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肖尔布拉克——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4)

作者: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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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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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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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904字

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买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好东西、买上新鲜蔬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是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斯针茅草和马厩的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很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就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哩哩啦啦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沙,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很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又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过去了。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了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那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瑟瑟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不上车。唉,记者同志,不瞒你说,咱们司机里也有败类,把搭车的单身妇女拉到中途,寻个山坳坳或大戈壁,说是车抛了锚,赖着不走,让女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让他占个便宜,满足他的淫念。还有的司机爱带个姑娘媳妇,他倒没十分坏的心,就图在路上说个笑、逗个乐。上海“知青”都是机灵人。他们探亲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车,为了省钱,然后就一截一截搭便车。要是一对夫妻或一伙人,他们总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拦车。车停了,男人才从藏着的沟里爬出来。这就说明咱们司机在上海“知青”眼里是什么人了。这个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车或是等个年纪大的司机开的车,要不就是等驾驶室里还有别的女人的。对我这样一个单独驾车的年轻人,她是不放心的。


风刮地越来越猛,太阳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摇来晃去的榆树枝变成了黑蒙蒙的一片。她错过了我的车就很难搭上车了。我赶忙从工作服里掏出驾驶执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说:“你要不相信我,把驾驶执照拿去押在你那儿好了。最后一趟班车也过去了,再等别的车还不一定带你,而且后面也没啥车了,我知道的。你不顾惜自己,也得顾惜孩子,看他冻得啥样子!快上车吧。”


她没有拿我的执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总算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来。我帮她拎着包,急急忙忙把他们推进驾驶室。


我带过很多人,也捎过三四岁、四五岁的孩子。这样大的孩子在驾驶室里没个老实劲,不是摸摸变速杆,就是动动仪表盘,要不就瞅着窗外乱喊乱叫。奇怪,这孩子却一声也不言喘,躺在他妈怀里一动不动。走了一会儿,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这样,天说黑就黑。这时,孩子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妇女也惊慌了,不停地摩挲着孩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把他包严实。我抬起脚松开油门,听了听,那孩子喘得很厉害。我伸过手去一摸,孩子的脑门子热得烫手!


“哎呀,不好!”我说,“这孩子病了!”


那妇女没有跟我搭话,突然小声嘤嘤地哭开了。


孩子喘着,妇女哭着,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门。前面,乌什塔拉星星点点的灯光出现在山坳里。乌什塔拉是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镇,晚上跑路的车一般都在这里过夜。可是我没有停,刷地一下从这个只有几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镇穿了过去。


“停车!停车!”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声惊叫起来,一边用力拍着车门。


我说:“你别怕。现在咱们得赶紧找医院。乌什塔拉我比你熟悉,这儿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有。”


妇女连哭带喊,还腾出手来拉住我的胳膊。“你别管!你别管!你别管!我要你停车,我要你停车!”


我一只胳膊被她拽住了,只好用一只手掌着方向盘。前面又是个拐弯,我紧张地说:“你别怕,我告诉你别怕,我不是个坏人。真的,我不是个坏人……”我懊恼我那些奖状没有带在身边,不然也可以对付一下。


“不!不!”妇女还是惊恐地叫着,“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我求求你,你停下来!我求求你,你停下来……”


拐弯快到了。那弯子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挣扎着想把胳膊抽出来,她还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车拉住了一样。我恼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乌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还累哩!我现在要把你们拉到焉耆去找医院……我求求你,你松手……你松手,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妇女大概在灯光里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险,把手松开了。我顺利地拐过弯,从车座下掏出一个白瓷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喏,你看,这是我的奖品……我跟你说,我不是坏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别闹腾了。”


我当时的行为一定非常可笑。这白瓷茶缸能证明什么呢?上面光用红漆写了个“奖”字。这种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这白瓷茶缸居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这女“知青”在这会儿只好听天由命,她终于安静下来,紧紧地搂着又咳又喘的孩子,让我把车平安地开到焉耆。


那时候的医院,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夜里想找个大夫比海底捞针还难。我把车在空荡荡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子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子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的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利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程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嘣嘣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了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模样,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家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睡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糊糊地问:“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了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呦!”他说,“那上海‘羊杠子’1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医生笑着打趣我:“你娃儿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车,晚上没事,听着招待所里的人乱拉胡琴、乱唱“样板戏”,心里也好像那胡琴的旋子一样瞎跑调,总也静不下来。干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着两筒罐头走进病房,一眼就看见她坐在孩子旁边。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画脚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说话。这时,我才看清她。她并不是“羊杠子”,顶多只有二十六七岁,一对大眼睛,脸皮黄黄的,神情带着一点忧伤。当她俯下身看着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发疯似的拽着我胳膊时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