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生性直率，敢说敢为，思想解放，这在台湾的权力圈中自然吃亏不少。特别是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讲：“我的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此语一出，传十传百，军中议论纷纷。显然，蒋纬国的母亲既非毛福梅，又不是宋美龄，究竟为何人？人们自然就怀疑到“领袖”蒋介石的个人操守上。诸如此类，让蒋介石、蒋纬国哭笑不得。

1961年，蒋纬国晋升为中将，但因兄长不久当上了“国防部”部长，蒋纬国迟迟得不到升迁，自己牢骚满腹，同仁亦抱打不平，在中将衔上一千就是14年，行将退役之际，由于宋美龄的过问，“万年中将”的笑谈才告结事。

1975年9月，宋美龄准备赴美散心，以解失去丈夫之悲痛和权力斗争中的不快。在宋美龄赴美之前，官邸一片忙乎，秘书、侍卫们都在帮助收拾行李，蒋经国兄弟也前来送行。在启程前一二个小时，蒋纬国便到了士林官邸。这一天，与往日不同，蒋纬国居然全副戎装，还佩带勋章勋标，进门便给夫人敬礼，宋美龄不禁奇怪起来，好好端详了好一阵子，问蒋纬国：“你穿军装的确很有精神，但平常来这里都不穿，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

蒋纬国回答：“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服了。所以今天给妈送行，特地让妈看看我穿军装的模样。”

宋美龄不明白怎么回事，纬国怎么还会没有资格穿军装！问他“为什么？”蒋纬国说军中制度强制限龄退役，并谓今年已到了他中将退龄退役之年了，他已在报请退役了。宋美龄回来时，他已退役，自然看不出他穿军装的样子。对限龄退役之事，她还是不明白，因为何应钦、薛岳等常见到的老军人，一直都穿军装，就再问他：“何敬之为什么继续穿？”“那是一级上将，终身制。”蒋纬国回答。

宋美龄终于明白了。这时，蒋经国一家也到了。蒋纬国站起来，向他行了个军礼。蒋经国不解地说：“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宋美龄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他做军人还行吗？”“他本来就是军人，干得很出色。”蒋经国回答。“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手续，要脱掉军装？”宋美龄问道。这时，蒋经国明白过来了：“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退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代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情。”

这样，宋美龄走后不久，蒋经国便让蒋纬国当上了上将。在蒋纬国的一生中，被他称作“母亲”的人有三位，对此蒋纬国的内心表达着不同的爱。

1940年的一天，蒋纬国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偶然翻到一本名为《亚洲内幕》（insideasia）的英文书，书中有段文字引起了蒋纬国的关注，“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实际是国民党的一位部长级长官所生，后来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书中暗示，这部长官是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不久，蒋纬国便到这位被他称为“亲伯”的戴院长处询问此事，戴“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拿出一张他与蒋介石的合影问蒋纬国，蒋纬国像谁，而不作正面回答。

到台湾后，姚冶诚为他解开了身世之谜，蒋纬国惊异不已。1953年，蒋纬国到日本寻找母亲的踪迹，在别人的指引下，来到金子的坟前，流泪凭吊，怅然若失。1989年1月，蒋纬国公开对外“征求身世真相”，获得不少材料，并专程赴美向宋美龄查证，才方信不疑。

姚冶诚是蒋介石纳的妾，也是终身未育。蒋介石把蒋纬国带回国内后，交姚抚养。姚冶诚尽心尽力，与蒋纬国生活在一起，直至他出国学习，走进军旅。蒋纬国对姚冶诚非常孝顺，到台湾后姚冶诚在蒋纬国的照料下生活。每逢姚冶诚的生日，蒋纬国便操办一场，博得老太太欢心。姚死时，蒋纬国准备办得隆重一点，但遭到了蒋介石、蒋经国的反对。直到姚百年冥辰，蒋纬国才把场面搞得有声有色，算是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

在蒋纬国的心中，宋美龄这位“母亲”与他并无母子之情，但却是他的朋友、长辈、老师，他们有共同的生活情趣——欧美生活作风，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两人的共同话题较多，较之蒋经国，宋美龄更喜欢蒋纬国。

姚冶诚死后，蒋纬国更将对母亲的爱献给了宋美龄，平时问寒问暖，迎来送往，甚至让自己的妻子长期在美陪伴宋美龄，可谓事孝极至。1997年9月1日，蒋纬国病逝的消息传到美国，宋美龄悲痛难持。

3大卫可靠

在宋美龄的心中，蒋经国、蒋纬国虽都是她的“继子”，但她更把孔令侃看成自己的儿子，因为孔令侃毕竟与她有间接的血脉关系。

孔令侃是孔祥熙、宋蔼龄之子。孔祥熙共有子女四人：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孔令侃是长子。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孔家饭后有吃水果的习惯，有一次，水果盘传到了孔令侃的面前，刚好，上边的梨子烂了一点，孔令侃不想要这个梨，又不敢在母亲面前挑选，便说：“我今天不想吃水果。”于是盘子继续往下传，那个烂了一点儿的梨子被孔令仪拿走了。当盘子再一次传到孔令侃面前时，他说：“我还是吃点水果吧。”其他孩子见状大叫：“这不公平，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字）骗人。”孔令侃满不在乎地告诉大家说：“这是吃梨子的策略。”

1932年，孔令侃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这时，他已被孔祥熙任命为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常务董事了，刚刚十七、八岁的他经常在课堂上批阅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公文。杜月笙对此曾开玩笑说：“孔公子如此年纪轻轻，已经会看公文且批得如此老练，真是‘钱’途无量啊！”

孔令侃依仗父亲的权势，一入学就非常特殊。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是孔令侃经常偷偷邀请同学去舞场，一玩就至半夜，校门早已关闭多时。于是他“身先士卒”，率众越墙而入，有时索性外宿。他回家时都是轿车接送，平时一辆，星期六总是两辆：一辆敞蓬车里坐着几个便衣卫士，一辆轿车他自己坐。每日饭菜皆是由家里专人烹饪，专人送来，每顿至少4个菜。学校当局对这位“财神”之子完全另眼看待，美籍校长卜舫济和教务长沈嗣良极力拉拢他，一些教职人员也拼命和他套近乎，同学则争相奉承他。在这种环境中，孔令侃不禁飘飘然，走路都一肩高，一肩低地横着走，非常神气。

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更加变本加厉，他的宿舍里搬进了双人书桌，转椅、衣柜、五斗橱、弹簧床、沙发、草地毯、立地灯、唱机、收音机等，布置得有如另一处孔公馆。就在这个时候，孔令侃开始为跻身政界准备班底，他把平日里围着他转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南尖社”。

对外声称是研究学术，联络感情，并无政治意义，实则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南尖”二字乃是英语中“纳粹”的异音，以示仿效德国纳粹党之意，该社成立之初人员并不多。孔令侃毕业后，挂了几个官衔，便不断扩充“南尖”人员，吸收的社员已不纯是学生，而是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等各色人物均有。

抗战初期，该社的大本营移到香港，在广州、长沙、武汉、重庆、天津、上海、南京都有分社。孔祥熙在让儿子批阅公文的同时，还在孔公馆设立了办事处，让孔令侃作主任。这样既可以替他办理家里的机密，又可以借机培养儿子办理公务的能力，便可以以此使儿子与社会各界交流联络，赚取社会声望。

孔令侃常常对在他手下做事的“南尖社”同学说：“咱们给老子（孔祥熙）办事，一定要好好干。你们现在多辛苦些，帮忙把我捧上去，将来我也可以把你们一个个地提拔上来。”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孔公馆办事处，在孔令侃主任以下设有机要、秘书、总务、财务四组。淞沪战事爆发以后，又增设情报组，搜集一些有关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机要组是其中工作量最大，最主要，也是最忙的一组。每天电报大叠地进，大叠地出，六七个人日日夜夜忙不完。

孔令侃在其母宋蔼龄的指使下，利用其情报组，掌握金融波动的第一手信息，大做投机倒把的生意。这个办事处从抗战前成立，到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止，门前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往来的人中，多为孔祥熙的部下，也有其他机关的要人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一些人为了通过孔令侃提升或办事，对他谒尽巴结拉拢之能事。

1936年，孔令侃经过四年花天酒地，不学无术的大学生涯后，终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孔祥熙立即将他安排到南京财政部充任“特务秘书”并兼任信托局常务董事。“特务秘书”是孔祥熙特为其子设立的官衔，以往国民党政府大小机关的编制中从无此官。可就是这个官，竟能在财政部里替部长当家做主，批阅文件，乱发指示，凌驾他人之上，从两位副部长以下，没有一个人敢违背。

孔令侃更加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他亲自驾驶着“777号”汽车，在繁华街道上招摇过市，横冲直撞，任意违章，经常肇事，若有警察制止，即遭殴打。如按当时的规定，汽车行至新街口广场时，要沿左边环行道绕圈子大转弯，可是他的汽车却直接转小弯，抄近路，警察们从不敢出面干涉。

又如有一天，正在办公的财政部职员忽然听到“特务秘书”办公室里枪声大作，以为有人行刺“特务秘书”，待大家蜂涌而至，准备额首称快时，却发现孔大少安然无恙，正在与几位朋友以室内的灯炮为靶子练习枪法呢。

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失利，上海沦陷。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因需要对外接运军火物资，便退到香港。孔令侃受父委托，以常务理事的身份直接管理业务和人事大权，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2楼112号20间房屋办公，孔令侃的办公室为8号，隔壁7号住着他的私人随从班子，其中有很多是他“南尖社”的同学。这些人实际上是保镖，每人统一佩带一把左轮手枪，出入前呼后拥，盛气凌人。

中央信托局迁港后的主要任务是抢运已订军火，续订飞机械弹，这给孔令侃以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他一方面借抢运和续订军火之机大收回扣，另一方面借用香港自由港的有利条件，大做进出***易，这时他年仅20岁。国民党在港的财政金融大权在握，孔令侃更添骄横跋扈的作风。与蒋介石有密切往来的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除叶琢堂、杜月笙、许世英几个人外，孔令侃对其余人无论年长还是年少，皆直呼其名，甚至当面训斥。即使对其舅父宋子文，他也总是称之为“v”（宋子文的英文名字缩写），他们之间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

宋子文在美国搞到了棉麦大借款后，决定收购中国的丝、茶、桐油、猪鬃、钨砂、镁砂等八类出口物资抵押借款，这些业务都是由宋子文包办从中渔利的。后来，孔令侃拿到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后，便令各地将猪鬃出口业务权划归中央信托局专办。可宋子文的复兴公司早已在各地设立了猪鬃收购站，于是双方发生冲突。还有，宋子文从国外买的军用汽车价格比孔令侃买的低得多，为了掩饰自己揩油的破绽，孔令侃故意拖延，不在宋子文的军用汽车支票上签字，两者再次产生摩擦。

有次，宋子文为军用汽车之事找到孔令侃，遭拒绝后，直冲入孔令侃的住所，质问孔令侃。孔令侃避而不答，却叱骂听差为何不通报。宋子文忍无可忍，当即在孔大公子的脸上大掴耳光。更为荒谬的是，当宋蔼龄要为孔令侃物色一位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时，孔令侃竟然提出要娶宋子文的妻妹为妻，宋蔼龄十分恼怒，斥责他异想天开。孔令侃却说：“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如果不是张乐怡（宋子文之妻）的妹妹，我还看不上她呢！”

孔令侃在香港期间，穷奢极欲。香港最负盛名的春季跑马香槟票头奖原来一直是800余元，但是到了1938年突然暴涨至14万余元。据当时上海某大报报道，这其中的奥妙主要在于许多中国的官僚财主汇聚于香港，尤其是孔大少爷的光临是跑马香槟票暴涨的主要原因。他一掷千金，仅一个人就买了4万多块钱的马票。其后，孔令侃又跑到澳门大赌一番，输了5万元港币，创了国民党官员赌博输钱的新纪录。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惟有一次，孔令侃去舞场跳舞，两名中国大学生在胸前挂起了“亡国奴”的牌子，并质问孔令侃是不是中国人，孔令回答说是，两名大学生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挂这牌子，难道你不是亡国奴吗？”孔令侃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悻悻然离开舞场。

孔令侃到港后，需要与沪、渝通话发电报，可是他擅作主张，在九龙弥敦道以办《财政评论》为由，在该刊的楼上私设了秘密电台，每天与沪、渝联系。由于事无巨细均以电报联系，所以电台显得格外忙碌，孔令侃在港电台没有得到英方许可，便经常移动，但是还是被日方发现。日本人发现了这个电台后，对英方施加压力，促其查封取消。

1939年秋日的一天下午，港英方出动了大批警察，如临大敌般地将电台所在的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查抄了全部文件，密电码和来往电文稿，带走了一批工作人员，并在报纸上公布称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并明令罚款19万元。

孔令侃这才慌了手脚，一面委托律师办理交保手续，一面向经办人员大肆行贿，又托人向港英当局斡旋。港英当局因本案涉及到中国政要，只好把全部案卷交给中国外交代表俞鸿钧，把被扣的人员驱逐出境。后来表示：孔令侃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勒令其限期离境，不许再踏入港地半步。孔令侃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后，飞往菲律宾暂住，“散散心”，与之同往的竟是盛开颐的妻子魏某。

早在上海时期，盛氏夫妇经常出入孔府，陪宋蔼龄打牌，人称他们是宋藩龄的干儿子，干儿媳，他们不仅是宋蔼龄的“牌友”，也是她黑市上投机谋利的智囊。盛开颐纵容其妻勾结孔令侃营私分肥，经常邀请孔令侃到他家午餐、午睡。久而久之，孔令侃便自然而然同魏某勾搭成奸，姘居一起。孔令侃与魏某出人意料地在去菲律宾的船上宣布正式结婚，并先斩后奏，婚后才通告宋蔼龄，宋蔼龄认为魏某比孔令侃大10多岁，根本不配她的儿子，便电催孔令侃立即取消婚约。无奈孔令侃被魏某迷住了心窍，勾去了魂魄，吃了称砣铁了心，对母亲的话置之不理。宋蔼龄只得痛骂魏某是“狐狸精”，此外便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

孔令侃自香港被逐，船上行婚之后便已是劣迹昭著，被迫辞去中央信托局的职务，去了美国。名义上，他宣称是奉父命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实际上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他把孔家一部分资金、产业集中起来，在纽约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办事处，雇佣美国律师为他经营投资，开辟孔氏在美国的商业战场。为了得到一张哈佛大学的文凭，孔令侃特地把在中央信托局任职的吴文智调到美国，替“太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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