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不息的江河，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春绿秋荣的四季，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厚盈百尺而且情节继续着的大书，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一代人与上下几代人的记忆的贯通组合……那么，阶级斗争就是那江河汹涌激荡势必决堤的现象，就是那四季颠错的异常气候，就是那改变主角的内容严峻的章回，就是那浴血奋战后呐喊回绕中的沉思……

阶级斗争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无奈而又悲怆的选择，是用武器诉说着的理由，是以生命和鲜血来争取的公正，是绝望了的人们的“最后的斗争”，是“不战胜，毋宁死”的决心……

在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中，尤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持久、最为顽强，其记录也最为雄浑壮烈。《自由引导人民》那幅感天地泣鬼神的画上，擎举在巴黎女人手中的红旗以及挥舞在少年手中的双枪，任何时候都会使我们对我们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由人类自己造成的重大冲突愀然又肃然。它对我们人类无声的告诫乃是——不要使女人踏着尸体冲锋陷阵、少年不够大的手握起冰冷的枪械的事件再发生……

保尔·柯察金所处的时代，正是类似的时代。那少年还不懂革命目的还没有成为战士便已然准备为他所属的阶级进行反抗了。他偷枪的行为证明了此点。那是一种遗传在他血管里的本能，那是一种被眼见的苦难和亲历的屈辱所唤醒的冲动，那是一种简单的复仇的欲念。当他的本能、冲动和欲念汇入锐气磅礴不可阻挡的革命岩流，他义无反顾地将他的生命与它融为一体，当成了它的一部分。

革命需要千千万万的保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千千万万的保尔响应革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两种时代惯力的作用下，阶级的英雄诞生着……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以他洪亮的极具感召力的声音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其后千千万万热血的中国青年，正独自或一批批地走在奔赴延安的路上……

社会主义从马克思的书中耸立起来了，成为眈眈可见的了。它在人类的时代迷惘不知方向之际，淋漓着通体的血迹无所畏惧；它宛如从历史的子宫刚刚分娩出来的巨童；它是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血和尸创造出来的；它寄托着无产阶级每一名成员，包括它的子孙后代所渴望获得的尊严和幸福……

在以前的历史中无产阶级没有任何骄傲和自豪。唯革命才使无产阶级也有了——那便是它的领袖和它的英雄。在革命胜利之初，那几乎是它仅有的骄傲和自豪。

领袖是曾一无所有的阶级的父母。英雄是曾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儿女。这二者对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无产阶级缺一不可。它是无比宝贵的基本财富。

倘保尔以后并没双目失明全身瘫痪，那么他将不可能成为备受他的阶级崇敬的英雄。因为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青年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相比之下，他的经历将不但是共性的而且是寻常的，甚至是幸运的。比如牺牲了的谢寥沙和瓦莉亚兄妹。倘保尔虽然以后双目失明了全身瘫痪了，却并没有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书，那么他也不可能成为他的阶级的英雄。因为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苏联青年为革命伤残了。他的双目失明和全身瘫痪，将更被以同情和惋惜的目光视为不幸。

但是他在双目失明和全身瘫痪的情况之下写出了他的书。而他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在他之前，确切地说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之前，古今中外，有人在穷困潦倒中写出过书，有人在垂垂暮年写出过书，有人在病榻上写出过书，有人在丧妻失子的悲痛中写出过书，有人甚至在狱中写出过书——却很少有人在双目失明和全身瘫痪，并且时时忍受病魔摧残的情况之下写出过书。奥氏的书的问世，体现了具体的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精神要求和毅力考验两方面所达到的卓绝。体现了人与生命之战中的尊严。体现了不能不令人钦佩的顽强的生命态度。

而这就使他的名字具有了跨国界的征服性的影响力。

我们从奥氏的日记中得知，曾有人企图游说他到国外，进一步说是到美国去，并断言，在美国，他将受到像对待“圣者”一样的礼遇。

他严词拒绝了。

这一件事说明——如果他愿意忘记自己是本阶级的一名忠诚战士的时代角色，那么他会获得似乎更高级的桂冠。他更愿是阶级的战士，而轻蔑去做“圣徒”。他的拒绝和轻蔑，自然引起本阶级的更大的更由衷的敬意。如果苏维埃共和国与西方世界并非政治对峙势不两立，那么奥氏到美国去接受治疗遂成正常之事。美国人乐于给他戴上“圣者”的桂冠，便不至于影响他首先是忠诚的阶级战士的光荣。但七八十年前不是那样的时代。如果保尔的书，内容讲述的仅仅是爱情，那么他的书或许在今天仍被列为经典，但他当年又未必会获得列宁勋章。他的书中主要地写了对革命信念的坚定不移，连爱都不可动摇。一位无产阶级的英雄所应具备的因素，奥氏和保尔身上是全部具备着了。对于他的阶级，他几乎是楷模式的英雄。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伊妹儿”。当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令世人瞩目时，中国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又军阀混战哀鸿遍野山河破碎之境。中国要变成苏联，便需有人甘学保尔。这就是为什么保尔也成了当年许许多多中国革命青年的榜样的历史原因。对于当年那许许多多热血的愿以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理想的主义的中国革命青年，保尔这个名字就是革命的代名词，就是信仰的代名词，就是无怨无悔的人生的代名词……这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我少年时初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竟是被书中的爱情章节所吸引。

我是知青以后，保尔参加修筑铁路的章节经常重现在我脑海。因为类似的艰苦，我也曾亲历过。确乎的，当我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每对自己暗说：“我得学保尔……”

在我成了作家以后，体会到了写作是相当熬耗心血之事，于是奥氏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书，使我每一想到便油然而生敬意……

近年，我的同龄人中，也开始有人匆匆而逝了。只有到了不惑之年，才觉人生的短暂与无常。于是自然也会自己对自己叩问人生的意义。事实上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这样叩问过自己。

“活着，并且工作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倒是苏联革命导师列宁的这一句话，比之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对于我们当代人的人生观具有着更寻常而又更永远的启示。

我认为，一切的英雄，包括阶级的英雄们，身上一定具有人类精神的某种诗性。反此而言，普罗米修斯、高尔基中的丹柯，以及保尔·柯察金，乃是具有某种艺术美感的人物。人类的历史沧海桑田一一哲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涉足江河，他或她的脚既在江河中，也不在江河中。因为淹没其足的那一段水流早已荡荡而去，飞矢在某一时间的点上既在某一空间，又不在某一空间。“飞矢不动”是唯心主义，“飞矢未停”是形而上学。

阶级的英雄在当代一些人心目中既可能仍是英雄，也可能不再具有英雄的色彩——因为造就他们的那一页历史，早已被翻了过去。他们既在英雄的坐标上，也已不在英雄的坐标上——因为一些人已不再会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以阶级的眼光阶级的感情看待事物。正如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不可能像南极的人一样理解椰子的意义……然而，英雄毕竟有它的阶级性，保尔等英雄人物所昭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永存的也是不朽的。

使阶级的英雄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并使当代人感到亲和，只有从他们身上发现英雄们的共同诗性别无他法。

普罗米修斯盗火者的形象是悲剧意味的诗性——他不在上帝面前替自己辩护，也不希图下界凡人们的感恩。他那样做仅仅因为他觉得他应该那样做，他因他那一种神祗本能的悲悯而苦难……

丹柯的知识者形象是崇高意味的诗性——在黑暗和无边无垠的泥淖中，他扒开了他的胸膛掏出他的心高擎在掌上，于是那颗心像灯一样发出光辉，照亮了忘记从何而来也不知向何而去的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得以选择一条路途走出绝境。他倒下去时，他的心被踏碎在人们的脚窝中，像天上的星星般闪烁。

保尔·柯察金战士的形象具有阳刚意味的诗性——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确信他所献身的大事业是导引他的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又正确的目标。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是一名“天生”的战士，如同库图佐夫是“天生”的军事指挥家，巴顿是“天生”的将军，拿破仑是“天生”的统帅。他的献身也是缘于悲悯。他因他那一种阶级战士对本阶级命运的本能的关怀而无怨无悔……

在神祗、知识者与战士的身上，具有着内容本质上一致的悲悯，因而具有着一致的诗性。表现那诗性，是艺术永远值得的尝试。

当库图佐夫大败拿破仑时，后者留下一封信给前者——简短的一句话写的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对我的法国士兵仁慈一些！”

当伫立高坡的库图佐夫，通过望远镜看着在冰河中可怜沉浮徒做挣扎的战败国的士兵，亦不禁地发出一声叹息——上帝宽恕我……

当“二战”结束以后，巴顿无所事事地在将军府周围遛狗时，他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难道，对于美国，我将成了一个无用的人吗？

当保尔·柯察金由战士成为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的时候，他问自己：我还能为革命做什么？

这种自问确乎包含这样的意味——他愿为他的阶级将他生命这颗果子的最后一滴果汁榨干。

奥氏在日记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他也认识过的备受人们尊敬的女性革命领导者，因自己患了绝症，不能再为革命做什么而自杀了。世人自会对此评说纷纷。而奥氏认为，那乃是革命者做出的最尊严的决定。

他竟没有效仿地做出这一决定，因为他觉得他这一颗生命的果子还能为他的阶级榨出一滴果汁——那就是他后来写成的书……

如果说保尔仅仅是他的阶级义无反顾的战士，那么奥斯特洛夫斯基不仅仅是——他的书出版以后不久，“二战”爆发了。他的书鼓舞了千千万万苏维埃共和国的儿女同仇敌忾奔赴前线；他们呼喊着“为了保尔兄弟”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他与前线战壕里的红军战士通电话，向他们说出字字铿锵的话语——“为了和平，消灭法西斯！”他自己和他的保尔的名字，“分娩”了另一位苏联女英雄——那就是卓娅……

因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奥氏也是一位特殊的反法西斯战士。这一点比他是阶级的战士尤其光荣。苏联人民对他的崇敬，更主要是基于此点。只不过此点在我们中国几乎不曾被提及。敬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畏是连动物也有的表现。畏极于是害怕，怕极于是恐惧。畏之表现，不敢轻易冒犯耳。此点在动物界，比在人类社会更加司空见惯。因所谓动物界，乃杂类同属。而人类的社会，毕竟是同类共处。

在动物界，大到虎豹狮熊、象犀鳄蟒，小到蜈蝎螳螂、甲虫蝼蚁，若遭遇了个碰头对面，倘都是不好惹的，并且都本能地感到对方是不好惹的，便相畏。常见的情况是，彼此示威一番之后，各自匆匆抹身而去。

在人类，这种情形每被说成是——各自心中掂量再三，皆未敢轻举妄动，明智互避。确乎，此时之互避，实为明智选择。但如果一方明显强势，一方明显弱势，那么无论在动物界还是在从前的人类社会，后者之畏，不必形容。为什么要强调是从前的社会呢？乃因从前的社会，人分高低贵贱的种种等级。这一种分，延及种族、姓氏与性别。小官见到大官、大官见到皇帝乃至皇亲国戚，也是不可能不畏的。在种族歧视猖獗时代的美国，黑人远远望见白人，通常总是会退避开去的。大抵如此。

在特别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畏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也是人类心理的一种遗传基因。故那时的“民”，快乐指数是很低的，须活得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他的天敌不但有动物界凶猛邪毒的大小诸类，还有天降之灾，更有形形色色自己的同类。“宦海多厄”“如履薄冰”“官大一级压死人”“伴君如伴虎”，这些文言俗语，或是受畏压迫的官们的自白，或是看得分明的非官场人士们的观察心得。官们尚且活得如此不潇洒，百姓们又哪里来的多少快乐呢？故很久很久以前的“民”，又被称为“草民”“愚民”“贱民”。不仁的权贵者可践踏也，可羞戏也，可欺辱也。

现代了的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格的互尊，人权的平等。人格是译语，最直接的意思其实是“界”，暗示着彼人也，吾亦人也，同属“人”界，勿犯于我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天赋人权”，人皆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由是，在人类的社会中，人畏人的现象，便渐渐少了许多。

人遭动物的进攻和伤害的几率少了，人对自然灾害的预知能力提高了，抗击能力增强了，控制能力加大了。人对人的畏，如上所述，也几乎全变成历史记忆了——那么，人是否就可以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呢？

人类感到人类还不应该这样。

因为现代了的人类，头脑是更智慧了。而天不怕地不怕是反智慧的，正如宇宙是无边无际的不符合人的思维逻辑。

于是我们人类从以往的宗教中、文化中、习俗中，筛选出某些仍有必要保留，保留将有益无害的成果，加以补充，加以修正，加以完善，加以规范，使之成为原则，并以另一种畏的虔诚态度对待之，便是敬畏。

值得人类敬畏的事已经不多了，却更有质量了。

比如法律，人类每日之为“神圣的法律”。法律无情，故人畏之；法律公正，故人敬之；法律的天平一旦歪斜，全社会的心理平衡便紊乱了。所以人需要对法律保持敬畏，这种敬畏符合普遍之人的理性。

但世界上所有的法典加在一起，也还是不能尽然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是非问题。有相当多归不进法律的是非问题，依然和人类的心是怎样的有关。

所以除了法律，人类的文化主张还要敬畏良心的谴责。良心者，好的心。善为好，故良心首先是善良的心。倘不善良，一颗搏动了80年的心，即使还像运动健将的心一般跳得强劲有力，那也只能说是一颗好的心脏而已。这样的人，是没良心可言的。没良心可言的人之好难以长久，虽不好但也不至于坏的人，其坏是迟早之事。因为，他以为他没犯法，而实际上，他已站在法律电网的边沿，任何一阵诱惑的风，都极可能使他跌入犯法的罪过坑里。并且，站在法律边沿之人，每有一种试探法律权威的冒险念头，以及擦边而过的侥幸者的沾沾自喜，这也都是最终导致其跌下去的原因。

良心不在法律的边上。良心在法律的上空，无时无刻地照耀着法律，故良心又叫“天良”，虽无形，但有质。倘无良心的照耀，连法官也会成为坏法官，结果导致法律腐败。故，人类也要敬畏天良之谴责。生命不仅对人只有一次，对一切生物也只有一次。故生命对一切使地球现象丰富的、美好的、有趣的生物，不但是宝贵的，而且具有神圣性。除了不仅有害于人类，同时也有害于绝大多数别种生物的害虫、病菌，人也应对一切生命予以珍视。爱一物之生，怜一物之死，此日敬畏生死。敬生不等于畏死，畏死乃指不敢于轻生。既不轻人类自己的生，也不轻别种生物的生。并且，连对尸体也当尊重。

“天地有定律，四季有成规，万物有法则。”人还应敬畏于自然界的秩序。急功近利地或无端地破坏自然秩序的行为，将使人类受到严厉惩罚。所幸，今日之人类，对此有共识。

敬畏非是由畏而敬。害怕的心理，其实不能油然转化为敬意。敬畏乃指由敬而生的尊重，不是畏别的，畏己之冒犯之念也。一个人也罢，一个民族也罢，一个国家也罢，倘几乎没有什么敬畏，是很可怕，最终也将是很可悲的。

我们中国，时至今日，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还是无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必须正视，并且必须做出诚实回答的问题。

由此而想到——有轻生少女犹豫于高楼，我同胞围观“白相”者众，且有人喊：“姐们儿快跳啊，别让大家等急了！”

由此而想到——七八个大学学子为救溺水儿童，其中三人献出宝贵生命，所谓“捞尸船”上的人，竞以铁钩钩肤、绳索系腕，任几小时前还是朝气青年的尸体浸泡江中，却指手画脚，狮子大张口，在船头、岸上抬高其价！

那三名大学生孩子，真是死得让人心疼，死后还让人心疼！那些个“捞尸人”，那样子对待同胞，那样子对待同胞中的殉身的孩子，还有半点儿天良吗？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我要说：“救救大人！”谁帮中国的某些大人们，找回敬畏之心，找回天良！连大人都越来越丧失了的，又凭什么指望我们的孩子们会自然而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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