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绿化树(6)

作者: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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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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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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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934字

头颅里的血不停地旋转回晃,一个早已沉淀了的回忆像乳白色的杯底物从我脑海深处泛起。在一间讲究的天蓝色壁纸贴面的大房间里,在凤尾草图案的绿窗帘下,在大理石镶边的法兰西式的壁炉旁边,我的一个伯父坐在棕色的皮面沙发里,我坐在放在地毯上的一只蜀锦软垫上。他晃动着自己调的加冰块的鸡尾酒,向我说摩根家族发迹的故事。据他说,老摩根从欧洲老家飘流到北美洲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后来夫妇两人开了一爿小杂货铺。他卖鸡蛋的时候从来不自己动手,而叫老婆拿给顾客看。因为老婆手小,这样就衬得鸡蛋大一点。正是由于他这样会盘算,他的后代才建立了一个摩根金融帝国。


“听到没有?做生意就要这样精,门槛不精不行!”这位证券交易所的经理端着高脚酒杯教育我,“谁倒闭了谁是戆大(念“壮”音),能赚钱才是英雄!”


……回忆的潮水又随血液的旋转退了下去。于是,我怀疑我所费的种种心机都是和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有关的。老摩根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鸡蛋变大,我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打的饭变少;摩根们会盘算,我的算盘也很精:用钉子代替稗子面,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和交易所的“买空卖空”一样,一倒手就赚了两块钱……固然,争取生存是人的本能,但争取的方式却由每个人的气质、教养而定;先天的遗传是自然的,而后天的获得性也能够遗传下去。当我意识到我虽然没有资产,血液中却已经溶入资产阶级的种种习性时,我大吃一惊。一九五七年对我的批判,我抵制过,怀疑过,虽然以后全盘承认了,可是到了“低标准”时期又完全推翻。而现在,我又认为对我的批判是对的,甚至“营业部主任”那心怀恶意的批判也是对的。从小要饭的人,对从小就会享受的资产阶级“少爷”肯定有一种直感的敌对情绪。我虽然不自觉,但确实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所以不自觉,正是因为这是先天就决定了的。


我口渴,我口渴得像嘴里含着一团火,但毫无办法,我把这种折磨看作对我的惩罚。我默念着但丁的《神曲》: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十五


第二天早晨,铅灰色的天空飘下了雪花。这个偏僻的、贫穷的、落后的荒村,大自然倒没有遗忘她,公平地给她也盖上了一层洁白的初雪。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冒出的烟也是纤细的,更像童话中的一幅插图。


忍耐的好处之一,是我的感冒会不治自愈。我早已发现,疾病加重在很大成分上是个人的神经作用。如果像对情人一样念念不忘自己的病痛,病就会越来越重。干脆不理它——也没办法理它,它呆在你身上也无趣,很快就会抛掉你。


那个瘸子一瘸一跛地四处吹哨,通知说不出工。他的喊声很怪,好像叫卖什么东西:“休——息!”“休”字拖得很长,“息”却戛然而止,连一丝余音都没有。但在我们听来,这无疑是个可喜的消息。


棉袄棉裤在炉子上烤干了。“营业部主任”不住地埋怨我把房里熏得臭烘烘的。我不理他。要是他掉进水里,他还有新棉裤,还有老羊皮袄。在我眼里,他倒成了资产阶级——阶级关系又整个儿颠倒了。糟糕的是,湿漉漉的棉衣烤干后,硬得和盔甲一样,不保暖不说,穿在我既无衬衣、又无衬裤的身上,磨得皮肤又疼又痒。早饭后,我干脆把衣裳全部脱光,用棉花网套把自己包了起来,仅从网套的破洞里伸出两只手,捧着本书,靠在泥土剥落的墙上。


我抱着一种虔诚的忏悔来读《资本论》。


上午,我还能饶有兴味地读着。我重温了《初版序》,接下来读《第二版跋》直到《编者第四版序》。论证的逻辑理清了,也印证了我昨夜的想法: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


但是到了中午,我就读不下去了。对于我来说,休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吃的。平时干活的时候,饥饿还比较好忍受。什么活都不干,饥饿的感觉会比实际的状态更厉害。我完全相信卓别林的《淘金记》中,困在雪山上的那个饥饿的淘金者,会把人看成是火鸡的幻觉。那不是天才的想象,一定是卓别林从体验过饥饿的人嘴里得知的。当我看到“商品是当作铁、麻布、小麦,等等,在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态上,出现于世间”这样的句子,我的思想就远远地离开了这句话的意义,只反复地品味着“小麦”这个词。我的眼前会出现面包、馒头、烙饼直至奶油蛋糕,使我不住地咽唾沫。那个句子的后面,又出现了以下的列式:


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1卡德小麦=20码麻布


……


“上衣”、“茶”、“咖啡”、“小麦”,这简直是一顿丰盛的筵席!试想:穿着洁白的上衣(不是围着破网套),面前摆着祁门红茶或巴西咖啡(不是空罐头筒),切着奶油蛋糕(不是黄萝卜),那真是神仙般的生活!我也有着华丽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会把我所经过、看过、读过的全部盛大宴会场面都综合在一起,成了希腊神话中忒勒玛科斯的大宴会:“安静地吃吧,我不会让任何人来妨碍你!”这时,不但各种各样食物多彩多姿的形象诱惑我离开《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而且这冬日的沉寂而寒冷的空气中,不知从哪里会飘来时而浓烈时而清淡的肴馔的香气——我脑子里想到什么,就会有什么味道。这香味即刻转化成舌尖上的味觉,从而使我的胃剧烈地痉挛起来。


“营业部主任”又耍花样了。他在他的小木箱中摸索了半天,摸索出一块黑面饼子。他不让中尉吃,不让报社编辑吃,还有两个同来的就业人员他也不让,独独要请睡在我旁边的老会计与他分享。其实他明明知道老会计严格地奉守着“我不沾你一分,你也别沾我一毫”的处世原则,不会吃他的“请”的。老会计在这点上也确实迂腐得可笑。比如,他对我与他铺位之间的分界线,比两个关系紧张的毗邻国家的国界还敏感——其实我与他相处得还好。如果他的被角偶尔搭在我的草铺上,他会像被子掉到火上了似的慌忙拽过去;如果我的破网套有一团棉花沾上了他的褥子,他也会郑重其事地捧着送回来,好像那团破棉花是我丢失了的钱夹子。这种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我想象不出怎么也成了“右派”。


“吃吧,吃吧,没关系的。”“营业部主任”小心翼翼地掰了半块,从门边扔到他的褥子上。


“咦,咦!弗,弗……”老会计操着上海口音叫起来,惊慌地又扔了回去,仿佛那半块黑面饼子是个烧得火烫的煤球。


“吃吧,你看你这个人……啧,啧!”“营业部主任”又慷慨地扔过来。那半块饼子已干得坚硬无比,扔来扔去都不会掉渣的。


“哎,哎!真的……侬自家吃吧。”老会计更惶惶不安地扔还给“营业部主任”。


“啧!我让你吃你就吃吧。这会儿,谁不饿?!”“营业部主任”再次使劲往这边一扔。


但是,这次“营业部主任”没扔准确,更可能是他有意识的,半块黑面饼子掉到了我的草铺上,正在我的脚旁边。


老会计用一种非常恐惧的眼光斜睨了那半块饼子一眼,在他的铺位上坐卧不宁地扭动着。拣起来再扔回去?这饼子是在我的草铺上;也许他还有点怜悯我,想顺水推舟把饼子让给我吃。不拣起来往回扔?“营业部主任”明明给的是他。即使他给我吃了,人情账却是挂在他名下的,“营业部主任”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债权人……


土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其他几个人虽然表面上在各干各的事,有的在补袜子,有的在写家信,有的在被窝里想心思,但注意力无疑都盯在这半块黑面饼子上。报社编辑和中尉在自制的象棋盘上也暂时休战。这半块黑面饼子的命运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饼子约摸有一两重,由于放得太久,表面上竟有一层暗淡的光泽,很像一块硬巧克力。它旁若无人地、藐视一切地坐镇在我的草铺上,使我非常的困窘;我那“把荆棘当作铺花的原野”的精神也受到了挫折。剩下的黄萝卜在昨天回来后就煮着吃光了,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抵挡从心底里,而不是从胃里猛然高涨起来的食欲;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把我汹涌澎湃的唾液堵塞住。由于委屈,由于受到这种残酷的作弄,由于痛恨自己纯自然的生理要求,由于蔑视自己精神的低劣,由于那种“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哀叹……我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土房里如死一般寂静,皑皑的雪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映照进来,每个人的脸都像死人似的苍白。老会计最终决定了对策:不在我的领地里,就不关我的事!闭起了眼睛,袖着两手坐在褥子上,活像个入定的老僧。“营业部主任”表面很镇静,和扔饼子之前一样,在他铺位上盘着腿,但眼睛却灼灼地盯着那块诱饵,紧张地等待着即将被夹住的猎物。


这时,窗外由远及近地响起沙沙的踏雪声,同时传来了轻松的放肆的歌声:


姐儿早上去看郎,


三尺白绫包冰糖。


给给小郎郎不用,


转过身儿好凄惶哟——呀啊!


初三早上去看郎,


小郎病在牙床上。


双手揭开红绫帐,


小郎脸上赛金黄哟——呀啊!


是个女的。我一听就是两天前给我钥匙的那个妇女。


沙沙声和歌声越走越近,径直向我们“家”门口走来。土房里所有的人都有点惊奇,目光被这突如其来的,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飘来的声音吸引到门口去,连“营业部主任”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不自觉地表现出侧耳倾听的模样。


一会儿,脚步到了门口,随即,门像受到爆炸的冲击波撞击似的,“砰”一声被推开了。门大敞着,却不见人进来。


这几秒钟,屋里的人都呆呆地盯着门口,像一群傻子在盼望一个奇迹。门外的人似乎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犹豫,一蹦子跳到门槛上,两手扶着门框,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寻找着。


“嘻嘻!你们这搭儿谁是唱诗歌的‘右派’?找他干活去。”


是她!


而她问的只能是我!


“喏、喏、喏,”“营业部主任”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快活地叫道:“章永璘,喂,叫你干活去哩!”


可是,从她的语气、她的神态、她的特别的嘻嘻的笑声里,我即刻敏感到她并不是叫我去干活。我很高兴她把我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


“是找我吗?”我还有点拿不准,因为她不是说“写诗”,而是说“唱诗歌”。“干什么活?”我又问。


“嘻嘻!我一猜就是你。”她仍然手扶着门框,身子前后地摇晃,“都说你会打炉子,叫你给打个炉子去哩。”


她为什么要猜?怎么会一猜就是我?我感到了一种微妙的关切。我也愿意跟她一起干活。既然没有吃的,干点活比闲呆着还好受点。我说:“那么你先去,我穿好衣裳就来。”


她注意地打量了我一下,大概觉得我那副模样很滑稽,又嘻嘻地一笑。


“那你快点,我在家等你。我家你总认得。”


她一欠身,把门“砰”的一声拉上。我匆匆地穿上棉衣棉裤,在蹬棉裤腿时,我装作无意地把那半块黑面饼子踢到我和中尉之间的过道上。


十六


外面已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初雪把广阔无垠的大地一律拉平,花园也好,荒村也罢,全都失去了各自的特色,到处美丽得耀眼炫目,使人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上竟会有几分钟之前发生的那种荒诞的丑剧,不能想象人会有那种种龌龊得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心地。


啊,大自然,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你的默默无言来教诲我们净化自己!


她的一串脚步印在洁白的雪地上,给人一种轻盈而又温暖的感觉。她回去也踏着来时的足迹:均匀、整齐,毫不零乱,拐弯处弧线优美,精致得像一串珍珠项链。我仔细地踩着她的脚印走,像沿途把那宝贵的东西拾起来,一粒一粒地,一粒一粒地……装在我的心里。


我敲敲门。她不说“请进”、“进来”,而是在屋里大声喊:“推嘛,门开着的嘛!”


她斜坐在炕上逗弄孩子。这是个两岁多的孩子,穿着一身和她棉袄的花布一样花色的小棉袄,看来是个女孩,却又推了个平头,眉毛也很浓,长着一副男孩子的样子。见我进来,孩子和她都嘻嘻地笑出了声,但看见我也笑时,孩子却吓得往她怀里直躲。我有点无趣。我想,我的模样一定挺吓人,连笑脸也是可怕的吧。


“在哪儿打炉子?”我问,“有瓦刀没有?还要土坯和砖……”


“你忙啥?!”她长得很匀称的细长的手摩挲着孩子,朝我笑着说,“看你这棺材瓤子,干活倒挺积极!你先坐会儿。”


“棺材瓤子!”可怕而又可笑。我把我这副“棺材瓤子”坐在那不能移动的土坯砌的凳子上。房里没有火,却和我们“家”一样暖和。这种暖和是温和的、全面的暖,不像火炉那样只烤一面,还带着逼人的炙灼。这是农家火炕的作用。我看着那贫穷而整洁的炕,突然产生了一种对家的向往。家,不是谢队长说的“家”,而是真正的家。经过四年严酷的强制性集体劳动和濒于死亡的饥饿,种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和布尔乔亚式的罗曼蒂克的幻想,全抛到了东洋大海。我心里记得《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几句诗,这几句诗倒能说明我现在的理想。


有个主妇,


还有一罐牛肉白菜汤——


一大罐牛肉白菜汤——


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


她继续安抚着孩子,没有理我。我呆呆地坐在土坯凳子上,不觉低下了头。我心里猝然涌起了一阵失望的悲哀。不知是对原先希望的失望,还是对“主妇”和“牛肉白菜汤”的失望,抑或是对所有希望都失去了希望……总之,我进到这小小的、简陋的,然而又弥漫着一种不可言状的温馨的土房里,好像更清楚地看到了我目前状况的可悲……


不知她注意到我的表情没有,她哄好孩子,把孩子放在炕上,轻捷地跳下炕,掀开锅台上的锅盖,拿出一个白面馍馍,爽气地伸到我面前:“给!”


我大吃一惊!用惶惑的眼睛看看馍馍,又看看她。她坦然地站在我面前,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温柔与怜悯,但绝对没有一丝嘲笑和鄙薄。


我不敢接。因为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太贵重了,贵重得令人不敢相信这是能无代价地馈赠的。疑惧和望外的喜悦搅在一起,使我晕眩起来。


孩子在炕上叫唤她了:“妈妈,妈妈……”小手抓挠着往炕边爬来。她一把把馍馍塞在我的怀里,转身又坐到炕沿上抱起孩子,头顶着孩子的头,边摇晃边唱:


打箩箩,磨面面,


舅舅来了做饭饭。


擀白面,舍不得;


下黑面,丢人哩!


给舅舅宰个大公鸡,


公鸡叫鸣哩!


宰个大母鸡,


母鸡下蛋哩!


给舅舅擀上两张齐花面,


舅舅喝面汤,


我吃一大碗!


她是唱,而不是像一般妇女念儿歌时那样朗诵,不但有节拍,并且有旋律。旋律在多变中带着单纯的稚气。她爽朗的声音,快活的曲调,诙谐的歌词,搂着孩子像玩跷跷板似的摇上摇下的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叽叽嘎嘎的笑声溶在一起,在这小土房里荡漾。只有丝毫未脱孩子气的人才能这样与孩子、与这首别致的儿歌浑然无间。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她的纯真。她给我这个珍贵的东西在她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是没有目的的,全然出于她的好心。


不过,我还是嗫嚅地说:


“我不饿,给孩子吃吧。”我把馍馍向孩子伸过去。


“她刚吃了。”她说,“你吃吧,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