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茉莉花香(1)

作者: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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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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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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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216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最担心的不是父母被批斗,也不在乎抄家,更不关心保姆的去留,作为一名性格内向的九岁少年,最害怕的只是一起玩的伙伴会不跟你玩。好在当时的孩子王李胜利跟我一样,他父亲也是批斗对象,也是戴高帽子游过街,也是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是人人要喊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胜利并不因此沮丧,照样神气活现,照样耀武扬威,靠他的拳头轻而易举决定一切。


几个不自量力的孩子,想趁乱挑战他的威权,结果都被无情地打败,一个个被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这些小好几岁的孩子早就习惯听李胜利的话,总是按照他的命令行事。有一天,李胜利率领我们溜进了剧团的仓库,仓库有一扇小天窗,大家跟着他一起爬上房顶。李胜利下令让我先跳下去,天窗下面有一块用来练功夫翻跟斗的海绵垫,李胜利说,他妈的你个最没用的小东西,给我跳下去。我很害怕,别的伙伴也怕,都不敢跳,于是为了表示自己英勇,李胜利身先士卒,骂骂咧咧地便纵身跳了下去。结果我们紧随其后下去的人都没事,他的一条腿却摔断了,李胜利从此成了李瘸子。


然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李胜利威风依旧,拖着一条瘸腿,打遍东南西北,是我们那一带打架最厉害的人。我们都是剧团大院的家属,从仓库里偷了不少小玩意儿,演戏用的道具,木头驳壳枪,杀不了人的匕首,长的或短的假胡须,仿真的解放军军帽,一大叠印得很糟糕的说明书。这些说明书曾让李胜利很生气,当时他的腿很疼,疼得龇牙咧嘴,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很长时间说不出话。考虑到很快会有大人过来,我们不得不立刻转移赶紧离开,李胜利由两个小伙伴架着,靠一条腿踮着脚行走。后来才知道骨头断了,他也不敢告诉别人,也不去医院治疗,我们也都一直保密,稀里糊涂地将他送到家,将他扶到床上。他一路都在咒骂,终于躺坐在床上,随手从我口袋里掏出那叠说明书,往我脸上一扔,说:“瞧你那点出息,偷这破玩意儿有什么鸟用!”


李胜利将大家窃取的东西理直气壮据为己有,当做自己的战利品,唯独没看上那些说明书。剧烈的疼痛让他愤怒,看他疼成那样,孩子们都很害怕,一有机会,一个个赶紧开溜。


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偷这些说明书,反正拿了也就拿了,回到家里,百无聊赖,我开始进行研究。上面有照片,有演员表,有故事梗概,戏的名字已忘,能记住的是一个妓女的故事。这位妓女叫真娘,古时候的人,姓胡,出身在书香门第,流落到了苏州,被诱骗进了山塘街的妓院。她才貌双全,擅歌舞工琴棋,精于书画,只卖艺不卖身。当时有一王姓富家子弟,看上了真娘,用重金买通老鸨,想强娶为妻。真娘婉言拒绝,最后为保贞洁,竟然悬梁自尽。王公子懊丧不已悲痛至极,斥资厚葬刻碑纪念,载花种树于墓旁,发誓永不再娶。这以后,文人雅士每过真娘墓,不免怜香惜玉纷纷题诗,传说茉莉花在她死前没有香味,死后其魂魄附于花上,从此有了香味,所以茉莉花又称香魂。


真娘墓据说就在苏州的虎丘塔附近,我对这个故事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时不过是记住了情节,记住了演员表,记住了谁演谁,记住了这个戏的编剧是钱农。十年后,钱农投江自杀了,大家难免会在背后议论他。有一次和父亲说起钱农,说起这个古装戏,父亲笑着说,钱农的这个编剧其实只是挂名,他才是真正的编剧,剧本的每一段唱词,都是父亲千辛万苦改出来的,钱农干的活连百分之一都到不了。我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写了剧本,要挂钱农的名字,不过很快也就理解了,在我印象中,父亲永远是在写剧本,他总是在孜孜不倦地写,却从来不挂自己的名。


父亲对挂不挂名根本不在乎,他根本就不喜欢编剧这个职业。事实上,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都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是父亲写的。习惯会成自然,那些剧本都是些手艺活,无非陈芝麻烂谷子的不断加工。在地方戏剧团,最有地位的是领导,其次是主要演员,然后才是群众,这群众包括乐队,包括跑龙套的,包括炊事员和后勤,也包括编剧。编剧在剧团的地位基本上可有可无,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但是在当时,这是绝对的事实。


记得钱农生前也跟我说起过这个戏,他没有提到挂名的事,只说这戏强调了人生的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人活着,清白是件很重要的事,真娘为什么要死呢,因为只有死才能证明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白。第二个道理,一个人究竟好人坏人,很难弄清楚,在这个戏中,富家子弟王公子一会儿坏一会儿好,好坏全掌握在写戏的人手上。钱农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那年头大学还是挺珍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个话剧剧本。这剧本当然也不怎么样,可是等到大学毕业,大家都觉得这人会写剧本,是个才子,于是顺理成章,把他分配到了地方戏剧团。


戏曲和话剧完全两回事,很快就发现他是个外行,根本不能写剧本,对旧戏和唱词一点都不懂。隔行如隔山,有一段时间,钱农一直是跟在父亲后面,很虚心地学习,父亲手把手教他,教他如何拉结构,怎样填写唱词,刚有些入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钱农的写作悟性本来就不是很好,传统旧戏刚摸到点门道,又不得不开始编写现代新戏,结果是旧戏新戏都写不像。好在“文革”的初期中期,清一色地移植样板戏,编剧什么事也不用干。


钱农出身贫农,根红苗正,运动来了,既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风云人物,剧团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李胜利是十五岁,跟他同年纪的人后来都上山下乡当知青,他因为一条腿瘸了,一直在城里当闲人。很难想象他这样腿有残疾的,会是打架的顶尖高手。当年在社会上混的人,只要报出自己认识“李瘸子”,闻者都会畏惧三分。李瘸子的狠毒声名远扬,或许腿脚不便的缘故,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手杖,所谓手杖其实是加工过的钢管,据说打架时,喜欢靠墙站着,手杖乱舞,一般人根本接近不了他。


李胜利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首先因为他会打架,打遍天下无敌手,其次便是擅长泡妞,追一个是一个。我读中学的那些年头,熟悉的同伴在一起说起李胜利,永远是又打了谁,又教训了谁,又把谁从对手给活生生地打成了徒弟。在李胜利身边,永远不会缺少那些漂亮的女“纰漏”,“文革”时代的南京人,把小流氓称之为小纰漏,所谓女纰漏就是女流氓。


李胜利与李芳芳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李胜利二十岁出头,李芳芳快三十岁,已经结了婚,嫁了一名军人,刚生过一个孩子。这两个人搞到一起,大家都很震惊,都觉得很奇怪。在那个年代,调皮的小男孩钓鱼,勾引涉事不深的女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与一名已婚妇女搞在一起,而且还是破坏军婚,性质便有些严重。果然事情终于暴露,李胜利被抓了起来,便判刑劳教。


李芳芳多年来一直在剧团当配角,在我偷的那份说明书上,她扮演真娘身边的一名小丫鬟。除了长相漂亮,作为戏曲演员,这位李芳芳几乎一无可取,唱念做打没有一桩像样。她天生不是当主角的料,有一段日子,剧团里能演女主角的都靠边站了,工宣队决定让李芳芳扮演《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结果她一出场亮相,台上台下一片哄笑。


李芳芳能够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的漂亮,或者由漂亮引起的相关话题。据说当初考戏校,年龄还小,大家也没觉得她将来会是个美人坯子。没过几年,李芳芳成了一位让人眼睛发亮的大美女,20世纪60年代初,省里有关领导举行舞会,邀请剧团的女演员去伴舞,好吃好喝招待,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大家肚子都饿,一听说有舞会就来精神。不过李芳芳更有些像个搅局的人,女孩子都嫉妒,只要她一到场,回眸一笑百媚生,满堂粉黛立刻没了颜色。


“文革”开始,造反派批判走资派,给李胜利的父亲安了一大堆罪名,其中之一便是流氓成性,常欺负女演员,尤其喜欢对年轻的女学员下手,而李芳芳就属于曾经猥亵过的对象。对于这一点,李胜利父亲坚决否认,理由是自己身为一团之长,虽然有过劣迹,生活作风的确不够检点,不过丁是丁卯是卯,对李芳芳始终有贼心没贼胆。当时盛行互相检举揭发,在造反派的逼迫下,李胜利父亲老实交代,说省里某位已被打倒的领导,才是真正地看上了李芳芳,才是真的为老不尊,他认她为干女儿。明白人都知道什么叫干女儿,那可是旧社会黑道上才玩的把戏,李芳芳的岁数都可以做孙女儿了。


李芳芳一生中最遗憾的是自己参与拍摄的一部电影最终没有公映。李芳芳也算不上一号女主角,然而在戏曲演员心目中,只要能拍上电影,只要银幕上能有几个镜头,这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很长时间,李芳芳都把印有她照片的海报贴在自家最显眼的位置,一进门便可以看见。即使这部电影从来没上映过,后来还一度遭到了批判,她也不肯把它从墙上揭下来。


钱农和李芳芳一样,都是在“文革”中结的婚,他岁数要大些,已属于标准的晚婚。剧团里青年男女人数相当,


偏偏女的不愁嫁,男的难找老婆。钱农的个人条件也不算太差,搁当时莫名其妙地成了困难户。说起来荒唐,钱农的婚事最终还是我们家保姆徐阿姨促成的,那时候,钱农病急乱投医,到处托人介绍对象,结果连我父亲这样的书呆子,也一本正经地当过几回红娘。钱农不断碰钉子,郎有心来妹无意,也不知为什么,永远剃头挑子一头热,女方对他就是提不起兴趣。或许太不会说话,一跟人见面,眼珠子便直勾勾地盯着人家。


有一次,徐阿姨去粮站买米,买到一半突然跑回来了。当时钱农正在我们家,坐在书桌前,与父亲讨论一个写赤脚医生的剧本,他们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好像在工作,又好像什么也没干。钱农跟着我父亲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也学会了完全不着调的讨论剧本。突然跑回来的徐阿姨神情严肃,说:“小钱你快去粮站帮我把米给扛回来。”她递给钱农一根竹牌,这是已付过钱的凭证,钱农和父亲莫名其妙,看着那根竹牌,不明白怎么回事。


徐阿姨说:“粮站的那个小徐我看人还不错,你们去碰个面,看看有没有缘分。”


没想到真的就有缘分,那个小徐喜欢看,喜欢读书人,挺在乎他的大学生身份。钱农一见钟情,觉得小徐足够漂亮,已超过预期,以往拒绝他的女人远不如她。一来二去,这两人还就成了,没隔多久,钱农便带着小徐到我们家来借书,指名道姓要借看。父亲对小徐的最初印象很好,人长得干干净净,居然喜欢文学,在背后与母亲议论,说这年头还想着要看看外国,要看《约翰·克利斯朵夫》,也真不容易。


又隔了没多久,钱农就结婚了,当时婚礼十分简单,非常革命化,父亲不知道送什么好,钱农倒是主动开口,希望我祖父给他写一张字,于是父亲就给北京写信。很快寄了一首手抄的毛主席诗词来,词的内容我至今还能记得: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母亲觉得光送人家一张纸说不过去,去玻璃店配了小镜框。结婚不久,有了孩子,母亲又去买了一套小孩衣服。印象中,钱农夫妇从没喊过我父母一声老师,只在姓氏前面加一个“老”字,在今天听起来很冒昧,在当时非常自然。事实上,父亲一直把钱农当做自己学生,毕竟他是不多的愿意向父亲请教的人,他写出来的每一段文字,都经过父亲的细心修改。很长一段时间,钱农是我们家常客,由于都住剧团宿舍,他一抬脚,用不了走几步,已经到了我们家。剧团的编剧没有办公场所,因此我们家客厅便成了他的办公室。


到用餐时间,很随意地吃个便饭,当时年轻人经济状况普遍不好,钱农出身农村,每月要寄钱回家,妻子小徐家是城市平民,丈母娘提出的条件是每月必须贴补娘家十五元。有了孩子后,钱农一如既往地在我们家蹭吃蹭喝,有时候,干脆把小徐和孩子一起带过来。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徐,结婚不久就暴露出了霸道本性,全面接管财政,对丈夫的经济掌控,很快骇人听闻。作为一个男子汉,钱农身上没有零花钱,出门根本不用带皮夹,因为工资已全部充公。


那年头,剧团的男人没有经济地位,普遍惧内,平时说笑难免夸张,都喜欢抱怨老婆如何厉害。人穷志短,他们的言谈中充满了戏谑,相互取乐彼此挖苦,没完没了自嘲。大家都没钱喝酒,也买不起香烟,就买了烟丝自己卷,美名其曰为“怕老婆”牌。钱农平时也抽卷烟,他的手艺十分笨拙,卷一支烟要花费好多时间,抽着抽着还会散开。与剧团里别的男人惧内不一样,钱农偶尔也会笑着说抽的是怕老婆牌香烟,可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怕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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