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私底下是个散散漫漫、不拘小节的人，但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绝对不买盗版产品。每次我在香港的hmv和owerrecords花高价买正版cd、dvd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一身正气，悲壮极了。这时，我就会想起james。

大学时，我还遇到过一位变态的外教。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但她碰巧是个美国黑人老太太。因为身体肥胖，她走路的时候一喘一喘的，教室的地也跟着一颤一颤的。

老太太每天早上6点起床锻炼。说是锻炼，其实就是围着操场跑道走路。有一天老太太走高兴了，在班上宣布，以后每天早上全班要派一个同学上门接她，然后陪她一起跑步，边跑边练习口语。

严冬时分，6点钟天还黑着呢，又冷。老太太可不怕，她胖，几步路走下来就大汗淋漓，却苦了我们这些陪跑的，一个个冻得哆里哆嗦，哪还顾得上说英语啊，嘴都冻木了。

一个星期下来，全班怨声载道。

更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她的讲课方式。

一个问题如果有a、b两个答案供选择，老太太就要求我们举手表决：

“认为a是正确的同学请举手。好，一共是15个同学。全班20个人，15个过半数了，所以a是正确的。”

这样的教学方式匪夷所思。

中国人讲究敬老爱幼，因此我们忍了大半个学期。

后来了解到，老太太以前在美国专教智障人士。

难怪她天天让我们举手表决呢，看来是多年养成的教学习惯，把我们也当智障人士一样教了。

我们造反了。跑到系里去闹，要求换人。

事情传到了老太太耳朵里，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可心里恨透了我们。于是用考试整治我们。

有一天上课，老太太捧着一叠试卷一扭一扭走进教室，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we egoingohaveaesoday，andisgoingobecounedasparofhefinalexam”(今天，我们有个小测验，这可是期末考试的一部分。)

说话时，老太太扬着下巴，眼睛斜斜地瞟着我们，她心里一定在想：

“小兔崽子们，别以为你们能斗得过我!”

老太太有所不知，中国大学生都是久经考场，哪在乎一次小测验啊。可没想到，她使出了杀手锏。20分钟不到，她就尖着嗓子大叫：“时间到了!”

我们全不理会，还是低头答卷。

她生气了，用胖胖的手指敲着黑板：“sopwriing!imeisup!imleaving!”(停笔!时间到!我要走了!)

不少同学害怕了，不情愿地交了只答完一半的考卷。老太太又看了我们一眼，昂首挺胸地走了。

不久，系里解聘了她。全班同学欢天喜地。

但美国老太太可不一般，她居然跑到朝阳法院告系里违约，要求赔偿。朝阳法院派了工作人员到我们班收集证据，面对组织上的人，我们大吐苦水，几乎变成声讨“美帝国主义”的大会。

几天后，老太太回了美国。案子不了了之。

英语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英语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它的确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广告，心里竟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志在必得的感觉，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只要我去比赛，冠军非我莫属。最吸引我的是广告内容的最后一段：决赛由北京电视台转播。这短短的一行字让我心驰神往。

90年代初，我最欣赏的电视主播是蔚华，她是我们广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的师姐。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蔚华，我知道了什么叫英雄气短。

那时候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表面上还能做出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心里却始终认为，我的英文是最棒的。

直到蔚华的出现。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从广院回家过周末。晚饭后，拿着电视遥控器频繁换台。突然，我的手停住了。电视上出现了一个特别洋气的女主持人。短发，蓬蓬松松，露出一张轮廓清晰的脸。一件宽松的西装，衬着大大的垫肩，浑身上下洋溢着说不出的美。

洋气，是我在那个时期给人的最高褒奖。它包含了容貌、气质和一种风情。蔚华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但她的大气、干练、职业感和那份无可言喻的国际化令我心仪。更要命的是她的英文，好得无懈可击。

我心里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

“这不是蔚华吗?她是我们国际台英语部的。”我爸也凑到电视机前。

我知道自己内心的波澜所谓何来了。

如果我只是从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我的震动不会那么大。但电视不仅有声音，更有图像。从蔚华开始，我对电视产生了兴趣。我想像她一样，做一个英语新闻主播。

1991年冬天，当我看到英语演讲比赛的广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也许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过午饭我就拉着男朋友陪我去北京外语学院报名。晚上回到宿舍，我对谁也没说。我有点迷信，总觉得说了就不灵了。

比赛内容挺简单，以奥林匹克为题写一篇文章，然后朗诵出来。

我写的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我在软式网球组委会担任翻译的经历和感受，表达了北京人、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期盼。文章的开始是我的得意之笔：

weseehefireinhesky

wefeelhebeaingofourhearsogeher

hisisourimeoriseabove

weknowhechanceishereoliveforever

forallime

handinhandwesand

allacrosshend

wecanmakehisworldabeerpceinwhicholive

handinhandwecan

saroundersand

breakingdownhewallshacomebeweenus

forallime

这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题歌《心手相连》，我以此作为开篇，自己觉得妙不可言。

比赛分为预赛、初赛、复赛和决赛。按年龄和专业分组，我参加的是竞争最激烈的在校大学生英语专业组。

预赛、初赛都是在北外举行的。那一阵，我的男朋友在电视台实习，没工夫陪我。我不认路，离开他，简直是两眼一抹黑。我一个人一路从东郊定福庄问到西边，这对别人不算什么，对于我却是个奇迹。

因为参赛人数太多，预赛、初赛时，考官们只是听听选手基本的语音语调。我还没有念完《handinhand》(《心手相连》)的歌词，主考老师就微笑着打断了我：“youspeakreallygoodenglishwheredidyoulearni?”(好极了，你是在哪学的英语?)

我立刻明白，我过了，而且是考官最满意的学生。

复赛时选手们都在场，终于领教了彼此的实力。当北外的一个男生激情澎湃地朗诵起马丁·路德·金的“ihaveadream”(我有一个梦)，我后悔得直掐自己：“这么棒的创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正在心里呼天抢地的时候，一个漂亮的长发女孩走上台来，用漂亮的英语说到：“ihaveadream”(我有一个梦。)

这下，我不慌了。大家都有梦，我偏偏不做梦。

我连过三关之后，接到了参加决赛的通知。决赛一共10名选手，除我之外，其余9人全部是北外的学生。我一下子就踏实了。我是少数分子，属于弱势群体，输了也光荣。

我心情平静地去参加决赛。

决赛的评委中有我最敬重的胡文仲老师。胡先生从来没教过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英文启蒙老师。是他让我领略到英语的魅力。

胡文仲先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着名教授，80年代初期，他曾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一档由bbc制作的趣味英语教学栏目《followme》(跟我学)。节目播出时，我是一个连abcd都背不出的小学生，可这丝毫不影响我每天准时收看《跟我学》的兴致。胡先生的讲解生动形象，他不说语法，只简单明了地告诉你正确的表达方式。于是，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学习语言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决赛好像是在中国剧院举行的。

那天，北京电视台的转播车就停在大门口。我早早化好妆，一个人悄悄地溜到后台，站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静静地看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地架机器、调灯光。一个导演模样的年轻女人拿着步话机，威严地站在舞台中央，冲着台下的人比比划划布置工作。

我屏住呼吸，惊喜交织地看着这一切，自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大声地说：“iwanobeparofhis”(我也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那一天，就在剧场的大幕后面，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属于电视。

决赛的时刻到了。我穿着一件淡粉色膨体纱毛衣，腰间绣着孔雀图案。脸上的妆现在想来有点可怕，我搽了鲜红的唇膏、眼睛贴了又长又重的假睫毛。头发和现在的差不多，只是前面的刘海剪得齐刷刷的。

比赛结果，我获得了第一名。领奖的时候，我看见坐在台下的外教james，他带着全班同学来给我打气。一听见我拿到了冠军，james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那里又叫又跳。记得，我冲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冠军的奖品是一台巨大的电动打字机。我居然一个人挤公共汽车把它扛回了家。

爸爸从来不当面表扬我。那天，他只是微笑着用手摸了摸打字机，想了半天，终于说：“可你还不会打字呀!”

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

演讲比赛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1992年3月的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去系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系主任裘国英老师和两个陌生男子。裘老师说：“这两位是来挑节目主持人的。”

我心里兴奋得怦怦乱跳，脸上却始终是一副矜持的表情。

“我们是中国民航机上节目的编导，正在筹拍一个旅游节目，名叫《空中博览》，准备要去世界各地拍外景，所以对主持人的外语能力要求很高。”两个男的，一胖一瘦。胖的开始介绍节目的拍摄计划，那个瘦子不住地打量我。

我有些沮丧，还以为是电视台的呢。不过，坐飞机周游世界也着实令我心动。

我表示对节目有兴趣，裘老师更是说了不少夸奖我的话。

那两个人一直点头微笑，然后客气地留下名片便告辞了。

我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我知道，他们是慕名而来，失望而归。早就听说广院外语系有个女生得了英语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估计是个可造之才。没想到，亲眼一见，却是个毫不起眼的黄毛丫头。

平心而论，实在不能责怪民航的同志不是伯乐。要怪，就怪我当年完全没有半点千里马的风采。已经3月份了，我还穿着臃肿的羽绒服。清汤挂面的头发，胖乎乎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那副样子，任凭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气质、明星魅力这些词和我联系上。

虽然觉得自己的外形不够靓丽，可我还是暗暗希望民航的导演能选上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民航的回复。

现在，我常常坐国航的班机。每次机上播放《空中博览》，我总会边看边孩子气地想：“当初他们没选我，如今一定在家后悔得拿头撞墙呢。”

我很容易受伤，但从来不会被打倒。很快地，我就将国航的事抛到了脑后。

那一阵，我像中了邪一样在准备考托福。每天除了上课、睡觉、吃饭，就是背单词、做托福试题。我刚刚失恋，于是一心想要出国留学，想马上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至于要去哪、学什么，完全不知道。我只是一味地要走，电视，被我完全搁置了。

天气渐渐地暖和了。4月的一个星期六，班主任通知我，王纪言院长要我下午去电视系演播室试镜，中央台导演要来挑主持人。

我的心又有些活动了。

吃过午饭，我照例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我喜欢做托福习题，一做就上瘾，一上瘾，就忘记时间。等我赶到演播室，其余试镜的播音系女生已经到了。我找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心里还琢磨着没做完的题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几乎想溜走了。我最讨厌和别人争一件事情。这种时候，我会变得很不自信。

这时，王院长带着一群人呼啦啦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大胡子男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看他的样子，想必是导演。

“这位是中央台文艺部的张晓海导演，今天来咱们学校是为中央台一个新的栏目挑主持人。”院长指着大胡子冲我们介绍。

“这些都是播音系88、89级的学生，哦，还有一个88级外语系同学，陈鲁豫。”院长在演播室里找了一圈，终于发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她刚获得了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院长叉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另一只手远远地指向我。于是整个演播室里三十几个人的目光刷一下都转向我，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张晓海只是对我扫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试镜开始了。每一位候选人要做一段现场采访，被访者就是张晓海，采访内容不限，可以把张晓海假设成任何一个人。

这下子，我的兴趣来了。采访是我大学的专业课啊，尤其是那些外教，几年来，给我们成套地灌输了西方式的采访技巧：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要让对方明白，你对他很了解；问题要尖锐、要抓住对方回答中的漏洞穷追不舍……这些理论，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播音系的女孩一个个上场了。她们声音圆润、吐字清晰，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修长的身材和飘逸的长发。和她们相比，我显得太另类了。我的另类并不是酷，而是指我的外表没有一样符合传统美的标准。

不过，这反而让我信心十足。因为，我的逻辑是：另类和别人不一样容易被记住。

所有的同学都考完了。从张晓海礼貌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没有惊喜。

该我出场了，我拿着麦克风对张晓海说：“我就采访你。”

“行!”张晓海老实地点点头，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不耐烦。毕竟，他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

对张晓海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中央台文艺部最有潜质的年轻导演之一，广院毕业，仅此而已。但我隐约记得中央台文艺部还有两个大胡子导演：赵安、张子扬，也颇有名气。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从大胡子开始：

“为什么文艺部的导演都留大胡子?你、赵安、张子扬。”

张晓海愣了一下，我紧接着提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3个人是中央台最年轻有为的导演，你们之间的竞争厉害吗?”

后来，张晓海多次提到我对他“恶狠狠”的采访，说我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逼得他没处躲没处藏。

如今，我已经采访了许多人，我知道，温和、宽容远比咄咄逼人要有力得多。可我一直很欣赏自己当年对晓海的提问，那是真正的锋芒毕露、畅快淋漓。

感谢晓海，不仅没有“恼羞成怒”，还能不计前嫌，从众多靓丽的广院女生里选中我来主持《艺苑风景线》。

从此以后，我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