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都有优点，也都会犯错；

都有过坚持，也都曾有过许多次放弃。

年少时，你经历了许多人事，

可能浑然不觉其中的意义。

过了多年，再回头看时，

你曾经爱过的、恨过的、喜欢的、厌恶的，

都会成为一段段珍贵的回忆，

其中有懊悔、有庆幸、有宽恕，也会有感激。

好老师与坏老师

我可以怨他让我英文重修，

怨他教的有错，

怨他毫无创意，怨他死死板板。

但是……

最近有两个《师大校友月刊》的女生来访问我。

“您是不是能举几位您在师大念书时，对您影响最深的老师？”其中一个女生，才坐定就问。

“噢！太多了。像黄君璧、林玉山这些大师，当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他们倾囊以授，就没有今天的我。”

“那么您能不能谈谈在您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呢？”另一个女生问。

“那也太多了。”我歪着头想想，“就从大一说起吧！”灵光一闪，想到我“大一英文”的女老师。

“她上课全用英文，一句华语也不说，教得好快好快，让我如听天书。那时候，我参加了好几个社团，美术系的课又多，一星期有四十多堂，加上那几堂‘天书’，实在痛苦得要死。于是有一天，我去对英文老师说：‘教授啊！我很忙，真是没时间上英文，您能不能让我不要上？’教授愣了一下，说：‘可以啊！你以后就不用来了。’我赶紧说：‘可是您每次都点名，我不到，就成了旷课。’教授又愣了一下，接着笑道：‘那么以后我都不点你。’”讲到这儿，我问两个面前的女生，“你们说棒不棒？虽然后来我被‘死当’，但是你们知道这影响了我一生吗？”看她们不懂，我就为她们解释：

“结果我不上英文，时间比同年级的同学多得多，就专心搞社团，而且因为表现不错，升大二的那年暑假被学校派出去参加社团负责人研习会，大二就做了写作协会师大分会的负责人。我后来走上写作的路，甚至参加校外的话剧公演，并且在社团活动里认识我的女朋友，使她成为我太太，都是因为那位教授的开明。”看看她们，我问，“你们想想，如果当时她一冒火，说我非到不可，否则算我旷课，我能有今天吗？相反，我大四重修英文，隔一年进入电视台，正好把还算‘新鲜’的英文用在采访上，不是棒极了吗？”

我又想到一位美术系的老师：

“当时有一位老教授，曾经当过系主任，教我们透视学，我觉得他也很伟大，即使他有些地方教错了，也还是伟大。”

两个女生瞪大了眼睛：“为什么？”

“因为他开明。”我笑笑，“我高中休学的时候，曾经自修透视学。所以老教授讲的我早都懂了，有时候还大胆地纠正他。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为了‘一点透视’及‘多点透视’争论起来，我那时候真不懂事，居然说：‘老师，不信我们拿尺到走廊里去量！’于是在一群同学的围观下，两个人在走廊里量来量去。记得那天下课之后，好几个同学走过我身边都戳我一下，说：‘小心你被宰。’”

“您被宰了吗？”

“没有！那位老教授不但没宰我，还常夸赞我，说看我走路，真有力量，好像要把生命力‘种’到地板里，还说他就爱看我走路的样子，很像他年轻的时候。”我笑笑，“信不信，学期结束，我的透视学分数大概是全班最高的？”

看两个女生检查她们放在桌上的录音机，我又想起另一位教色彩学的老师。

“‘我就像是录音机。’那老师一上课就说，‘我没什么创意，我只是把我在日本留学时学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来。现在写在黑板上，你们看到了吗？看懂了吗？好！现在这些学问都是你们的了，你们跟我一样了。’”我很郑重地对她们说，“我觉得这老师很伟大，他很坦白，一点不端架子，他那几句话影响我一生，我后来常想：可不是嘛，知识是最容易得到，也最不容易被人抢去的。今天你看到、听到、懂了，今天那知识就成了你的。在‘那一点’上，你就跟老师没什么差异了。这是多么平等、多么能鼓舞学生的观念啊！”

说到这儿，我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的一幅花鸟画前说：

“你们知道吗，对我画工笔勾勒花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并不是位很好的画家。”

两个女生又睁大了眼睛。

“因为他画得很死板，他画的鸟都像死的，而且都能在系里的标本柜里找到。那时候同学一接到他发下的画稿，就跑去标本柜比，没多久就比到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声叫同学过去看‘死鸟’！”

“那他怎么会对您有很大的影响呢？”

“因为他教的方法都很对，他按部就班地从‘白描’教到‘重彩’，就好比小学老师，教你写字；你会写字、会造句，后来能用那些字写成好文章，文章可能比老师的好得多，但你能不感谢老师教你写字吗？如果你不会写字，又怎么可能写出好文章呢？所以今天每当我画勾勒花鸟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位教授，感谢他把最好的方法都教给了我，让我能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发挥。”

一个多小时之后，两个女生离开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想，想那几位老师，想自己的学生时代。

哪一位老师不是好老师呢？只要你往正面想，每个老师都是伟大的。他们可能不认真、迟到早退偷懒，但是你可以想“太好了，他给我多一些自由的时间”。他们也可能很专断，但是你可以想“严师出高徒”啊！

就好比我说的那几位教授，我可以怨他让我英文重修，怨他教的有错，怨他毫无创意，怨他死死板板。

但是，当我换个角度想，却不能不说：“没有他们给我机会、给我空间、给我宽容，且教导我正确的画法，我就没有今天。”

现在我把这些写出来，希望总是怨老师不好的学生能想想——

会不会你的老师也不错，只是你没换个角度想，所以没发现呢？

爱恨一念间

只要换个角度想想，

把欺侮你的人，换成你自己，

那怨恨就可能立刻成为同情，

那同情还可能化为爱的行动。

在大楼门口，看见几位邻居太太。其中一个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指东指西，正激动地说事情，就好奇地听她受了什么委屈。

“我今天真倒霉。”她看到我，转身过来，“我去买菜，看见有个坐轮椅的女人，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手里捧个盒子，好像在卖东西；没人理她们，只怪我，好奇，过去瞧瞧。原来是卖铅笔橡皮的，东西不怎么样，又不便宜，我就走了。”她瞪我一眼，“你知道吗，那小女孩居然就认定我了，一路跟着我，一直问：‘你为什么不买嘛？你为什么不买嘛？’我先还好好对她说，因为阿姨不需要；可是你信不信，这小丫头不听，态度还愈来愈坏，先拉我衣服，又拉我菜篮子，大声喊：‘你为什么不跟我妈妈买东西？’我火了，对她说买不买是我的事，再不讲理我就叫警察了，那小鬼才放手。”

“那你还气什么呢？”我问。

“我觉得丧气啊！一大早，好好的情绪，被这么个小鬼搞坏了，到现在还气，没想到才四五岁就这么不讲理，将来长大了，还能不变强盗？”她铁青着脸说。

我笑笑，摇摇头：“真可怜！”

“我可怜，是吧？”那太太对我撇撇嘴。

“不！是那个小女孩。”我说，“你想想，今天如果换成坐轮椅的是你，你的女儿跟在旁边，发现残障的妈妈求大家买她的东西，都没人理，好不容易有个阿姨过来看看，心里升起一点希望，这阿姨却又转头走了。你的女儿，如果才是个四五岁的小丫头，会不会很伤心、好着急？再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小孩，会不会也急得过去拉人家，问人家为什么不买？家里穷啊！妈妈有病啊！小小的心灵，因为无助而焦急，急得不讲理了，那不是可怜是什么？”

她仰着头听，脸色逐渐缓和，缩缩脖子，又挥挥手，进电梯了。

隔了才一个小时，我出去买东西回来，在大楼门口又遇见她。

“我刚才又去了一趟菜场。”她举起手里的袋子，还打开来给我看，“瞧！我跟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买了一堆铅笔橡皮，送你一支。”她拿出一支铅笔，“爱心铅笔！”脸上笑得如同个小太阳，与一个小时前判若两人。

一念之差，可以有多大的不同啊！

令你气死、认为倒霉的事，只要换个角度想想，把欺侮你的人，换成你自己，那怨恨就可能立刻成为同情，那同情还可能化为爱的行动。

我相信那一天，她比谁都快乐。

九根手指

当一个人犯了错，

你处罚他，他反而不在乎了，

觉得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两不相欠”。

反倒是那“该罚未罚”的宽宥，

会结出善良的果实。

我初中读夜校，大概因为晚间上课，不少老师都是兼职，常因事请假，所以总有代课老师。

有位代课老师，只教一堂就不见了，却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那一天，他西装笔挺、满头大汗地冲进教室，显然是才下班就赶来代课。

我不记得他教得如何，只知道同学们认为他是代课的，都很不认真，有个同学在下面偷看漫画书，被老师发现，把书没收了。

但是另一个顽皮的同学，下课后悄悄跟着那老师到办公室，再趁老师不注意，把漫画书偷了回来，物归原主，获得全班英雄式的欢呼。

就在这时候，那老师走进来。

教室的空气突然凝固了，大家原先以为他只代一堂课，不会回来，这下子非有人倒霉不可。

那偷书的同学更吓得脸色惨白，因为他已经被记了两次大过，这下偷老师东西，非勒令退学不可。

代课老师进来盯着大家，脸色通红，一句话也没说，看得出他在压制满腔的怒气。

突然，他举起两只手，沉声问，“几根手指？”

“十根！”同学们答。

“不！”代课老师重重地说，“九根！”

没有人懂，也没人敢吭气。

“应该是九根！”代课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曾经做小偷，一次次被抓，都因为没成年，被放了。最后一次，警察实在气了，要切掉我一截小指头，一方面给我惩罚，一方面使别人以后看到我少一截指头，能防着我。就在我哭着喊着的时候，那被偷的人突然改口说他记错了，应该是他自己不小心把东西掉在路上被我捡到。警察显然不信，但是又装作相信，把我放了。”说到这儿，他重重叹了口气，看着自己伸出的十指说，“所以我本来应该只有九根手指，是被我偷的那个人放了我。我后来常想，如果我当时被切了一截手指，我可能自暴自弃，成为江洋大盗。但是他们原谅了我，明明可以罚我，却宽恕了我。我既羞愧又感激，痛改前非、加倍努力，而今成为一个公司的主管。”

说完，他一转身，走了出去。

看台北的《中国时报》，杨素静老师写的《忏悔娃娃》。

她在教美劳的时候，有个学生拿来作品，一看就不是学生自己做的。

她正要发作，但是突然想到自己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回班上规定做布娃娃，大家统一购买材料，她想做得更好，自己跑去艺品店找。

材料没找到，却看上一个戴着宽边帽还牵着小狗的大眼睛布娃娃。她爱不释手，居然买回那个做好的娃娃，而且硬着头皮当成自己的作业交给老师。

老师显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是“大智若愚”，没拆穿。这却成为一个羞愧的记忆，留在杨素静的心底。

于是她也原谅了那个学生。

无独有偶，才读完杨老师的文章，就看到一则电视新闻：

某初中毕业班的老师，因为一个女生上课打手机，把手机没收。

几个跟那女生要好的男生过去为女生说情，愈说愈急，居然动手抢，甚至打了老师。

老师受伤了，但是没立刻发作，他忍着，直到第二天毕业典礼，那几个打他的男生拿到毕业证书，才把事情说出来。

原先认为因此不能毕业而忐忑不安的学生，终于痛哭流涕地向老师忏悔。

接到受刑人游嘉宏写的，厚厚一本，字体工整得像刻的一般。原来那是本传记，写他生在黑道家庭，在黑道中挣扎的往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回忆少年时犯罪，被裁付保护管束的一段。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极生动，我将原文照录——

“刑法”规定，“裁付保护管束”的少年，固定每月向“法院”特定的观护人签名报到接受询问，岂知第一次找观护人报到时，我就和“她”发生口角争执。

她，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姐，一见面劈头就骂：“你年纪轻轻不学好，将来要当社会的败类吗？”

初时我吓了一跳，但为了面子，我一脸不屑地反驳说：“我当社会败类又关你什么事？”

她听完很生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严厉地说：“我有权力撤销你的‘保护管束’，你不知道吗？”

我心里想：当然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又不是白痴！却还是死鸭子嘴硬地顶说：“那你把我抓去关啊！”

硬着头皮说出这句话时，我着实紧张得捏了一把冷汗！看着“法院观护室”里所有大大小小错愕的眼神正对我们行注目礼的尴尬场面，她皱皱眉又坐回椅子上，然后语气和缓地对我说：“如果你被关进牢里，这辈子就完蛋了，你明白吗？”

听她语气缓和下来，我红着眼眶委屈地回答：“谁叫你刚刚对我那么凶！”

她听完忽然沉默，也许是我的眼神泄露了我的脆弱和心事，她开始以温柔的语气告诉我：“以后记得每个月来找我报到，我有权力知道你的生活作息……”话说到这儿，忽然压低声音对我说，“刚刚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当我迷惑不解正要走出观护室咖啡色的双扇门时，身后又传来她再次的叮咛：“记得来找我报到！”我转过头回她一句：“知道啦，你比我爸还啰唆……”就笑着飞奔而去。

我常想，是什么样的因缘，让这两个原本毫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相聚且相互关怀？在我当时的观念逻辑中，这就像“天方夜谭”般荒谬且离奇！难道，这又是老天爷开的一个玩笑？只是，从这个玩笑当中，又有谁能够体会出每个孩子，其实都有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呢……

游嘉宏在那之后虽然还是无法离开黑道，甚至成为枪击要犯，但是而今痛改前非，以初中都没毕业的程度，居然写出六本散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