会关系。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一月,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赋诗一首:


日昃玩百篇,


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


商辛亦流湎,


姿情昏主多,


克己明君鲜,


灭身资累恶,


成名由积善。


魏征也作诗道:


终藉叔孙礼,


方知皇帝尊。


太宗很高兴,说:“魏征一开口,就要我以礼作为行动的准则。”魏征的诗中引用了刘邦的典故,刘邦当上皇帝后,叔孙通为他制定朝礼,刘邦高兴地说:“到了今天,我才感到皇帝的尊贵。”魏征所说的“叔孙礼”即指此。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太宗下诏:“常服未有等第,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因诸侯来京朝拜的人都租房子住,与商人杂居,仅能安身,接待之礼不充分,命令用京城的空地,为各州来京的朝集使造府第,完工后太宗还亲自去视察。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按照礼法,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不应该下马,现在都下马,违背了礼法。


太宗说:“你们想抬高自己而贬低我儿子吗?”


魏征说:“魏晋以来,亲王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和六部九卿给亲王下马,这是不适当的,旧时的礼法没有这样的先例,现在的礼法也无规定。”


太宗说:“太子是准备继承皇位的,假若没有太子,就要按同母弟依次立为太子。按这种推断,你们不能轻视我的儿子。”


魏征说:“商朝有兄死传弟的事,自周朝以来,太子必立长子,以断绝庶子非分之想,堵塞祸乱根源。治理国家的人对此要十分谨慎。”


太宗准奏,三品以上官员见亲王不再下马。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礼官说:“同住在一起的人死了,还要为他穿缌麻,而叔嫂间却没有丧服,舅父和姨妈,亲疏差不多,丧服却不同,都不合礼法,其余有亲情而丧服轻的,也要上报。”


就在这个月内,尚书八座和礼官研究后上奏:“礼是用来判疑惑、定迟疑、辨异同、明是非的,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的,是人的感情决定的。人们的关系首先在于九族和睦,九族和睦要从最亲的人开始,由近及远,亲属因有亲疏而有差别,丧事的礼数就要依次减少。舅舅和姨妈,虽然是同辈,但是从母亲份上看,舅是母本家,姨妈是外姓亲戚,姨妈不在母族之中。现舅丧服三月,姨五月,失掉了根本,应调整。曾祖父母,旧服丧三月增为五月,嫡子妇、旧丧服九个月,增加为一年,其他子妇,旧服五个月,请增为九个月,嫂和小叔,过去无丧服,现服五个月,给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哥哥服五个月,舅舅增加和姨妈一样,服五个月。”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二月癸丑,太宗对侍臣说:“今天是朕的生日,民间以生日为喜庆之日,在朕看来,大为不当。”他说子路对父母非常孝顺,自己吃粗糙的饭食,而把米留下来侍养父母。当他父母去世后,子路就说再也不能背米侍养双亲了。“况且《诗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为什么为自己的生日而劳累父母呢?这种做法不符合礼法。”太宗的这种观点与传统的习俗不太一样。但他的这种提法确实新颖别致。


唐太宗即位之后,及时调整了统治方向,由武德年间的重武轻文改变为偃武修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而使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繁荣盛世景象——观贞之治,这显然应归功于唐太宗以武拨乱、以文治国的政治策略。这对当今社会其实也是一种有益的历史经验借鉴。


太宗用礼仪来影响人们的行为活动,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民在自然而然中接受一种有利于上层阶级的思想,接受被统治的现状,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