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要面对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些是自己或环境造成的，

有些是生来即有的。

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

又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境？

谁不知道疼呢？

那些为人排难解纷、治病疗伤的，

很可能自己受的伤更大。

那些一站十几个小时，

为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

很可能寿命却比常人短得多。

我在美国的网球友，曾经是个功夫高手。

既然练功，就懂得治疗跌打损伤。到美国之后，虽没挂牌，却有不少人请他推拿，每天晚上为人推拿赚的钱，比他白天上班赚的还多。

但是最近，他不知搬什么东西，扭了腰。挺直了能走，就是不能弯，连上下车，都疼得龇牙咧嘴。

球不能打了，可他还是出去为人推拿。

“都是老顾客，每个礼拜按时去，不去。他不舒服，就叫，我只好去了。”他对我解说，叹口气：

“还不是为赚那两个钱？推拿，看他躺在那儿，直叫过瘾。他哪儿知道，我自己可真疼啊！”

就因为好一阵子不打球，又总是写作，最近我的脖子老痛，只好去看理疗师。

理疗师行医二十多年了，电疗机又大又重，像个老古董；按摩的皮椅子也绽了缝，露出里面的海绵，所幸老医生的手还挺厚实，转颈子也依然咔咔作响。

“因为球友伤了腰，我没运动，所以脖子容易疼。”我躺在那儿对老医生说。

“他应该看理疗师。”医生笑笑。

“他自己就是理疗师。”我说。

“什么？”他叫了起来，“你是说真的吗？”

“是啊！”我说，“所以我不找他推拿。他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管别人？”

他拍拍我肩膀，叫我坐起来，一边转身收拾工具，一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大家都一样，我也扭了腰，一年多没打高尔夫球了。”

听说我脖子痛，正为我修房子的工头也推荐他的推拿师傅：

“唐人街有名的气功师，比洋人高明多了，保证你去两次就好。”

“你去过吗？”我问他。

“去过！”他说，“常去！”

我笑起来了：“既然去两次就好，为什么常去？”

他先怔了一下，又摊摊手：“好了又坏了啊！到我这个阶段，其实治不好了。他只能让我不痛，不痛就够好的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高雄的一个朋友，五十多岁，是位有名的钢琴老师，一辈子没开过独奏会，却不知把多少学生送进音乐科系、送出台湾，使他们得了奖。

“哎呀！生在我那个年代，爸爸又不是医生，能在教会里学琴，不但学得不错，还能出来教学生，教出几栋房子，教大一双儿女，已经不简单了。”每次我叫她开独奏会，她都这么说，然后必定加一句，“你以为我爱弹哪？你错了！我二十年前就不愿意弹了。”

她不愿意弹，其实是“不能”弹，因为她的肩和背老疼，一疼就整夜不能睡。

“几十年，天天从早到晚，坐在学生旁边，歪着头、伸着手、扭着腰，能不疼吗？”她说。

听纽约侨声电台的广播，访问密宗黑教大师林云。

“那么多人围绕着您，求您帮助，您有没有厌倦的时候？您这一生，如果有什么悔恨，那悔恨又是什么？”主持人江汉用他感性的声音问林云。

“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为人解决问题。有时候上车就睡，下车睡醒了，又打起精神为人解厄。”林云顿了顿，说，“我当然有悔恨，就是悔恨没能把握时间，多学点东西。错过许多机会，到今天，还一个人。又血压高，又糖尿病，心脏又不好。”叹口气，“学生多、朋友多，是累啊！有时候穿着西装，进门，没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看电视新闻。

小布什刚上台，就把克林顿卸任前的一个法案否决了。

虽然否决之前，工会的压力很大，但是来自资本家的压力更大。

“股市已经下跌了，经济已经不振了。”一个工厂的老板说，“如果再那么严格执行保障工人权益的法案，很多厂都办不下去了。”

电视里映出工人们抬钢板的镜头，旁白则说：“如果照克林顿的法案，这种工厂都得在工人的头顶装轨道，好先把钢板挂在上面，再由这台机器移到那台机器。虽然工人伤到背的机会变小了，但是成本太大，工厂撑不住，工人也可能失业。”

我常想，这个世界真矛盾——

那些为人排难解纷、治病疗伤的，很可能自己受的伤更大。

那些一站十几个小时，为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很可能寿命却比常人短得多。

那些以优美的琴音、感人的文字，打动人们心灵的音乐家、文学家，却可能“半生终夜长开眼（失眠）”。

每个职业都可能造福人群，也可能危害自己，只因为那是职业、那是责任，就不得不接受职业伤害。

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几年前的一件事——

那时我到黄山写生，住在离排云亭不远的宾馆，在那山巅能盖起现代化的大旅馆，真不容易，何况每天吃的用的全是由挑夫从山下挑上来的。

“多不简单哪！”看他们挑着旅客的行李、砖块、食物，走在陡峭的山壁之间，我不禁赞叹，“你们真不简单，要是我，早坐骨神经痛，疼得不能走了。”

每次听我这么说，他们都笑笑，不吭气，继续往前迈着沉沉的步子。

直到我写生告一段落，坐缆车到山脚，看见他们正坐在一块儿休息，又过去赞美他们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抬起头冷冷地说：

“您别这么说，到您这个年岁，我们也早就坐骨神经出毛病了。好多人不用说挑，连走都不行了，就像他！”

顺着他的手势看过去，一个中年男人正跪在一小块木板上，向一群新到的旅客喊着：

“要不要他们帮你们抬行李，带你们爬山？你们爬不动，他们还能背你们，很便宜的！很便宜的！……”

天可坏·人要好

“难道你活一百二十岁，

要在同一家公司一做就是九十年吗？

就算九十年你都不腻，公司也会倒哇！”

到加拿大落基山度假，在班夫饭店吃晚餐，旁边桌子坐了两个年轻的日本人，各叫了两只大龙虾，侍者问要不要帮他们剥。

“不用了！我们要练习。”其中一人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抬头，发现我正在看他们，又对我一笑，“日本龙虾太贵，这里便宜。”

“听说日本经济状况最近好多了。”我说。

“没有。”两位男士居然异口同声地答，“我们都失业。”

看我怔了一下，一个人又笑道：

“失业真好！所以我们有空出来度假。以前忙死，忙得只有时间赚钱，没时间花钱，现在正好出来花。”

当年sars流行，百业萧条，打开报纸，看见好大的标题——《股票跌，张忠谋买新房子》。

翻开报纸另一版，又有个很妙的标题——

《董娘管事，董长泡汤》。

意思是生意不好，董事长不去公司，跑去泡温泉，改由董事长夫人到公司坐镇。

接着跟朋友谈到这事。

“对极了，”他在电话那头笑道，“大环境不好，既然无法改变，就当作度假，往正面想，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要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你知道吗，我最近从祖国大陆回来，不得不居家观察，才发现儿子已经上初三，而且比我高了。”

接到个出版界朋友跟我邀稿的电话。

“现在太难做了，书店先跟你猛要书，隔一阵又猛退书，而且租陈列架要钱，贴海报要钱，办活动要钱，参加书展要折扣。”她在那头叹气，“只怕会有一堆出版社和书店得关门，连我都在吃老本。”却又笑了，“也好！我过去几年，一天到晚编书，现在总算有机会看书了。”

“看谁的书？”我问。

“看自己编的书啊！”

“编的时候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那种看，算什么看？不是评估好不好卖，就是校对有没有错字，只有现在才是真看。”

读《纽约时报》的特刊，说因为医学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很快就会达到一百二十岁。但是也因为这改变，使“退休”有了新的含义。

“什么是退休？那不再是六十多岁的事，而是一生可以发生许多次的事。”文章说，“一个年轻人，工作几年，赚够了钱，他可以离开工作，旅行进修，充足了电，再找新的工作。”

文章结尾，问大家：

“难道你活一百二十岁，要在同一家公司一做就是九十年吗？就算九十年你都不腻，公司也会倒哇！”

四年前从花店买来一棵紫藤，虽然勤施肥、勤浇灌，它却不开花。

会不会我买的不是紫藤呢？我终于忍不住，跑去花店抱怨。

“你有没有施肥？”店员问。

“施了！施了！”

“那就对了！”店员一笑，“很多花都是当它营养太多的时候，就拼命长枝子、叶子，等到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才开花，所以你试着一整年不施肥，连水都少浇。”

我照做，第二年果然开了满树的紫藤花。

想起母亲生前常说的话：

“说什么‘有钱没钱，讨个媳妇好过年’，中国人爱在过年结婚，是因为天冷了，庄稼没了，人闲了，又在秋收之后，大家都有钱，红包包得大。说实在话，过年的时候，冰天雪地，是老天最坏的时候。老天愈坏，人愈要好。”

人生像耕作——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冬天只是收藏吗？如果总收藏，那谷子是会坏的！

所以冬天是享用的时候。

人生也像登山——

当你拉着绳子、敲着钉子、攀着巉岩、喘着大气，终于登上山头的时候，当然应该坐下来，享受一下风景，也看看四周是不是有更可爱的山。

于是走下这座山，你还能攀上另一座山。

人生的困顿，常不在谷底，而在山头；老天爷要你在山头休息反省之后，再一次攀上巅峰。

嘘！请让我静静地走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

去年中秋节的第二天，跟朋友约好打球，路上觉得眼前的东西亮亮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可能要病。

果然网球才打不久，肚子就痛，强忍着打了几局，实在受不了，只好请朋友把我送回家。

冲进屋子，钻进厕所，就崩溃似的泻肚子。起先只是泻，接着吐。吃了止吐药下去，马上又吐出来。试着坐进放热水的浴缸里，还是止不住。

就这样，持续几个小时，皮肤上的血管全凹陷了下去，眼前白茫茫的，要晕倒。

已经没办法移动，只好叫了救护车。才十分钟，警察、医生、救护车全到了。里里外外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对讲机的呼叫声。

我被抬上了担架，转出卧室，进入客厅。太太扶着担架，女儿跟在后面，临出大门，看见九十岁的老母正守在门口。

她脸上居然没有一丝惊恐，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用很坚毅的语气对我说：

“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车子呜啦呜啦地开到医院，先抽这个、验那个，再插上管子打点滴。

家庭医生和邻居都来了，站在床边跟妻子讨论病情。不知为什么，胃里乱，心也乱，觉得周遭一点点声音都使我不安，即使是人们的慰问与小声交谈。

那一刻，我只想静静地忍着痛苦，面对自己、面对生命。

记得不久前，看过一部瑞典的电影sofie，描写住在瑞典的一家犹太人。

经历了困顿、流离、数十年的苦难，一个病重的犹太老人走进客厅，盯着逝去妻子的画像，再回到自己的卧房。

孩子到床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人颤抖地示意，请大家出去：

“我想一个人，因为如果亲人在场，舍不得，我的灵魂不会快乐。”

大家在门外守着，再进去时，老人已经死了。

看电影时，我就猜想：犹太人是不是有这种习俗，宁愿一个人面对死亡？他们是不是也像佛教徒一样，认为亲人的哭喊，只会使死者舍不得离开，造成灵魂不安，而无法“平安往生”？

接着看《爱因斯坦传》，写父亲在意大利病危，爱因斯坦由瑞士赶去。

父亲只跟他见见面，谈了几句，就一个人关在卧房。等爱因斯坦再进去探视，父亲已经死了。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也用了同样的方法，面对死亡。

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我有了很深的感触。

死亡与病痛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由死者和病者自己去面对。

若情况尚佳，医生、家人的几句安慰，还能唤起一些生机，使“躺着的人”露出些笑容。

但是，当有一刻，药石罔效，大限将至，就只有由那重病的人，独自面对死亡。

死是“大痛”，在那“大痛”时，自己忍痛都办不到了，哪还有心情听别人的言语？

死是“大限”，在死的另一端，是谁也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就如同被推下悬崖的人，有谁还能回顾？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最起码，我在重病时，宁愿有个独自安静的环境，让我能面对自己、面对生死。

当我们总是要病人“静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他“静死”——

安安静静地死去。

从那次大病到今天，已经半年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常浮起两个画面。

一个是妻在床边对我说“孩子没害怕，已经睡了”。

一个是老母站在门边说“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短文，很感动。

短文写一位老父病危，大家围在四周哭泣的时候，其中一个儿子突然说：

“爸爸，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我想，当有一天，我将“永远地离开”，我只想听见家人对我说两句话——

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好好走吧！家里的一切，请你放心。

前一句话，肯定了我的存在；后一句话，让我没有牵挂。

然后，就请安静——

嘘！不要哭、不要怕！只轻轻地挥手，让我静静地起程，在另一个国度等你们相聚。

人生何必重新来过

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一位从来不碰股票的朋友，第一次“进场”，就赔了钱，真可以用“伤痛欲绝”来形容。

“本来想赚一笔，没想到，才买，就大崩盘，赶快认赔杀出。”朋友低着头说，“可是才卖，隔两天又涨了。”听声音，他几乎要哭出来，“你知道，我就这么一点钱，一下子赔掉三分之一，气得真想跳楼。”

“你当时为什么不等两天，看看情况再脱手呢？”我问。

“就是啊！我就是后悔，骂自己为什么那么急着卖，如果等两天，不但不赔，现在还赚了。”他狠狠地敲自己的膝盖。

我拍拍他：“如果时光倒流，你完全不知道后来会涨，现在又回到崩盘的时候，我问你，你是不是就不卖了？”

他想了想，抬起头，盯着我说：“我还是会卖。”

“为什么？”

“因为我年岁大了，孩子还小，我不能不为孩子留个老本。”他突然变得很肯定，“我不能冒险！”

“这就是了！”我说，“时光倒流，你还是一样，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他先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突然笑起来：“是啊！有什么好悔的呢？”

以前办公室有位女职员，长得很漂亮，但是命很不好。

“要是当年我爸爸不那么早死……”总听见她对同事说，“我也不会休学，不会那么小就去做事，不会碰上那个浑蛋，不会十九岁就拖个孩子，不会又被甩了，苦成这样。”

她很聪明，学得快，动作快，又有耐性。几个主管常私下讲：“她要不是高中都没毕业，真可以把她升上来。”

最近又遇到她跟几位老同事，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

结账的时候，我把账单抢过来。她在桌子另一头笑道：“连税二十三块，对不对？”

我吓一跳，说：“你真厉害！”

“我很聪明的。”她歪着头，“你不是早知道吗？”

“是啊！”我感慨地说，“你当年要不是父亲死得早，说不定今天当教授了。”

她没答话。别的同事却接过话：

“她现在不谈以前了。”

“对！”她用咬着牙的表情说，“我儿子刚考上布朗士科学高中，你知道吗，有了他，我很满足。”想了想，又加一句，“如果重新来过，也不会有这个儿子，不是吗？”

看电视《真情指数》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访问名作家柏杨。

“我只因为一行字，被关了九年零二十六天。”柏杨回忆过去那段被迫害的日子，沉沉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失去了生命、健康和人格权……”

“如果把那十年牢放在你面前，你是不是就不写了？”蔡康永问。

柏杨一笑：“不写不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个性造成的悲剧。”

前年暑假，搁下台北忙碌的工作，飞到安克拉治，与由纽约飞去的太太、儿子和女儿碰面，再一起游阿拉斯加。

不知是否在桃园机场吃坏了，从上飞机就开始胃痛，而且一路痛下去。

饭后特别厉害，天气愈冷愈糟，仿佛有把尖刀在胃里绞，怎么吃药都不管用。

夜里，躺下来就更痛了。痛得浑身冒冷汗，湿透了睡衣和床单。但我忍着，不吭气，听一双儿女的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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