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皇权密网(5)

作者: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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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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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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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900字

朱棣的削藩虽然没有像朱允炆那样的声势,但却比较顺利,不像朱允炆那样一波三折。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允炆削了几个藩王,为朱棣处理藩王问题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已没有足能与朝廷抗衡的强藩。明朝人论及此事时说:“昔高皇帝众建诸王,皆拥重兵据要术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庙无懿亲之迹,府寮无内补之阶。”


朱棣在削藩的同时,逐步加强了对诸王的控制,这也就是所谓“藩禁”。严格地讲,这也是削藩的一个内容,因为虽然名义上仍设置了许多藩王,但藩王的实际权力却大大削弱了。这或者可以称为另一种形式的削藩。这类藩禁在洪武、建文时已规定了一些,自永乐以后禁例更多,而且更加严厉。


自永乐初始,朱棣就不断训谕诸王,要他们老实守法,以全亲亲之谊。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朱棣赐书训诫诸王:“《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释之曰:‘其所由来者渐矣。’……虽不可亏亲亲之私恩,亦不敢废天下之公义。……诸弟侄亦惟常念皇考之法俱在,各尽乃道,共保富贵。”同年十月,朱棣乘赐诸王《皇明祖训》之机,再次向诸王表示,自己不是宋太宗,诸王也不要当“汉七国”。但历史事实表明,诸王想当“汉七国”的大有人在,有的是没敢当,有的是当了一下,很快就被削去了。朱棣则比宋太宗更有过之,他反而更像汉武帝,因为正是在他们这两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手里,两代的藩王之害才彻底被消除。


明初藩王实力最强的是几个塞王。因为有御边的任务,不仅自己控制的军士多,且有节制其他军事将领的权力。对朝廷构成威胁的也主要是他们。朱允炆曾把几个塞王移往内地,如辽王朱植原封广宁,被移往荆州,肃王朱楧也由甘州移往兰州。朱棣即位后虽称恢复诸王旧日爵封,但移往内地的藩王不许再回原地,而且还把原封宣府的谷王移往长沙,宁王也由大宁改封南昌。原来,一般的藩王都有三护卫,一卫大约五千六百人,朱棣用各种方式削减藩王的护卫,有的三卫尽削,有的只留一卫,有的则仅留几十人“备使令”而已。


洪武年间,诸王可以节制武臣,尤其是几个塞王,一旦边境有事,元功宿将都要听藩王节制。这是一种很大的权力,也为诸王提供了培养羽翼、拥兵割据的条件。朱允炆曾经规定:“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但没有形成制度,也没有切实有力的措施。这一点在朱棣手里得到了有力的实施。他陆续把“靖难”功臣派往各地,让他们指挥当地的军队,明令诸王不得干预。他命左都督刘贞镇守辽东;何福佩征虏将军印,以总兵官镇守陕西、宁夏等地;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驻宣府备御。北平虽有他的三子朱高燧驻守,朱棣仍命靖安侯王忠前去节制诸军。这样,诸王节制武臣、指挥军队的权力就没有了。同时,朱棣又设立京军三大营,强干弱枝,藩王尾大不掉的局面便不复存在。


洪武末年也曾有过禁止藩王干预地方事务的规定,建文时又加以重申,但那时由于藩王的实际权力过大,干预地方事务的事还是经常发生。朱棣由藩王“继统”,深知其中三昧,即位不久就宣布,王府“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领一钱一物”。朱棣还明确规定:“事干王府者,遵祖训启王知之。有司令行事务,不许一概启请,推托利害。若王府事有相关,即遣人驰奏,不得报而擅承行者,论以重罪。”即使这样,永乐三年(1405年)还是发生了周王府在地方州县张贴榜文的事,为此朱棣赐书严加训诫:“朝廷与王府事体不同,(王府)长史专理王府事,岂得遍行号令于封外,与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国有一国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逾尊古之制也。今贤弟居国,如诸子擅行号令于国内,其亦可乎?”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兄弟,尚不许干预地方事务,其他诸王自然更不在话下。


以反对削藩起兵夺位的朱棣坐享了朱允炆削藩的成果,人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削藩手法确比朱允炆高明,也显得更从容老练。永乐年间的削藩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进行的,朱棣对诸王诫谕在先,对有异谋者则或削护卫,或废为庶人,对未废削者也进行了一些严厉的限制。他还在凤阳设置了一个叫高墙的变相监狱,就是专门用来监禁朱家的“罪人”的。经过朱棣这一系列的处置,彻底结束了明初昙花一现的强藩分立局面,使藩王难以再危害朝廷。因而自朱棣以后,诸王“若无罪而拘之者”,虽觊觎皇位的不乏其人,有的人也搞了点小动作,但没有能成气候者,诸如安化王和宁王的反叛,都是旋起旋灭。


“片纸旦下,而夕系于请室”,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兵连祸结甚至皇位转移的结局。


令人感叹的是,朱允炆没有完成的削藩的历史使命,后来却由以反对削藩起兵的朱棣去完成了。历史的辩证法竟是如此。藩王“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翰”的情况,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们过去那种尊崇的地位此后也一落千丈,一去不复返了。


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秉承祖父的削藩方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藩禁措施,凡皇族人员不得参政、出仕,也不得从事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出城不得二王相见,严禁与官府交结,以后甚至还禁止藩王入朝。这样,宗室成员从明政权军事和政治的支柱最终彻底沦为皇朝的附庸。正统十三年(1448年)九月,英宗朱祁镇对礼部尚书胡等说:“近闻内外官员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许待以酒馔,余物一毫勿与之。”景泰六年


(1455年)三月,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孟创上言:“近年以来,王有畏惧势要,下堂执手相见(朝廷使臣)者,上下失仪,甚乖大体,乞悉遵祖训。”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诸王畏惧朝廷,唯恐得罪。而永乐以后藩王获罪之易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随意出城网鱼、游玩、选择坟地、送丧等,都会以有违“祖训”而受到申斥。这些藩王简直像囚犯一样,困处一城,受到严密的监视,真正成了“徒拥虚名、坐糜厚禄”的寄生虫,除了传宗繁衍、消耗财富而外,再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这类寄生虫人数少时还问题不大,但到明末竟繁衍至二三十万人,成了国家财政上的一个大包袱,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开宗室之禁”时,明皇朝也就临近灭亡了。


铁幕下的问号


对朱棣的盛世皇权提出最有力的批评的不是朝廷的官吏们,当然也不是心存不测的藩王们,而是那些因贫困无法生活而起来造反的百姓。


永乐初年,明教信徒李法良由江西入湖广利用传教聚众揭竿,号召继承元末明教起义之旨,反抗朱元璋对明教的背叛。这次起义于永乐七年(1409年)被江西按察司佥事何颖镇压。永乐十六年(1418年),在北京附近的昌平爆发了以刘化为首的农民起义。同一年,潞州农民暴动,兵部主张发大军剿捕,按察使郑辰永乐款铜佛郎机铳说“民苦徭役而已”,自请前去招抚,事情得以平息。在此前后还有在嘉兴发生的倪弘三起义、在曲靖发生的杨得春起义、在湖州发生的吴贵归起义。仅此数例就可以看出,永乐年间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中国是个具有农民起义传统的国家,永乐时距元末农民大起义相去不远,明教在民间流行甚广,虽然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禁止明教活动,并将禁令颁布于《大明律》中,但并未收到明显效果,明教各支仍然坚持传教与起义。任何动荡、激变都成为明教起义的机会。


自幼诵读佛经、自称“佛母”的山东蒲台女子唐赛儿是明教的秘密传播者与领导者。这位传奇式的女子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据称会法术。她的丈夫林三很可能也是明教的首领,但是较早去世了。到起义前夕,她的传教范围已不仅在蒲台,而且渐及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为了发动和组织农民,唐赛儿诡言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通晓法术,并且能运用神剑。于是在许多农民心目中,唐赛儿成了一个能知前后成败之事,并能剪纸为人马相斗的真正的“佛母”。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唐赛儿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夺占了益都的卸石棚寨。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击溃,高凤也被杀死。山东都、部、按三司接到战报后又派遣莒州千户孙恭火速带人前去招抚,但是起义军拒绝接受,杀掉了前来招抚的官兵。由于起义军声势迅速高涨,“细民翕然从之”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升、宾鸿乘胜攻占了莒州和即墨,并围攻安丘。奏报送到朝中,朱棣立命安远侯柳升、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将卸石棚寨围得水泄不通。寨中派耿童儿出降,声称义军“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参赞军务的山东右布政使储埏劝柳升派兵控制了寨外水道,以为寨中真正无水无粮,不战自降了。谁知当天夜里,唐赛儿突然偷袭官军军营,都指挥使刘忠仓促应战,在混战中被杀,义军乘机突围而去。这时,朱棣又紧急调来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佥事卫青率骑兵夹击,起义军在安丘战败,四千余人被俘后遭杀害。


山东悉平的奏报并不能使朱棣感到满意。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既没有严格组织,也没有明确口号纲领的农民起义竟会在一个月内横扫山东,攻城略地。更让他恼火的是,这次起义的领袖唐赛儿始终未能捕获。朱棣曾经发布过一个搜捕唐赛儿的诏令:


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


两个月后,在北京及山东的尼道姑中仍未发现唐赛儿的踪迹。于是,朱棣又发布了一个诏书,要将全国的尼道姑尽数逮送京师,以从中搜捕唐赛儿:上惩妖妇唐赛儿诵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


朝廷先后逮捕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唐赛儿仍然未能捕获。而有关唐赛儿下落的传闻却愈发神奇起来。祝允明的《野记》和《存砚楼二集》上均有唐赛儿被俘复去的传说: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今死矣!


语解者曰: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


在这些文人笔下,唐赛儿是一个通晓诸术的“妖妇”,但老百姓把她当成一个传奇的女英雄。明朝人也对唐赛儿在朱棣的重重密网中未被捕获而感到惊奇,认为她一定得到了神人佑助。


朱棣在搜捕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布“各处监收及取来到尼姑道姑,悉宥还俗”。明末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久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


历史上的极端专制统治,一向是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实际上有时却虚弱无用到如此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军队以致特务机关,都无济于事。像朱棣这样一个专制皇帝,对此也只能束手无策了。唐赛儿起义虽然最后遭到失败,但它却给朱棣的皇权密网撕开了一个大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