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两三亿之多的打工的农家子女成为有诉求而又有理性，有个体权益意识而又有集体权益意识，必要时能够做出维权行动反应而又善于正当行动的青年公民，全社会任重而道远。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之人。但是也应看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可以认为那是幽默。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的表达立场更高明，有时甚至更具有表达艺术。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么好。

但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公众表达公民社会诉求和意见的平台，就好比从前农村的乡场，既是开会的地方，也是娱乐的地方。从前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分得很清，娱乐时尽管在乡场搞笑，开会时便像开会的样子。倘开会时也搞笑，使严肃郑重之事亦接近着娱乐了，那么渐渐，乡场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只不过是娱乐之所了。

亲爱的诸位，最后我要强调时间是分母，历史是分子。时间离现实越远，历史影响现实的“值”越小，最终不再影响现实，只不过纯粹成了“记事”。此时人类对历史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真实、公正的认知价值；若反过来，视历史为分母，人类就难免被历史异化，背上历史包袱，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不仅千锤百炼了汉民族，使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也千锤百炼了汉族与蒙、满、回、朝、维等多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也凤凰涅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了。古代的历史，使汉民族那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那样。近代的历史，使汉民族这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

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

离中国现实最近的是中国的近代悲情惨状史，中国人心理上仍打着这一种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极敏感极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行表现之。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更应从此点出发，而不能照搬鲁迅们那个时代总结的特征。

3勇于羞耻的现代公民

近三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

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

但一个事实却是——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尽呈美好，波澜不惊。

日本多年前发生过奥姆真理教地铁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经过，我恰去日本访问。地铁站台荷枪实弹的武警壁垒森严，到处张贴着通缉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数名女大学生。2011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啸袭击，发生了核泄漏事件。从1996年至今，除了以上两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说太平无事。比如首相秘书贪污事件、校园少年犯杀害同学的事件……韩国也如此，前总统因家族受贿问题曝光跳岩自杀；因政府引进美国牛肉，现任总统几乎面临下台的局面；“天安舰”沉没事件——以上事件，曾使韩国人一次次冲动万分……欧美各国也殊少宁日，一方面恐怖袭击使各国政府风声鹤唳，忐忑不安国民们的神经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各国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增长，国际金融信任率降低，时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如《华尔街报》的窃听事件，世界银行总裁的性案风波……如果放眼世界，将社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那么中国处在哪一个级别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不属于极不稳定的国家当无争议——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那些国家才显然处于极不稳定之中。

中国也不属于社会极稳定的国家。我这样认为首先是从普遍之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言的。这一种综合素质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面对国家大环境恶化时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从一个国家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长久关系而言的。欧美各国，其西方式的民主国体存在了一两百年不等，他们的国民早已适应了、习惯了、认可了那一种国家制度。虽然那一种制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现，他们的国民对那一种制度也不无怨言甚至质疑，但是他们起码目前还不能设想出另一种更好的也更适合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种国民与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他们具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理性意识。基于此种理性意识，面对颓势，他们具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自信和镇定。

那么，在较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呢？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1其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能力，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意识偏执，固守不变，能力每况愈下。2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渐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连好起来的希望也看不到。

3对于大众生活的艰难视而不见，对于大众怨言及正当诉求充耳不闻，甚至以专制手段压制之，摆出强硬对着干的态度。

这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是有的，但实在已不多。进言之，处于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要么它的大趋势毕竟还是与世界潮流逐渐合拍的，要么倒行逆施，直至彻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

目前之中国显然不是这类国家。所以我认为，目前之中国是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国家。

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已由从前国家当然以政府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人民为主体。管理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意识，同时也是责任意识了。

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压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为本”的宗旨改进的觉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经验在提高。

特别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显然在提高，并且还在以不停止的、较全面的精神风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国人，已不再仅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说“咱们老百姓”，而实际上，此“老百姓”与历朝历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叫做的彼“老百姓”，身份内涵已大为不同。目前之中国人，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等口号，而开始要求各级政府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政府提出各种“人民”诉求，主张各种“人民”权利，包括监督权。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无可争辩地史无前例地接近现代公民了。

故我对目前我们的同胞的国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变化，持特别肯定的看法。这一种特别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对80后的看法，也包括我对90后的看法。我还要进而这样说，包括我对80后、90后们的下一代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已很值得称赞了。依我看来，体现在我们某些中国人身上的丑陋的、恶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每不多见的。比如大学生救人溺亡于江，而捞尸人挂尸船旁，只知索要捞尸费的现象；比如发生矿难，煤老板贿赂媒体，悄塞“封口费”，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图掩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媚权世相等等。我们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国家人士的鄙视和诟病吗？

所以我说正在“接近”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不仅具有不轻意让渡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时还应具有现代社会之公德自觉。在后一点上，某些中国人往往还表现得很不像样子，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羞耻。

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公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两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却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减，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应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国人的公德体现也越接近公民素质。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后于中国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郁闷感觉越强烈。但这并不是什么中国之发展和中国人之变化的奥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规律。

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只不过都被这规律所“转型”了而已。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据也正在于此……

4愤怒正是推动“顶层设计”的机遇

“自媒体”乃指网络，也被形容为“大众话筒”。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研究网络文化现象的专家学者们的说法。我认为他们的比喻和形容生动极了，恰当极了，堪称绝妙之比喻和形容，具有修词范性。

“人民”一词，拆开了说便是人中之民。泛开而论，可相对于全世界；具体言之，可相对于一国，或一国中的某一地区。

自列宁所发动的武装暴力革命在俄国夺取了政权，遂诞生了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即全世界人中之民，亦即“底层之民，草根之民”。另行联合起来过没有呢？

似乎也曾一度联合起来过，还有联合起来了的组织，曰“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但即使那时，各国人民也还是不能直接声明诉求，更不能直接发出联合之声，只能被国际的及各国的组织代言。故自那时以后，“代表人民”遂成一些革命领袖及许多革命家、革命者的常用语。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早已不复存在。谁若还想做它的代表，“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新来不做”。现在，各国发挥国际联合作用的是“联合国”。

在中国，清朝灭亡，人民才第一次能够发声，但也还不是直接的，是经由被称做“进步人士”或“进步学生”们发出的。主要方式是街头演讲。倘讲到了人民心坎上，围听的人民便齐呼口号，表达赞同。民国时期的进步报刊也每代表人民意愿登载文章，某些报人因此没了性命，如邵飘萍、林白水。

当年最有资格代表人民的自然是孙中山。孙中山逝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代表权。国民党的主要阶级成分是富人、城市中产阶级、农村大小地主，而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的是草根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是草根阶层。国民党当然争不过共产党。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形色色“代表人民”的人中后来渐渐派生出了专善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的人，人民的真声音听不到了，于是就有了“大鸣大放”。一鸣一放，各种声音都出来了，于是“反右”。一“反右”，全中国顿时又“万马齐喑寂无声”了。值得研究的是，当年一些所谓“右派”，其实自认为是“代表人民”在鸣放的，但是却遭到了许多据说真来自“人民”的雷霆万钧般的声讨。“人民”自那一次发声后，近10年内不再发声。这近10年内，人民吃了不少苦头。

粉碎“四人帮”后，赵朴初以元曲方式讽之：“自诩是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原来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夜里演戏叫做旦，叫做净，都是满脸大黑花。”

从前，“代表人民”四个字是无须授权的，不管什么人，只要一有机会站在庄重点儿的会台上，只要有一部分人民参加，是将为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铺垫的，几乎都喜欢代表一下人民。连县里的小学生向什么人献花，往往也来一句“代表人民”。

自从有了网络，中国人才不再集体是哑巴。比喻网络是“大众话筒”也罢，形容中国网民之网上发声是“自媒体”也罢，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网络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于是中国之世道逐渐改变。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变，诸事皆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道”。人之不存，何所谓“道”？人变，即“道”变。人既变，“道”不可能不变。“道”既变，世亦难不变。

想想吧，十三亿七千多万人中的一半左右，仿佛人手一只话筒，这是何等宏大壮观的场景？

“自媒体”比之于径由媒体被代言，真声音往往是不打折扣的，打也打不了多少。

我本人是不上网的。我至今是笔纸写作者，从没在网上亲手敲出过一个字。网上有我的所谓博客，有人因我声明过从不上网，怀疑那博客是“假的”。我希望勿将我的博客归于理应“打假”之列。倘规定只有亲手敲在网上的文章为真博文，那么我无言以辩了。倘以文章本身的真假为据，则我网上的博文百分百是真的，皆非冒名者所作。那些博文，起先是由网站的人代我敲上去的，也有我自己花钱请打字社的人敲上去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博文了，实际写作却从未停止。只不过，有的文章或作品发在报、刊了，有的直接收入书中了。据说，使用电脑写作比用笔纸写作轻松多了，修改起来也方便。但我天生笨，自忖达到盲打水平将需要很长很长的过程，而且无法习惯面对屏幕在键盘声响中思考，便一向对电脑敬而远之。

这对我有一个好处，不被网络世界所吸入并产生难以自拔的沉湎。至今我只沉湎于一件事，那便是笔纸写作，像我这样的人只沉湎于一件事并且专一地沉湎，精力和时间刚够。对我有一种损失，就是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一些事情，关于那些事情的信息也往往获得得不够全面，不够细致。但所幸我家电视能看到凤凰台，其读报节目、“总编辑时间”、时事报道和访谈，基本能满足我的需要。他们现在又有了一档节目是“天下被网罗”，使我能知道的事情更多了。我觉得像自己这样精力不济的人，知道那样一些事足矣。即使时评第一快手，也做不到对天下发生的所有事一概做出快速的评论反应。而且那更是时事评论家的职业，非是我的职业。听听或看看他们的观点，往往比自己加入网络讨论、争论、争吵更有益。

尤其是，微博一经被大众轻而易举地掌握，其对时事的“自媒体”式的快拍短抽般的反应，非是我所能跟得上趟的。并且，许多微博家一语中的，幽默、俏皮、智慧、发人深省，能娱悦网众的微博，非我这种操弄了大半生文字的人善为。每望洋兴叹，自愧弗如，于是更不敢上网对什么事表态。

我这类人有一种毛病，即不论对什么事表态，总需自己确实有了态度，还需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在自己这儿较为成熟了才愿表达。而网上讨论过的不少事，至今若让我表态，我也仍会处在态度无法明确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