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安民抚民(1)

作者: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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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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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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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064字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人口大量死伤和逃亡,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北朝末期,北周相对统一了北方,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大量迁移和逃亡到南方的贵族、贫民,给南方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南方的开发和发展有了突破性进展。


隋文帝在南北经济都比较平稳、战争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和平地取得政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隋王朝,加上隋文帝励精图治,注意节俭,反对奢靡,很快就集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史称“开皇之治”。


“开皇之治”的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富裕,国力强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是汉代以来再一次出现的太平盛世。


在开皇24年中,较大的战争只有两次:一次统一江南的战争,这次战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一举统一了江南;一次是隋文帝远征高丽,无功而返。此外小的战争对国家影响不大。“开皇之治”的重要特点是战争较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人民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最好的标志是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人口增加到四千多万,劳动力的增加,更进一步促进了生产。


“开皇之治”的秘密是让人民得以安静,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生产。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业,粮食就是财富,当仓库里堆满粮食的时候,隋王朝各方面的发展就有了经济基础。


然而,隋炀帝打破了隋朝的安静局面,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战争频繁,徭役不断,开皇时期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很快消耗殆尽,国家和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人口大量的死亡和逃亡。隋末动乱造成了州县萧条的景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虽经过唐朝初期的治理,但社会经济凋敝还很严重,“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人民生活在“危困”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渴望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本应实行安民治国之策。可是无奈于当时群雄纷争,全国尚未统一,因此在高祖武德年间,唐朝的统治者们往往把目光致力于“削平区宇。”根本无暇将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面。


如果说李渊、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建立大唐帝国之后,他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限于“削平区宇”。那么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使一个国家稳定团结,使之走得更为长远的问题了。


唐太宗登基后,唐王朝面临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人口大减的局面。


唐太宗治理天下的根本方针是休养生息、抚民以静。正如唐太宗所说:“为国者要在安静,”又说:“国家未安,百姓未抚,且当静以抚之。”


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实施这一方针,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即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看来唐太宗抚民以静的中心内容是要在“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的指导思想下,让百姓务农事本,发展社会生产,并以此作为安定和治理国家的基础。


我们从唐太宗的许多言论中,就可以体会到他的这种深远智慧,如他曾对近臣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爱惜民力,能够虚心接受大臣劝谏,停止一些不利于百姓的工程。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付诸实施,实在是难得。


唐太宗不仅重视抚民以静,发展社会生产方面具有深邃的智慧和谋略,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其独特的政治远见。


唐太宗即位之初,接受魏征的建议,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为封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在此之前,隋炀帝也同样大举兴办过教育事业,可是各级学校“徒有名录,空度岁时”,均未能培养出“德为代范,才任国用”的人才,于是下令裁撤学校,使好不容易有了一定发展的学校教育又遭到严重打击和人为破坏。相对于隋炀帝而言,唐太宗“偃武修文”政策的贯彻无疑是成功的。唐太宗不仅坚持发展学校教育,而且注意改革学校教育体制,最终使得天下儒士抱典负籍,云集京师,形成一时盛况。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唐太宗又令大臣制礼作乐,并以之辅佐刑法,使唐代法律体系表现出与过去各朝代明显的不同。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太宗的运筹帷幄、深谋远虑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遇大事不惊慌鲁莽,更不轻下决断,总是把眼光放得很长远,因此才能成就贞观盛世的丰功伟绩。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行事若非深知灼见,不可草率举行”。这正是唐太宗成功的秘诀之一。


以抚民、安民为主的国策是根据唐初的形势而制定的,其主要的内容是安抚百姓和重视农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唐太宗即位才两个月,就主持了“自古理政德失”的辩论。


唐太宗说:“大乱之后,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天下大治。”


魏征说:“不然,人在困难危急之时,担忧的是死亡,希望天下大治就容易教化。乱后易教,如饥人易食。”


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上百年,才能使凶暴者改恶从善,废除刑杀。现在大乱刚刚结束,就想达到天下大治,我不敢有此奢望。”


魏征说:“那是平常的人,不包括英明君主。英明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民积极响应,一年就可以办到,三年成功,就算太晚了。”


太宗很赞成魏征的说法。


封德彝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越来越坏,秦朝使用刑法,汉杂霸道,他们要想民风醇正而不能。现在皇上如听魏征的话,国家恐怕就要败乱了。”


魏征针锋相对,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人民,实行无为而治成就了王业,实行仁义道德成就了帝业。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和教化。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仗,乱到极点,胜利后,马上就是太平盛世。九黎乱德,颛项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虐,商汤放之,在汤之时,即现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时,亦致太平。如果说人越来越坏,到现在都变成了鬼魅了?怎么还可以施教化呢?”


封德彝无言以对。


抚民以静,是天下大治的先决条件。汉初文景时代的“无为而治”就是让人民休养生息,才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德年间忙于统一战争尚不能让人民休息。武德九年八月,突厥可汗兵临渭水,唐太宗以政治家和军事家气度,和颉利可汗立渭桥之盟。当时如果要打,突厥不一定得到什么好处。


唐太宗认为:“我刚即位,治理国家需要安静。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应该让他们安静,使之富起来。”不进行对外战争,以减少兵役的负担。


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有人主张重刑。


太宗嘲笑道:“老百姓之所以为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其身,所以不顾廉耻。我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自然不为盗,用不着重刑。”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如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我常想,伤身的不在外物,都是由嗜欲造成的祸患,若沉溺于佳肴美味,歌舞美女,想得到的越多,损失就越大,既妨碍国家,又侵扰百姓。”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要使不失时,只有国君简易宁静才行。如兵戈屡动,土木不息,想要不夺农时是不可能的。”


王珪说:“秦皇、汉武,外则穷兵黩武,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尽,祸难遂兴,他们不是不想天下安定,而是失掉了安定天下的政策。隋朝的教训,应引以为戒,这是陛下亲身经历,知道怎样去改变它。但是开始容易,要坚持就难了,但愿陛下慎终如始,方尽其美。”


太宗说:“对,国家安宁与否,取决于国君,国君无为则人民乐,国君多欲则人民苦,我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


到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还嫌不足,征求不止,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忍受,所以就灭亡了。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枝叶茂盛,君能清静,老百姓怎么不得安乐呢?”


唐太宗就是这样,把安抚百姓作为大治天下的先决条件,常抓不懈,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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