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说：“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驾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

宋子文表示同意。但宋美龄坚决反对，她说：“委员长的身体根本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颠簸。再说，与其这样偷偷摸摸地走，还不如体体面面地死在这儿。”

张学良早有放蒋的意思，但放蒋是件大事，西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他犹豫了一下说：“走是可以，但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是来不及了。”

“来得及，来得及。”宋美龄连忙表示：“我来的时候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至于有人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表示：“只要委员长回南京联合抗日，学良愿意负荆请罪。”

宋美龄说：“你不怕南京有人对你下毒手吗？”

张学良表示：“如今是抗战第一，委员长必须抗战，为了挽回委员长的名誉威信，实现收复东北的夙愿，我个人的得失生死算得了什么！”

3无言以对张学良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告诉杨虎城和周恩来，他将释放蒋介石，并且亲自送他们回南京。杨虎城不同意释放，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不欢而散。

25日下午2点过后，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公馆来，杨虎城匆匆忙忙地赶到。张学良神色紧张地对杨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为之愕然，虽说他已同意放蒋，但没有想到张学良竟这样匆忙，然而事已至此，为顾全大局，他亦不便反对，只是力劝张学良不要亲送蒋回南京，说：“放他就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表示：“老兄之言，学良感铭在心。但事情已定，只好如此了。”

25日下午3时半左右，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和端纳，分乘两辆汽车，非常秘密地从玄凤桥高公馆开出，悄悄地向西郊机场驶去。走时匆忙和秘密，连周恩来都没有通知。

不一会，汽车抵达机场。这里正集聚着两千多人的群众队伍，准备欢迎来西安的绥远抗日将军傅作义。蒋介石不知底细，不禁大惊，以为是西安的群众看他不肯在协议上签字，特来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顷刻间他脸色大变，显得极为紧张，赶忙握住杨虎城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虎城，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

又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了，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宋美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作了这样的解释：他必须去南京，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他已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其次，他必须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于到首都去接受对其罪行的审判，为有史以米还是第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汉卿表示宽大的原因。

1936年12月26日中午12时45分，蒋介石大妇乘坐的波音飞机在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洛阳飞抵南京大校机场。

两小时后，张学良和宋子文、端纳乘坐的波音飞机也降落下来了。但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早已散去，除来迎接宋子文、端纳的几个人外，还有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张学良的两名警卫（跟随张学良来宁有4名卫上）上乍，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北极阁宋子文公馆。

张学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其处理。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委决定李烈钧为会审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张学良在审判后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别墅，由特务和宪兵看管。宋子文紧随而至，却被特务堵在门外，不许入内。从此，张学良失去了自由，但蒋介石的把戏还没有演完。当天下午，蒋介石即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罗列了大篇理由，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

1月4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张学良自己也未曾想到：蒋介石会“严加管束”他那么长时间！

1937年元旦，人们在欢庆新年第一天的同时，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向国府请予特赦的呈文，也作为新年的头号新闻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元旦的上午，宋美龄、宋子文和端纳这三位西安事变中的承诺人，相约来到孔公馆看望张学良。所有的担保，所有的誓言都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屋里的气氛变得极为沉寂、难堪。

端纳首先打破沉默，羞愧地对张学良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先生会这样做！我在中国几十年，为中国人的重信厚义深深折服。这次西安事变，我几次冒着风险进出西安，自以为做了件好事，却伤害了汉卿。我无颜再在中国呆下去了，我想过段时间离开中国。汉卿，请多保重。”

听了端纳的话，宋子文神情默然地说：“汉卿，我没料到有这一步啊！”

“我早该料到这一步！”张学良一句话使一直沉默的宋美龄十分尴尬。只好转变话题，告诉张学良，明天她和委员长将回奉化老家，休假一月。说完三人便告辞走了。

面对如此结局，宋美龄和周恩来在不同的地点说了同样一句话：“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1937年1月，宋美龄以当事人的身份写了一本题为《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小册子，夹叙夹议，较为全面地叙述了事变解决的过程和她在各个关节的看法。

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相匹配，蒋介石写了一本题为《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这本书是蒋介石要陈布雷替他写的，从1936年12月11日起记，直至记到12月26日。

两书虽然都对张、杨持斥责态度，毫不反省蒋介石和南京中枢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失误，极力诋毁西安事变的正义性，但是两书在内容上还是有很大出人的。据陈公博1939年在香港作序的《苦笑录》称，他曾对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指出过两书的出入所在：

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介石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在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

邵力子也赞同陈公博的观点。这样，《回忆录》和《半月记》的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据邵力子介绍，因为宋美龄坚持不肯改动，他也没有办法，只好让那些矛盾继续存在。

后来，宋美龄虽然没有劝说动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却尽力保护他的安全，关照他的生活。在他精神几近崩溃时，宋美龄的关照，如福音般照亮了他的生活。张学良在晚年说，蒋夫人是她的精神导师。他逝世后，人们发现，他保留的信件有一半是宋美龄写来的。在张学良为扣押蒋介石“赎罪”的同时，宋美龄也在为自己丈夫的失信“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