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洁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这位未婚男青年，你是不会理解女同志生理期时的不便的。再加上程月这种比较讲究、生活习惯也不太规律的人，正常，绝对正常。”

虽然这方面我也是知之甚少，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首先程月的家近在咫尺，她有必要身子不方便非要在地铁的卫生间里解决吗？如果真是急不可待，在之前的监控视频上，也没看出什么异样啊。之前录像里她一直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甚至能从几个看得清表情的画面里看出，她一直是一脸悠闲。又何以在站厅里发生变故呢？

我脱口而出：“要是女厕所里也有摄像头就好了。”

宋琦说：“你能说点儿有用的吗？”

我把我的怀疑说出来，廖洁嗤之以鼻：“那你说，她为什么在地铁站里逗留了那么久？碰见熟人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刚巧就在探头照不到的地方？即使是这样，既然她安全地出了站，说明这个细节也与咱们这起案子无关啊！”

薛队一反常态地支持我：“我觉得小圣说得有道理。既然咱们查到这里，有这个条件，就不要放过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细节。”

说着，他又去看程月出站时的录像。直到这时我们才共同发现了一个本应早就发现的问题：程月出去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布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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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布袋子，从监控上看是蓝色的，而且能看出，布袋子是鼓鼓囊囊的，里面好像盛满了东西。而从程月单手拎它的动作来看，显得很是轻松，那么可以大胆猜测，袋子里面塞的应该不是什么沉重之物。应该是衣服一类的物品。

而且从程月的背影来看，她一直在低着头看手机，这和之前的录像里也有区别。从程月上车到下车，再到下站台下楼梯，基本没见她掏出过手机，而这个时候的她好像频繁地在摆弄手机。

“如果一个人之前并没有习惯性玩儿手机的习惯，那么当她突然拿着手机不放时，会是什么情况？”薛队问。

“这还用问，那肯定是在和人聊天谈事情啊。”廖洁总是一副经验之谈的样子。

“据我的理解，程月很可能是在地铁站碰见了熟人，然后取了这包东西。而且就现在这个状况看，很可能是两人约好了在这个时间、地点碰面，把东西交给她。而那个人要么是上站台继续乘车了，要么是从北侧出站口出站了。反正没有跟程月同行。”

薛队说：“我们应该去地铁站实地勘察一下。”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清远路地铁站。站里的格局和监控录像里别无二致，廖洁的猜测也是分毫不差：东侧站厅的两个通道，一个是员工通道，一个是卫生间。

如果程月是与人相约，肯定是约在了监控头已坏的东侧站厅内。

“不对啊。”宋琦在站厅里兜了一圈之后，说，“如果从之前的录像上来看，程月从西侧站台下来，也就是顺着楼梯下到了西侧站厅，她是要先刷出站的卡才能到达站厅中央的；而此时如果想再进入东侧站厅，她是要重新刷一遍进站的卡的。如果她真是和人相约在东侧站厅，又何必再刷一遍进站的卡呢？”

“那也不一定。车站出入口的探头有盲区，他们在站厅中央会的面也有可能。”薛队仰着头观察着说。

“什么进站出站、西侧东侧的，听得我脑袋都要炸了。”我说，“咱们还是去厕所看看？尤其是女厕所？”

“我就知道你脑子里净是这些！”廖洁撇着嘴。

“看一眼也好。”薛队说着，让一个清洁工大妈去女厕所帮我们进去看了看里面有没有人。那大妈又瘦又高，拎着只拖把进去，出来跟我们说：“里头好几个人呢，都是女同志。”

薛队笑道：“多新鲜，要有男的就麻烦了！”然后他看到旁边地上摆着一个提示“正在清扫，勿入”的牌子，说：“要不您把这牌子立在门口，就先不要再让人进入了。我们进去看看。”

清洁大妈面露难色：“可是现在不是打扫的时间。”我说：“我们就进去看一眼地形，很快就出来。”大妈说：“那我要去问一下站长。”她立刻就去找站长了，薛队跟我们打趣道：“这清洁工还挺讲原则。

回头也问问她当晚看到什么异常没有。”

一会儿大妈回来，把那牌子立在门口，不停地嘱咐我们：“只能进去看几分钟啊。现在是高峰期，会有很多乘客来如厕的。本来女厕人就多，你们不能长时间霸占着厕所。”

趁着里面人还没出来干净，薛队跟她闲聊：“您怎么称呼？”“我姓陈。”“哦，陈大妈是吧。您看看这个，”他把程月的照片拿给她看，“这个女的您有没有印象？她平常就从这站上下车。”

陈大妈眯着眼睛看半天，摇头：“完全没有印象。”“一次都没见过？”“没见过。”她振振有词，“这地铁站每天客流无数，光一个早高峰就要一万多人，那么多乘客我怎么可能个个有印象。”

我们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会儿，女厕里的人已经走干净了。我们走进去一看，发现那厕所竟然很大。一共有五个隔间，南侧还有一扇窗户。令我们颇感意外的是，这间厕所虽然在一天当中不间断地有人使用，但卫生条件却极佳，地上一尘不染，连蹲便器也很是整洁。

“您主要负责这间厕所的打扫吗？”

我问陈大妈。“是的。上面有要求，也经常有地铁公司的人来暗访，所以隔一个小时就要来打扫一次。”大妈趁机又拖上了地。

卫生间的北侧墙上还有一扇门，紧锁着，薛队问：“这间是什么？不会是个单间吧？”

陈大妈说：“这是间壁橱。里面盛放着一些消毒液、拖把和笤帚之类的东西。”

“能打开看一眼吗？”

“壁橱你们也看？”陈大妈一脸的匪夷所思。

“当然，我们就是来观察地形的。”薛队的口气不容商量。

陈大妈嘟囔着什么，从裤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慢吞吞地打开那扇门。

令我们吃惊的是，那间陈大妈所谓的壁橱竟然很大，目测就有十平方米左右，几乎是一间小屋子。里面的确摆放着各种工具，还有一些坏了的桌椅板凳、塑料袋、空的饮料瓶子以及几只消防栓。廖洁用脚踢了踢那袋子空瓶子，下意识地说：“怎么，垃圾也往这里摆？”

大妈很不满地反问一句：“怎么，我捡回家卖钱的，不行？”平时伶牙俐齿的廖洁被说得没了话，只得灰溜溜退出去。薛队又一个

人在里面看了会儿，然后出来感谢了陈大妈，我们一行人才离去。路上廖洁没好气地说：“一个清洁工而已，脾气还挺大！”宋琦笑话她：“是你自己没眼力见儿，非拣不该问的问。说不定车站还不允许捡这些垃圾私自卖呢，那陈大妈八成是自己私藏的，然后趁着没人的时候运出去。你非得给人家点破，让她难堪。要我我也急啊！”薛队猛地看了宋琦一眼，吓了他一跳：“怎么了薛队？”薛队说：“没事儿。我在想，咱们现在还是应该回过头再去调查调查

程月的人际关系。兴许在那儿能找到突破口。”

回到队里，廖洁和苏玉甫被安排去走访程月的社会关系了。薛队把我和宋琦叫到办公室里，问宋琦和我对这起案子有什么看法，我立即有种得到重用的感觉。

宋琦的分析是，地铁监控录像看得很清楚，尽管程月在地铁站逗留了一段时间，出站时手上还多了包东西，但起码看上去安然无恙，所以并不能判定她在地铁里出现了状况，从而导致死于非命。所以现在应该着重调查的是她出站后发生了什么。

我说：“可是我总是觉得，地铁站里这个细节不能忽略，说不定就和程月之后的失踪有联系。比如她当时在地铁里和谁见了面？手里那包东西又是谁给的？她拿着那包东西，是不是又去交给别人了？”联想起那天二队办理的一个案子，讲的就是一个贩毒集团让马仔去和买家交易毒品，后来马仔反咬老板一口，反而招致杀身之祸。

薛队的意见是，因为一开始的侦查方向就出现了偏差，导致在那个导演石刚身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以现在只能采取排除法，先把程月生前的社会关系捋清楚，然后挨个儿调查，最后锁定可能作案的嫌疑人。

廖洁和苏玉甫马不停蹄地回来了，报告说：“经过我们对程月父亲和哥哥的走访，特别可疑的人没有，倒是有个人应该注意。这个人原先是程月的男朋友，叫耿国行，本地人，在程月上艺校时两人就是情侣关系。尽管程月生前说他们已经分手，可据程月父亲透露，两人实际上还保持着比较频繁的联系，而耿国行与程家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算是程月哥哥默认的妹夫。可是自从程月出事儿后，来程家吊唁的亲友很多，唯独不见耿国行的身影。所以程月的家人对这个人也是越来越怀疑。”

“你们怎么看？”薛队问。

苏玉甫耸着肩膀说：“我看不见得。因为这种意见在程月家内部并不完全认可，好比程月的哥哥程阳就不这么认为。因为耿国行和程阳是初中同学，两人平时还喝喝酒、打打牌什么的。这个耿国行原先也是娱乐圈的人，算是个摄影师，但后来改行了，去了什么旅游公司当了什么旅游体验师，再后来就辞了职，想着自己开家影楼，但一直没筹备起来。所以这个人并不复杂，就程阳来看，也没什么心机，尤其是他很爱程月，经常来找程阳诉苦。但是据程阳说，耿国行在程月出事儿的前半年就已经不在古城了，好像北上打工去了，具体去了哪个城市他也不知道。所以程阳并不认为耿国行是凶手。”

“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到耿国行家里去看一下。”

我们很快找到了耿国行的家。那是古城周边的一片民房，房屋低矮破旧，有些屋子已经不再住人。附近居委会的人告诉我们，这里最近已经开始进行动迁工程，很多住户都已经和开发商签了协议，暂时搬离另寻住处了，等待回迁房的建成。我们一开始还有些担心，怕耿国行一家搬走，好在居委会的人说耿国行一家因为还未签订协议，所以暂时还住在这里。

耿国行家住在这片民房的最里面，是独门独院，但院落狭小，房屋年久失修。里面凌乱不堪，院子的一半被各种垃圾占据着，其中一些被压扁的纸箱子用绳子捆着，还有很多破铜烂铁。

我们只见到了耿国行的父亲耿栓。耿栓见我们前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告诉我们他儿子早在半年前就和家里闹翻了，然后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他为什么和家里闹翻？都这么大人了，不至于扔下年迈的你们不管吧？”

“警官，你们跟我进来看看就知道了。”耿栓叼着根烟，一边抽一边叹气，把我们引进屋来。屋里陈设简单，客厅只有一张八仙桌、一只立柜和一台小电视，估计小偷来了都不知从何下手。但耿国行的卧室里却被各种摄影器材挤得满满当当：三脚架、反光板、滤镜、柔光罩等等，让人下不去脚。看得出来，这些工具无论哪样都是价格不菲。

他父亲哀叹着说：“这孩子从上高中时就迷上了摄影。原先只是拿着傻瓜相机随便玩玩，后来越整越大，然后又加入了古城的什么摄影爱好者协会，动不动就去野外采风，一去就是好几天，然后就是疯了一样地给自己置办行头。他原来那点儿工资根本入不敷出，更何况后来还辞了职。然后他就管我们要钱，你说我一个牛厂的退休工人，他妈也没工作，我们老两口儿没事儿也就靠捡捡破烂儿挣几个钱，哪儿还能供得起他这些！后来他再要钱时，我们就一分也不给了，还经常劝他，最后他烦了，就一个人收拾了行李，偷偷溜了出去。”

我问：“亲儿子失踪，你们也没报案？”

耿栓说：“这孩子从小个性就强，我们当时就知道他肯定又是赌气离家，说不定身上钱花完了或者在外面熬不下去了就会回来。哪知道那次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我们也就真着急了，天天给他打电话，但总是关机。后来终于有一天电话打通了，他跟我们说他在北京找到了工作，是给一家做手机新闻报的媒体拍照片，让我们不要着急。我们这才安心了些。”

薛队拿出程月的照片问他：“这个人见过吗？”

耿栓皱着眉头看了半天，说：“没印象。”

“这是你儿子以前的女朋友，最近被人谋杀了。你没见过？”

“警官，像他那样成天除了烧钱就是混日子的人，有哪个女孩子能跟他长久？何况就算有女朋友他也不会往家带的，他嫌我们老两口儿给他丢人啊。”

薛队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跟我们说：“走，到别的房间转转。”

耿家除了一间客厅、两间卧室，还有一间厨房。

薛队问：“你们家自己没有厕所吗？”

“实在没有地方盖房了，原先有一个，后来因为没法儿安管道走水，就给填了，一直去村子里的公用厕所。”

他家的厨房很小，但很整洁。尤其是墙面，像是刚刚刷过没多久。

宋琦问：“装修过？”

耿栓说：“哪儿有钱装修？是那天我在村口收废纸，有一户老邻居准备搬走，送了我半桶涂料，我看刷哪间屋都不够，干脆就把厨房刷了。”

“耿国行的母亲没在家吗？”

耿栓说：“本来一直在家。现在我们这里不是要拆迁了嘛，我们能拿到一大笔拆迁款，就想着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那小子，让他回来拿钱娶媳妇。但最近他的电话又打不通了，于是他妈一着急，就上北京找他去了。这不，已经走了三天了。”

从耿国行家回来，薛队问我们有什么看法。宋琦说：“没什么看法。这老头儿说的一切都符合逻辑，没什么破绽。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耿国行现在到底在不在外地，最起码要知道他在程月失踪前后在不在外地。”

我们按照耿栓提供的那家手机媒体的名字，很快查到了那家公司的电话。公司负责人说，他们那里的确有一个叫耿国行的年轻员工，刚刚做了半年，正等着转正呢。

“看来不是耿国行。”苏玉甫耸着肩说。这个人排除了，那就意味着线索又断了。一屋子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沉思。我想了想刚才在耿家的见闻，说：“我倒是有一个疑问。不知道……合不合理。”“你就说吧。现在这状况，有的说总比干瞪眼强。”宋琦看着我。

我说：“我总觉得耿国行他爹，就是那个耿栓好像有点儿问题。虽然具体说不出哪儿有问题，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你们发觉了吗？”

薛队眯着眼思考了几秒，说：“你还别说，孙小圣最近进步挺大的。要是这么回忆起来，我能想到的就是耿栓对程月的死好像不是特别意外。”

廖洁也反应过来：“对对对，薛队给他看照片的时候，说这个是他儿子的前女友，已经死了，要搁一般人，早就吓坏了，可他几乎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愣了两秒马上就接上话了。”

薛队点点头，说：“这是个细节。但放在现在这个状况来看，实在也算不了什么。除非咱们能找到一个月前耿国行回到古城的证据。”

苏玉甫负责继续和耿国行在北京的工作单位的人联系。薛队让我们剩下的人先稍做休息，又给了廖洁点儿钱，让她下楼买点儿饮料。廖洁蹦蹦跳跳地出了门，宋琦则跑到窗边给女朋友打电话。薛队让王姐把程月在地铁里的录像拷给他，他准备拿到办公室再好好研究研究。

我在桌前玩儿了一会儿手机，廖洁便提着一大袋子饮料叫苦不迭地让我和宋琦帮忙。我们正七手八脚地分着水，忽然听见薛队在里屋大喊大叫：“人呢？都进来！快点儿！”

我们慌慌张张跑进去，只见薛队一个人伫立在桌前，像雕塑一样指着面前的电脑屏幕：“这个画面还记得吗？”我们一看，那正是程月离开车站时，在出站口被拍下的影像。

“记得啊，当时不是说了嘛，这是她在车站逗留了四十多分钟后离开时被南侧的摄像头拍下来的。”宋琦边咕咚咕咚喝水边说。我也边喝边应和。薛队把头扭向我，瞪着眼睛不说话。我一愣，赶快给他递过去一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