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煌煌文治(1)

作者: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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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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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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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610字

开科·祭孔


人们常常将朱棣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朱元璋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父子两人确实有所不同。确切地说,朱棣虽然同父亲一样热切地追求那种赫赫武功,但时时都不曾忘记标榜自己的“文治”。


洪武之政给当时那一代文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畏怯,在政治上为官“如作虎穴游”,在经济上“既盈而覆”,难于发展。用解缙的话说,“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到洪武晚年,导致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拒绝与洪武政权合作。建文的宽仁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这实际上也是对洪武过于严猛的一种惩罚。然而,受益于建文仁政的文人士子,并未能保持住他们所拥护的建文朝廷。当时的朝鲜国王李远芳同大臣赵浚曾议论起这些变化。李远芳以为“大抵人心怀于有仁”,他对“建文宽仁而亡,永乐多刑杀而兴”很不理解。赵浚对他说:这是因建文“徒知宽仁而纲纪不立故也”。夺位后的朱棣则要在保证纲纪和维护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去争取知识分子们最大程度的合作。


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以献媚取宠的,不料朱棣却戴上了“不好武”的假面具。他说: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除北京外,在全国范围举行了乡试。次年会试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请选士数目。朱棣问洪武时选士多少,李至刚答道,各科不同,多的时候达四百七十余人,少的时候只三十人。朱棣说:“朕初即位,取士姑准其多者。”于是,这年一次就录取新进士四百七十二人,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相同。经廷试,一甲三名为翰林修撰、编修,二甲五十一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


永乐年间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从未间断,只是录取数目不像此次之多。如永乐四年(1406年)会试,取了二百一十九人,较这次减少了一半多。但在科举时代,录二百一十九人也算是较多的。虽然洪武十八年录取过四百七十二人,但那是因为科举已被停了十五年。而朱棣第一次开科取士即达此数,盛况如同开国,这对消弥士大夫的敌视情绪是很有用处的。


这次会试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南北榜”案形成鲜明对照。那一次,朱元璋为限制江南地主并笼络北方士子,杀掉考官白信蹈、复阅考官张信和考中


廷试第一名的陈,将考官刘三吾戍边。他亲自阅卷后,取录六十一人,全部是北士。永乐二年(1404年)会试取录的新进士中,一甲及二甲全系南士,三甲中也多为南士。


愿意入朝为官的,为他们敞开仕途;不愿入仕的,也不去勉强。朱棣摆出了一副尊儒的架势。他一面对建文儒臣们进行残酷的屠杀,一面又着力于振兴文教,对儒士们采取了尊优笼络的态度,这大概就是他所津津乐道的“宽猛适中”了。


朝中有个姓丁的学士,学问不错,朱棣对他很器重。一次问起他“少从谁学”,丁学士回答说,曾从学于元末翰林学士李征臣。李征臣为人倔犟,入明后不肯为朱元璋所用,家属被杀光也不肯屈从,被谪戍到宁夏。朱棣得知后让人将李征臣接到京师,劝他为官。他对朱棣说:“臣于洪武中既不受官,则今日义不得复受。”


“那么你欲何之呢?”“愿还行伍。”李征臣还像当年一样倔犟。“朕既已召卿,何可复从戍。”朱棣倒不在意,免去他戍籍,让他回吴中故乡。


提到故乡,李征臣备感凄凉。洪武严政使他已无家可归。于是,朱棣按照他的意愿,送他去吴中故人盛景华家馆执教去了。洪堪是洪武时进士,因为太年轻,朱元璋让他回去,等二十五岁时再来京听用。这时的皇帝已是朱棣,但还是照常任用了他。


朱棣对会试落第的举人也很优容,他让翰林院择其较优者,送入国子监继续研读,以俟下科再试,并给予教谕的俸禄。所以《明史·选举志》载:“举人入监,始于永乐中。”永乐时会试有“副榜”,这些人就是入国子监继续读书的落第举人。


“靖难”之役中,朱棣率师南下时,曾经过山东孔孟之乡。他当时限令将士,不得入境骚扰,表示了尊儒之意。这在他夺位过程中,确实称得上是一大妙笔,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谁抓住了尊儒,大抵也就抓得了正统。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在京师又导演了一幕戏剧性的祭孔活动。


一月初一上朝时,朱棣向群臣宣布了祭孔的计划:“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道之在天下,载于六经,天下不可一日无生民,生民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朕将临国学,躬礼孔子,以称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


祭孔的日期定在三月初一。朱棣服皮弁,备法驾至孔庙,行四拜礼。这是超逾常规的礼节。当时礼官考谒庙仪时,仅规定宋服靴袍行再拜礼的。朱棣又对礼部官员说:“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南京贡院经永乐年间重建,形成规模宏大的科举考场。明远楼取自《大学》“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之意。想当年监考官昼夜登临眺望,严防考生私自走动传递通风,实在是一个绝佳的位置。


胡广书《祭韩公茂文》


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今当躬诣太学,释奠先师,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


祭过孔庙后,车驾前往太学,这更是盛况空前。朱棣将《五经》授予国子监祭酒胡俨和司业等人,特赐他们坐讲。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吏及翰林儒臣全部赐座听讲。胡俨讲完《五经》,朱棣一面命人送上茶水,一面择其中要点不断提出问题。那天国子监周围挤满了衣冠儒士,还有不少外国使臣围观。儒臣们为这种空前的礼遇而飘飘然了。


几个月之后,朱棣在奉天门召见了翰林侍读学士胡广等人,谈到对儒臣的恩礼,胡广感激涕零地说:“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朱棣笑起来,他为自己的措施感到得意。按照礼部的奉请,当时还为朱棣到太学祭孔视学一事立了一块碑。碑文也是他亲撰的: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世之极其尊崇之礼者,非于孔子有所增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


这些做法确实达到了目的,不仅当时的儒臣感到满意,后来的人们也看到了这种变化。有人评论说:“国初(指洪武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洲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明史》中也说:“当是时,海内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内兴礼乐,外怀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


刊行《圣学心法》


对建文儒臣无情残杀的朱棣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是想作为一位盛世名皇留于史册之中。最能反映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纂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的《圣学心法》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平,讲读后,他随手向翰林侍读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说:“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汉唐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


胡广等人读过此书,奏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


于是,朱棣将此书定名《圣学心法》,明代皇帝的“御笔图书”印章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又称文宣王庙,是明朝初年国子学所在地,历经劫难,几复兴废,成为古老的南京城一处标志性胜景。


命司礼监刊印。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推崇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夺嫡继统的相似经历和心境。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由此可以说,《圣学心法》正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因而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虽然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书中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可以视作他追求盛世名皇之梦的自白:“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取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


除去尊崇儒教之外,朱棣还利用开馆修书将这些知识分子们笼络起来。永乐朝颁降于府、州、县学的书籍有《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五论书》等。其中《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均刊行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以致后来颇感耗费,急成全书,结果似乎还有些儒士略不尽意。文人中交口称赞的也不在少数,杨士奇就曾说:“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纯质之俗,斯民皆诚笃之行,而况左右供奉之臣哉!”


把朱棣之心比于孔子之心,确实有些***不类。这些儒臣的恭维也许真的出于诚心,但朱棣尊儒却只不过是他统治的方法。他在《御制重修孔庙碑文》中写道:“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应该说,这才是朱棣的本意所在。


其实,太祖朱元璋也是尊儒的,但他并不信任那些恃才自傲的儒士。明初的方孝孺和解缙算得上是当时名儒,都被朱元璋借故赶回家去,说是“今非用孝孺时”,又说令解缙回家读书“后十年来”再用。说来说去,总之是不肯信用。理学的那套东西,虽说是维护君命,但是同明初的发展并不相吻合,建文帝朱允炆过分倚靠方孝孺以理学之道治国,终至失败,朱棣对此不以为然,因此,他的治国并非尽用儒道。这一点上,他又追随了父亲朱元璋。儒臣们也并非毫无察觉,不过他们感到同洪武之政比较起来,永乐政治毕竟做了更有利于儒臣的调整,这就是后来阁臣杨士奇所说的:“昔我太宗皇帝于洪武之政,仁宗皇帝于永乐之政,皆有因时损益之宜,亦皆是上体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当其时无人曾有异议。”应该说,杨士奇的话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当时在以儒道治国的问题上,并非没有异议,也有人提出过不同主张。江西按察使周观政曾上书提出“不必尽法祖”。他知道这事若被儒臣们知道,必定惹来一场攻击,所以要求对上书内容“秘不公布”。朱棣看过周观政的上书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他“真是个怪人”。这当然算不上是表态,或者只能算是模棱两可的表态。


周观政的慎重并非过于敏感,永乐二年(1404年)发生的朱季友上书事件,便说明这种小心在当时不无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