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陈丹燕静静的绞刑架

作者:周国平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1:34

|

本章字节:10314字

“你是说要去普劳森湖监狱?”我的德国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确认,见我点头,她说,“那好,我们去。”


从十字军山出发,经过梯尔园,看到一家一户的土耳其人纷纷在草地和湖边野餐,依稀传来的,是他们家乡那种缠绵的音乐。经过被烧过的国会大厦,看到外地来的,外国来的旅游者排着长龙,等待上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去看柏林市容。经过六月阳光下的静静的住宅,小花园,星期天关门歇业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停在街边的汽车上落了干树叶,看上去是星期六落下来的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宁静的周末,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柏林六月下午,一些街区在这个周末封了路,有的是为国际音乐节,有的是为同性恋嘉年华,还有的是为少年无动力车设计比赛。我们白色的老捷达车在阳光下的大街上开着,远远地,还在一座桥上,就见到绿树下面红砖的大房子,是十九世纪中叶柏林流行的那种样子,红砖头砌的,听说是为了好看又省钱。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劳森湖监狱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它就是监狱,现在它还是监狱。而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时代,这里关押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和欧洲人,这里的监狱行刑室处死了2500个犯人,用绞架和断头台。当时在行刑室工作的职业刽子手是个壮汉,听说他总在嘴上叼着香烟,他处死一个犯人,可以拿到六十马克的津贴。在1944年9月普劳森湖监狱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贴就可以发财,那一夜他参加处死了186个普劳森湖犯人,八个犯人一队,上绞刑架。如今我们要去的,是在原来的行刑室里建立的纪念地。


那是间红砖的平房,因为年代久了,墙上的红砖已经有点发黑。不像德国别处的老砖房,墙上常常爬满了常青藤,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长。院子里倒是长着高高的树和草,难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没有看到玫瑰花树。但是看到了一个石头做的骨灰罐,里面装着1945年苏联军队到柏林时,从德国各地的监狱里清理出来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石头罐子里面肯定不会有普劳森湖监狱的犯人的骨殖,因为他们被处死后,尸体都被马上送到医学院去,当了那里的教具。他们大概不会有骨灰留下来的。因为在波兰的奥斯维辛死亡营我已经见到过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经过石头骨灰罐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想,犹太人死亡营里有自己的骨灰,德国的监狱里也有同样的东西啊。


一条平常的小路绕着房子,我们向小路导引的地方走去。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间锅炉房,或者放园艺工具的院子里的工具间,或者小仓库。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鞋底擦着平地的声音,还有外面远远的大街上,车轮经过的沙沙声。四周就像柏林的礼拜天那么静。


我看到了高墙对面的楼房,一时不能确定那栋房子是否就是从前的死亡屋,在英国飞机轰炸柏林以前,那栋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关着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们都被绑着双手。监狱里的人,把那栋房子叫做死亡屋。在1944年9月,这房子被晚上的空袭炸毁,当时,里面有三百个人正在小牢房里等待他们的绞刑。在空袭的夜里,也是普劳森湖监狱加快处决犯人的夜里,犯人们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间的空地上等着,有一次飞机就在附近投炸弹,刽子手暂停了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到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袭警报解除以后,重新开始。那天工作得晚了,他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开的木头门,于是我们走过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内。室内很昏暗,而且冷。劈面看到的,就是一条结实的钢梁,上面吊着六个粗大的铁环,然后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绞刑架上的钩子,用来拴绞索的。它们后面有两扇圆圆的长窗,窗外的阳光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也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那树十分高大,该在这里长了几十年了,当它还是棵细细的小树时,它大概就从窗外见识过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风里轻轻摇动,但是奇怪,站在室内,听不到一点树叶的声音。寂静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样紧紧将人按住了。好像能听到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阴沉的、一丝不苟的声音,在宣读人民法庭的死亡判决书。对反对希特勒的人,无论用任何的形式,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员,在火车上对人说希特勒是蠢猪的毛头小伙子,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的修女,因为太饿而偷了商店东西的法国少年,想要谋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贵族军官们,统统由柏林的人民法庭经过三个法官的审理,签发了死刑判决书,由行刑室的职业刽子手执行死刑,然后将死刑的过程写成文件,上报给人民法庭备案。通常他们是被绞死的,也有的人上了断头台。在房间中间的水泥地上,我看见一个大大的下水口,用结实的铁网罩着的,要是用断头台杀人的话,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大概要顺着这个下水道流下去吧。那个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然后被发现了,被送到这里,在监狱的劳动营里工作了几年以后,等来了人民法庭对她的死刑判决,6月9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断头台上。我在墙上的陈列物里见到了她的行刑报告,她很安静,刽子手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她的尸体也被送到柏林的医学院去当实验品了。


现在,这里什么血迹也看不到了,也没有断头台陈列。也看不到绞索。闻不到血的腥气,也闻不到那个普劳森湖监狱的职业刽子手爱抽的香烟的气味。光光的地上,放着一个鲜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还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迹。还有我们的影子,被大门外的阳光长长地投到行刑室纪念地的地上。


这里没有别人。


当年的死亡判决书和监狱的文件静静地陈列在墙上的玻璃架子上,用1940年的老式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导致了这里2500个犯人的被处决。连照亮它们的灯都是静静的,没有通常灯发出的轻微的电流声。当年在普劳森湖监狱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为每一个将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祷,后来他回忆说,在三百多个犯人被处决的“血腥之夜”里,犯人们无声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间的空地上等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到两个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祷声。我相信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总是这样静的,那是一种酷厉的静。墙上的文件里总是说,绞刑和砍头,通常是在几分钟里安静地、有秩序地完成了,绞死86个参加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政变的那些陆军中将和上将的时候,安静地完成了。绞死刚满十八岁的法国少年的时候,也是安静地完成了。马丁·尼尔缪勒也在这里被安静地处死了,他留下了一段着名的语录:“当纳粹带走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又带走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现在,当他们带走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来了。”那是他在普劳森湖监狱里发出的最后的布道的声音。我的朋友在为我翻译他的话的时候,突然热泪盈眶。“每次我重复他的话,我的心都很难过。”她说。


普劳森湖监狱发信给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们执行了死刑,同时寄给家属的是两张清单。


一张是死刑犯留在监狱里的遗物清单。菜登修女的遗物清单被陈列在墙上,她留下了2439帝国马克的零用钱,3570帝国马克的劳动津贴。还有信夹一只,手袋一只,发刷两把,手帕九条,手套一副,发夹一只,大衣两件,袜子四双,护领一根,衬衣一件,茄克两件,裙子两条,衬裙三条,睡衣两件,裤子四条,乳罩一只,梳子一把,羊毛衫两件,毛巾两条,男式衬衣一件,紧身胸衣一件,两套礼服几件衣服,这些都一个不少地留在清单里,她临刑时指定了一个叫列保尔德的女士继承她的遗物。她可以凭这张清单从监狱里拿到这些东西。


另一张清单,是家属必须支付的死刑费用,包括死刑判决费用300帝国马克,将判决书递送到家的邮资270帝国马克,给检察官付的费用8160帝国马克,关押在监狱等待判决的住宿费一天15帝国马克,关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费用一天15帝国马克,还有执行死刑时的费用15818帝国马克,最后一项,是把付费通知和清单寄到家里的邮局收费012帝国马克。一个陈列在行刑室墙上的死亡清单,家属一共要向监狱支付76680帝国马克。


说起来,也真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监狱就发现因为死刑判决书改用电话口头传达,出现了错误,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误杀。于是,普劳森湖监狱正式向下达死刑判决书的部门要求不再用电话,恢复书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现类似错误。


我和我的朋友望着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诉,惊异地笑出来。“哈!”那突然响起的短促笑声,像受惊的中国麻雀一样惊恐而迅疾地飞上行刑室寂静的屋顶。不晓得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件更荒谬。


行刑室纪念地里看不到一张照片,不像在奥斯维辛死亡营的墙上,满满的都是犯人进死亡营时的照片,到处都是明知屠杀逼近时大睁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可我在原来的陆军司令部7月20日政变指挥部原址的纪念馆里见到过许多照片,那些都是参加政变的德国人的照片,也用了满满的一面墙。那都是些德国人严肃的脸,是诚实、阴郁而骄傲的灰蓝色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处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他们被行刑的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德国军队中播放。但是,甚至在那样的脸上,总是会想到从前关于二次大战的电影里纳粹的样子,许多人穿着那时的德国陆军军装,他们是德国的职业军人,参加了许多次战争。那次政变中军衔最高的,是隆美尔元帅,他率领的德国军队曾经是最英勇善战的,政变失败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自杀,使深受德国人信赖的隆美尔元帅起意谋杀希特勒,以结束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样的事实得以掩盖,保护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信任。自杀的还有贝克上将,在7月20日晚上,知道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他就在陆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自杀,但是他没有死成,他听到院子里盖世太保枪杀他的下属的枪声。然后他被严刑审讯后,死于普劳森湖的绞刑架下。他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同样寂静的纪念7月20日政变的纪念馆,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墙上,望着来参观的人。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军服,但没有戴帽子,轻松地笑着,抱着自己的金发的小孩,肩上靠着自己穿了花连衣裙的年轻的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树林里过自己的假日。


而那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日夜赶往奥斯维辛赴死,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九百天被德军围困的大饥荒中,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正死在欧洲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德国建筑和德国人被夜夜不停的英国轰炸机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些。


我的思想变得混乱了,我应该在普劳森湖监狱行刑室的寂静中想到这些吗?


那地方是那样寂静,像一只大手紧紧将人的心按住一样的静,像要捏碎一只小鸟一样的静,像一个没有开始解开的死结那样静,像一个从来没有被猜出来的谜语那样静。


2500个人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了。


这个六月,是我第六次到柏林来,但是,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几乎称不上是个小博物馆的纪念地来参观。九年以前,我去了达号死亡营,八年以前,我去了奥斯维辛死亡营,而在一个月前,一个在上海的德国问题专家给了我普劳森湖监狱的地址,我才知道这地方,才请老朋友带我来这里,在我们一起去了柏林不少地方以后。我和我的老友一言不发地离开那里。


在高墙外面,我们找到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车,等车里热气散出来的几分钟里,我们看到了纪念地门口那条单车道的小马路的路牌,就是死在行刑室断头台上那个修女的名字。


“原来菜登路,是用她的姓来命名的。”我的朋友说。


小马路上没有人。


“为什么都没有人提起这地方,也没有人来,柏林的旅游书上也不介绍。”我说。


我的朋友说:“按照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德国发动的战争,我们要多说自己的错和责任,不应该多说我们的痛苦,我们德国人的被杀,与犹太人的被杀,就不那么重要。而且,而且,”我的朋友伸出一只手指来强调,“也并不是有许多人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大家到柏林来,更愿意去看漂亮的地方,宫殿、博物馆、咖啡馆,不想过一个痛苦的六月的礼拜天下午。”


在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一对男女往四下里张望,不知道他们是找不到入口的地方呢,还是他们走错了路。如今繁花似锦的德国到底还要走多久,才能从希特勒的影子里走出来呢?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可那条离开阴影的道路,看起来仍旧是那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