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稿(2)

作者: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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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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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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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82字

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呢?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代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代了我的真实思想。判决书上摘录了坦白交代材料上的许多话。可是,让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代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实的发展,到1978年,形势竟朝着我当年的思路来了。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那时我想了些什么,但其中这段话可以说一说。当时,生产队书记特别要我交代为什么我听了反革命言论既不汇报,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我是这样交代的:“我认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时,国内都没有出现暴力的反党活动,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非常稳固,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所以我没有受他们拉拢。”


我揣摩为什么宣判那天没有当众宣读我这部分“反动言论”。其实这部分才是“精华”,宣读出来肯定会造成影响,台下的听众会中我的“流毒”而对未来有所期望。可是,我说什么“健康力量”,无形中就指当时党的领导不是“健康力量”,竟然给我轻判,我不能不承认当年“量刑准确”。


那位领导说“你怎么能有今天?”,就因为我当年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


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实的,来由如上。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算是虚的,是没有“正式文件”的。



好了,实实在在的帽子算清了。虚的呢?


第一顶还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应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出身”。


至今我还没有搞清楚“出身”和“成分”的详细区别。前面说了,我也不想到网上去查,我要写的是我真实的认识状态。一个吃了20多年“出身”“成分”之苦的人糊里糊涂活到今天,也弄不明白“出身”“成分”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可见当年活在怎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环境里。我还算是个有点知识的人,千千万万受“出身”“成分”之累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更不明不白了。


且就我的“知识”从头说起。


在城市,从1949年户籍登记开始,从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就业必须填写表格开始,你就有了一个“身份”。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有“工人”、“城市贫民”、“资本家”、“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演员)、“革命干部”、“旧职员”,等等,爸爸是教书匠怎么填呢?那就填“教师”。我记得开始时还没有分阶级,多半以上辈人的职业为准。1949年解放时我刚上初中,填写的是“资本家”,其实是已经被抄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从此,“资本家”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在农村,老解放区是1948年,新解放区最迟从1950—1951年“土改”开始,所有农村人口都被定了“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中农又分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贫雇农、雇农,等等;地主中还有一种“恶霸地主”和“小土地出租”。前者多半在土改斗争时就被枪毙掉了,后者则指农村的孤儿寡母或残疾人,自己不能种地而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这还体现了一点实事求是精神。


绝不是到此为止,所有农村人口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继承上一代人的“成分”。地主的儿孙也是地主,富农的子弟仍是富农。虽然已经继承不到什么物质财富,虚的“帽子”还是可以继承的。“成分”,已经融化到血液中,随血缘关系往下传,往四周扩散。不说你的老爸是地主,只要你家有个亲戚是地主富农,你就是个不干不净的人。“文革”时期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这个血统论的宣言,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就播下了种子。


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这种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以后,财产关系已经转移以后,也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语)完成以后,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有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要继续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就必须保存“阶级”;要把“阶级斗争”大旗扛到底,“阶级”也就必须不断传承下去。由谁来继承呢?当然由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财产的子孙后代继承最合适。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又发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已是后话,不提。


这样,从城市到乡村,一直遍及穷乡僻壤、边远山区、荒原牧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全国就迅速地编织成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别想逸出这个系统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粮、油、布匹、棉花直至火柴、香烟、肥皂等等生活必需品的购买票证,都根据这个系统发放。没有种种票证你便不能买到实物,便不能生存,除非你有跑到深山里去当“白毛女”的勇气。


在城市和农村,所有票证的发放按人口分配,只有因工种的不同而付出的劳动量的不同,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再没有其他差别。普通市民分得的票证不会比资本家多,贫雇农分得的票证也不会比地主富农多,这点还是公平的。


但是,由“身份识别系统”所建立起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使“身份”“成分”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这里不说老一代人了,老一代人肯定已经被斗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了,有许多甚至被“关、管、杀”了。就说年轻一代,首先是上学,家庭“成分高”的学生就没有领取助学金的资格,尽管你家已经比贫民还贫,成绩好也不会表扬到你头上,你根本没有当“班干部”的份;考取了大学,“成分高”的子弟就很难通过政审这一关,家庭成分是政治审查的首要环节,何况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公开宣示只招收家庭成分好的学生,“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嘛。毕了业就业,“成分高”的学生别想分配到好工作。“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个口号就是“成分高”的毕业生的前景。


这个“成分高”也需要诠释一下:其实应该叫做“成分坏”。但不知怎么,在新社会,旧社会的金字塔虽然颠倒过来了,大家仍然以在旧社会所处于的层次来区分人的阶层。这不见于任何文件,只是老百姓的说法,由此可见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厚,人们的口语不像“正式文件”,还不好意思把“坏”字加于某个群体头上。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重要的部分,如果“成分高”,你在哪个单位都别想混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用的是今天的词。那时,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有“成分好”的人的圈子——“革命的主力”组成“主流”。党团员是核心圈,是“主流”,其次是团结在党团员周围的积极分子——“革命的依靠力量”,然后是普通群众。你别以为你是普通群众,普通群众也分好几层,“成分好”但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的“落后群众”也比你强,你会比“落后群众”更落后,总是再教育、被监督的对象。


生活是一天一天过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试想,你并不比别人差,某些方面还可说比别人强,但你每天、每小时都受着与别人不同的待遇:别人开会你不能参加,别人听传达某个会议、某份文件的精神你必须回避,别人可以借出差的机会去旅游,你却永远固定在那把并不牢靠的椅子上;别人晋升你无望,别人不愿干的活叫你干,你干出成绩是别人的,可是机关单位或公社大队出了事故首先怪罪到你头上……请问,你会是什么感受,且不说你没有资格入党入团,不能“争取进步”了。


不论在城市或农村,最让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沮丧的是谈婚论嫁。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男性“分子”凭着自我奋斗挣得些积蓄,身材长相也不错,到结婚年龄却找不到对象。女方什么都满意,一听“成分高”就打退堂鼓;“成分高”,让所有适婚青年男女的对方都望而却步。新社会有新形式的“门当户对”,“成分好”与“成分高”的人家通婚就算“门不当户不对”,对“成分好”的人家来说是一门不光彩的亲事,降低了社会身份。你可以说,那就让“成分高”的跟“成分高”的婚配好了。而在当时情况下,哪个“成分高”的不想找个“成分好”的来把家庭成分中和一下,以稍稍改善下一代的政治条件?和现在一样,贫穷貌美的女方比较容易找到富有的男方,“成分高”而美丽的女子当时确实比较容易找到“成分好”的男人。可是,那是男方的恩赐,女方到男方家多半成了受气包,或是“成分好”的男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生理缺陷(不然也不会放下身段娶你),像俗话说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让女方抱恨终生。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当年的“成分”,让天下多少有情人未成眷属。


以上说的还是正常状态。


在非正常状态,最严重的是1959年—1961年全国大饥荒时期,城乡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都不能开具证明去外面“自谋生路”。城市还稍好一些,因为不论怎样还发放点口粮票证,“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也和普通市民一样“低标准,瓜菜代”,与民同罪。而在农村,“自谋生路”就是外出乞讨要饭和到边疆打工。乞讨是要乞讨证明的,当然不会公开写上“乞讨证”三字,但注明了乞讨者是某省某公社某生产队的人,等于通行证,俗称“路条”。没有路条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把你抓起来。农村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没有路条就等于死路一条,果然死者无数。


另一个非常状态是政治运动,遇到“运动”,歧视就更为明显。“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无不在“革命群众”严密监视之下。周围的冷眼、白眼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人像整天在冰窟窿里呆着,大热天也感觉不到一点暖意。前面说了,“运动”首先就要拿这类人开刀,如果你的老爹老妈不幸还活着,你亲眼看见老爹老妈被拉到台上批斗,被人推来搡去,被人侮辱凌虐,你还要跟着喊口号“打倒”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喊就有当场把你也拉上台的危险。你又会是什么感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已不足以形容。


“政治运动”每隔两三年必来一次,如此频繁的折磨请问你如何承受。


于是,这就出台了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给出路”的政策。运动一来,当地党团组织或是单位负责人就会找你谈话,要你和家庭“划清界限”,要“反戈一击”,揭发你爹你妈的“反动言行”,要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以证明你的世界观确实改造好了。这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是极大的诱惑,请问,哪个“分子”的后代不想摆脱上面描述的困境?这样,中国大地上就批量生产出无数“逆子”,弄得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荡然无存。虽然看起来这类不孝多半发生在“分子”家庭,但其社会影响却极为深远。人可以视父母为狗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然而然会无形中深入普及到一般“革命群众”身上。


在“革命群众”这一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攫取了全中国人的亲情:“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革命群众”只对毛主席一个人亲,其他人都不能算作“亲人”;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为了“理想”,为了“进步”,为了“革命”,实际上是畏惧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在“身份识别系统”中降格,在“革命群众”中也同样普遍地大量出现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朋友背叛、同事间相互“打小报告”种种“史无前例”的恶劣现象。


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师生情、同胞情等等人类长期以来一直珍惜的内心情感,不论在“分子”一方或“革命群众”一方,都被分化瓦解,人与人之间再没有真诚可言。


你以为表现积极,把父母的隐私通通挖出来示众,彻底与父母划清界限真会改变自己的“成分”,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对不起,运动过后你仍然是你。在“身份识别系统”中你是不可更改的,家庭成分是由血缘决定的。尽管你的思想已经换掉了,改造好了,遗憾的是谁也不能彻底换血。即使你费尽心思,舍得一身剐侥幸入了党团,在党团中还是有成分好的党团员与成分不好的党团员的差别,这点,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暴露无遗。“文革”中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先从历史上被捕过和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下手,说来说去还是历史问题与家庭问题。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这时被戴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总而言之,“孝”和“贤”在过去绝对是贬义词。


于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最基本准则轰然倒塌。


“身份识别制度”是30多年前维系“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没有“身份识别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就架空了。对谁专政?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分子一个个老去死去,越来越少以至于无,最后无产阶级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茫然四顾,仗剑空叹。要一直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不断制造“专政”对象。而且,“身份识别制度”运行一段时期后,还发现它有另一种妙用,那就是能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在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物质供应极为匮乏时仍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不仅可以安抚多数人的人心,而且让他们“越穷越革命”。


在社会的不满意度达到最高值的时候,“身份识别制度”既能使一部分不满意的人三缄其口,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又能使一部分人觉得他们至少还高人一等而减缓他们的不满意度。


所以,物质供应越紧张政治运动越频繁。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是“革命群众”的集体狂欢。人们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端贫乏中需要这样的狂欢来调节,让“革命群众”觉得生活还很“幸福”。


“身份识别制度”先天性地把全国老百姓分为三六九等,犹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后来甘地把他们称为“上帝的孩子”),另方面,当然就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贵族”。这里的“贵族”就是“身份识别系统”中的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等等(“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曾一度衰落,那是后话)。他们被册封为“根正苗红”的“革命群众”。


“根正苗红”的“贵族”及其子弟在接受教育、分配工作、培训机会、加入党团、提级晋升、婚姻选择、生活待遇、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各种社会生活等等方面享有特权;乃至犯了错误也只当“人民内部矛盾”,不像“成分高”的人一有小错马上“上纲上线”,按“敌我矛盾”处理。你别以为能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各种社会生活没什么了不起,放在现在,可能你还情愿独自去泡吧上网,不愿去参加集体活动哩。但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的时候,有的人能参加集体活动,有的人不能参加集体活动,就会使能参加的人产生极大的优越感。何况,被斗的“贱民”在台上,你在台下可以尽情放纵,恣意辱骂,像现在你在迪厅里一样,你越疯狂越被人赞赏,如果来点k粉更好。


好!k粉不久就来了!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套理论终于在“文革”中使全民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