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因为没有必要。

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向别人申请，要盖章，我觉得别扭，而且，极不浪漫。

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

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她兴奋不已：“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地点在中国大饭店，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初步定20桌，你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广告客户……”

“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

“这么大的活动，起码200个来宾，没有广告，费用从哪来?”

我忘了这个茬。

在凤凰，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的节目和大型晚会。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

“我还没说完呢。”高雁两眼放光，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因为是婚礼，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两个。你喜欢谁?”

“celinedion。”

“请外国歌手有难度，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只是费用太高了，不如考虑f4吧，他们可比celinedion红多了。”高雁两只手在那儿比比划划，一定是在算出场费。

“唉，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我的终身大事，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

“对对对，f4一到，场面不好控制。那请谁呢?”

我被高雁煽惑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请羽泉吧，他们唱的《最美》，我们在车上老听，有纪念意义。”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广告了。”高雁一脸轻松。

“广告好卖吗?”我有些担心。

“当然好卖。”高雁斩钉截铁，“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

“那得挑个好名字，我喜欢名表、首饰什么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亚、蒂芬尼、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鲁豫婚礼》。”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

“你先选个日子吧。”高雁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我的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帮我打听打听，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我们想结婚了，可不知道该怎么结。”我说。

“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高雁不依不饶，“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别害羞，一见大场面就晕。”

果然，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

“那，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

他是摄像，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

“不行!”我对着话筒大叫，“从现在开始，你要练习走红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既然要办，索性就往大了办，照着奥斯卡的规模。

高雁很快打听到了在香港登记结婚的程序：“你们俩带着证件去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就行了。”

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

首先，要公证我俩的单身证明，然后，他要办赴港签证。

想想真郁闷，香港回归都5年了，可内地居民过罗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国容易多少。最简单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团赴港旅游。

中旅的北京—香港线分7天团和14天团，每星期五出发。以往他都跟7天团来看我，这次他选了14天的，然后打当天第101个电话向我汇报进展。

“老婆，都办好了。11月22日到香港。”

2002年11月22日中午，我一做完直播节目《凤凰午间特快》，就急着往家赶。他已经到了。临出化妆室之前，发型师阿ray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有什么计划?”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去结婚而已。)”我咽下了后半句话，可脸还是红了。

气喘吁吁跑回家，老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重播的《午间特快》。

“老婆，今天我们旅行团的人问我来香港看谁，我说看老婆，老婆在电视台工作，他们立刻问，是凤凰卫视吗?”

“他们没问你老婆是谁?”

“问了，我没好意思说是你。”

“这有什么，下次别人再问，你就说是小莉呗。”

话还没说完，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还不快去卸装。”

我认认真真地卸了装，然后和老公在楼下的茶餐厅匆匆吃了紫菜墨鱼河，就坐船直奔中环红棉道。

红棉道礼堂坐落在公园中央，而公园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公园不大，两个人携手逛上一圈用不了15分钟，但公园的宁静却让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车水马龙。这么说吧，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楼里工作了一天，此刻正一脑门子官司，一走进公园，也会有想结婚的冲动。

公园里有几个想必是来参加婚礼的人，各个脸上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只有我和老公，手拉手神情肃穆地走着，看上去像是一对被包办婚姻捆住了手脚的不幸男女。其实，我们只是紧张。

我有一个毛病，对于教堂、机关和所有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充满敬畏，一旦身处其中常常会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应。有例为证：

1999年11月，我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马槽教堂里因身体不适，加上被现场荷枪实弹的警卫弄得紧张无比，以至于腹痛难忍，几乎晕倒。

2000年年底我在纽约，星期日独自一人逛第五大道，路过一间教堂，突然心血来潮，想去参加周日礼拜，靠近上帝。而当悠扬的管风琴声响起，我随众人庄严起立准备咏唱圣诗时，不知中了什么邪，我竟然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哈哈大笑。我被自己的疯狂吓坏了，急忙以最快速度冲出教堂，然后一个人蹲在路边放声大笑。上帝啊，请宽恕我!

扯得似乎有些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我和老公神情严肃地来到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楼前。楼前正有一对新人和亲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袭婚纱，所有来宾都是盛装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来这登记还得穿礼服啊?”

我俩面面相觑，他不敢看他的仔裤，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们低头穿过欢乐的人群，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

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们。

“我们是来登记的。”老公和我异口同声。话一出口我们俩都乐了，因为这像极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嘎子来到游击队，愣头愣脑地说：“我是来参加的。”

“这里是行礼的地方，婚姻登记要去金钟大厦。”工作人员显然没看过《小兵张嘎》，她大概猜想我们要么是幸福坏了，要么是紧张坏了，所以她善良地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傻笑。

我们3个人尴尬地面对面乐了半分钟后，我和他起身告辞。

香港婚姻登记处位于金钟大厦，大约100平米的一个大厅，有20几个柜台。此时，每个柜台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屋子的中央有十几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满了人，男女老少，各种肤色，像联合国一样。

我先认真了墙上贴着的布告，立刻对这个嘈杂但却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满了景仰。这儿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归这儿管。

我和老公诚惶诚恐地把一大堆资料交给了工作人员：身份证、护照、单身中文证明、单身英文证明……能想到的我全带来了。

工作人员一边翻看我们的材料，一边指着桌子的日历说：“你们先挑个行礼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结婚的人特别多，大会堂和红棉道都快排满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会堂，你们要不要?还有一个多月，到时候，你们的结婚申请也就批下来了。”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在香港结婚的手续：首先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然后在结婚申请被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举行婚礼，超过3个月仍未行礼的则需要重新申请。行礼的地点有两处，红棉道和大会堂。新人服装可随意，礼服或便装都行，但必须整洁、得体。观礼人数没有上限，但不得少于两人，因为在结婚证书上需要两位证婚人的签名。

“好啊，”面对穿制服的长官，我从不敢说个不字。可心里直打鼓：“还有1个月5天的时候，办晚会是来不及了。”

我正在犹豫，身后凑过来一对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沓证件：“姆该(劳驾)，我们来登记。”

“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下周一再来吧!”工作人员彬彬有礼。

青年男女只得扫兴地离开。

原来结婚还有名额限制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12月31日可以。”生怕错过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工作人员细心地填好所有表格，指了指桌面上镶着的一块铜牌说：“你们两个人谁来宣誓?”

我主动站了起来，并且飞快地扫了一眼铜牌上的字，大意是：我以法律的名义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不到两秒钟吧，我就背熟了铜牌上所有的字。然后，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凤凰早班车》，用不着说新闻，老老实实照着读吧。”

我好像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站得笔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词。

想必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过谁如此声情并茂地朗读宣誓词，待我念完，由衷地赞叹到：“北京话真是好听。”我颇有成就感地坐下，环顾四周，才发现，刚才还满满当当的大厅此刻只剩下了我们3个人。

“好了，一旦你们的结婚申请获得批准，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的。别忘了12月31日准时来行礼。”

面对陪了我们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样报答。我真后悔事先没在口袋里装上几块喜糖，而隔着柜台拥抱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合适，于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

“我饿了!”一走出婚姻登记处，我和老公立刻手拉手深情款款地凝望着对方说出了彼此的感受。

我们喜欢的danryans就在旁边的pacificpce(太古广场)，于是我俩跑到那吃了有纪念意义的一顿饭。菜谱如下：

恺撒沙拉

cmchowder(香港译做：周打靓汤)

烤羊排配薯条

suffedmushroom(炬蟹肉蘑菇)

生啤三扎

咖啡

纽约奶酪蛋糕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