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清韵絮语(10)

作者: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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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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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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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358字

这一位包德明校友还是一位十分信守诺言的人。我在台北,由于气候条件与大陆相差悬殊,加上以望九之年长途跋涉,患了感冒,发烧接近四十度。感冒本来是小病,可是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样高烧就非同小可了。于是台北的朋友就着实关心起来,其中以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林光美女士最为积极。她通知了杨西崑先生,西崑先生立即想派他的私人医生来给我看病。光美又陪我到台大校医院去请内科主任为我检查治疗,风声也传到了包德明校友耳中。在宴会上她告诉我,她有祖传的治哮喘的灵丹妙药,答应当能送到我下榻的富都大饭店。我在下意识里暗自思忖:散会时已经到了晚上10点,送药不过是一句安慰我的客套话而已。焉知我回到旅馆,到了深夜,包女士的妙药竟真的送到了。我虽然已经睡下,但衷心感谢与敬佩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包女士还答应我,我回大陆后,她将把药方寄给我。我回到燕园以后不久,包女士的信立即飞来。到了此时,我真是动了感情。我已至垂暮之年,平生经历了几个时代,自认为已经能“悲欢离合总无情”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台北的朋友们,其中当然有包德明和林光美,一下子就用她们的行动证明了,我并没有达到“总无情”的境界。“血浓于水”这几个字让我不得不丢掉我那个幻觉,承认了,即使自己到了茶寿之年,我仍然是充满了感情的。对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对友谊,对人间一切美好的事情,我仍然是非动真感情不行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我第二次从台湾朋友嘴里听到“血浓于水”这四个字,是在另一次宴会上。因为宴会过多,我现在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是在哪一次宴会上,谁是主人也完全忘了。但是,参加宴会的台湾朋友的身影,却历历如在目前。这一次宴会气氛之热烈决不亚于北大校友举办的那一次。大家也是兴高采烈,频频举杯互祝健康长寿。正在大家的激情达到顶峰的时刻,一位年过六旬的长者站了起来,举杯祝酒,顺便讲了一席话,内容同包德明校友的话差不多,他也自然而然地使用了“血浓于水”这个现成的词儿。他没有掉眼泪;但是,声音低沉,显然他也是动了真情。同席的人,除了大陆去的几位学者以外,都是与上一次宴会不同的朋友。然而,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一“点”就是“血浓于水”。


我们在台北虽然只住了十天,但是到过的地方却是相当多的,除了某公纪念馆我们不感兴趣没有到以外,一般外来人总要参观的地方,我们几乎都到了。我们参观了法鼓山;我们游览了故宫博物院,顺便看了附近的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我们到过中央研究院,访问了台湾大学;有名的中央图书馆就是我们开会的地方,当然在参观之列;离开台北的前夕,友人在著名的圆山大酒店设宴饯行,我们有机会观赏了晶莹如天空繁星的圆山的灯光。我们大大地饱了眼福。


但是,我们决不是见物不见人,我们广泛地接触了主要是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比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台湾大学的教授,还有政界的高层人物,比如“总统府”资政,以及经济界的后起之秀等等。普通老百姓,我们当然也见了不少,比如富都大饭店的服务人员等等。他们无一不亲切和蔼,彬彬有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对比之下,也使我不可遏止地喟然兴叹。


以后我们所到之处和所见之人,的确没有再听到“血浓于水”这样一句话。我在离开大陆前给自己定下了约法一章:到台湾去是寻求亲谊,寻求理解的,绝口不谈政治。两岸统一的问题,当然是政治问题。尽管我心里多么赞成,但是,即使对方有人谈,我也不主动去谈。对方谈得投机,我表示赞同,但也不再进一步作什么对比,追究原因。一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总之,我在台北参观过很多地方,会见过很多人。听到说“血浓于水”这句话,虽然只有两次。但是,从我和众多的人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到,代表这四个字的感情却埋藏在几乎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一次,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有人说,那里是台独的窝子,小心他们会加害于你。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是庄是谐。但是,我到了那里受到了很亲切友好的接待。我对台北的情况是陌生的,不敢下什么断语,写在这里,聊资谈助而已。


长篇《三国演义》一开头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虽然是家言,然而却道出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真理,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专就台湾而论,我在上面说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最初荷寇侵略,被赶得夹着尾巴逃跑了。接着是日寇占领了将近半个世纪,最后也难逃被赶跑的命运。后来由于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持,成了现在这样分割的局面。我们的“分”可谓久矣。下一步当然是“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无人能抗御的。如果真有人阻止我们“合”,那只有赠他们两句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法鼓山


出台北市,驱车东行数十里。马路左右两边的情况大体上可以说是:左边是参差起伏的、高低不等的山峦,右边是平畴,有时有高楼耸立,有时是田畦。不管左边,还是右边,都是绿树蓊郁,冬夏常青。台北的气候可能与昆明相似:“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什么时候都有杂花生树,碧草如茵。我们仿佛置身于绿色的宇宙中。


快到海边时,车突然停在一处山峦下,这里就是法鼓山。


这里原来不叫法鼓山,这名字是台湾极为受人尊敬的高僧圣严法师给起的。在汉译佛典中常有“吹大法螺,击大法鼓”这样的句子,意思是螺声高昂,鼓声深沉,使佛法响彻大千世界,使众生脱离苦海,登上净土。圣严法师购得了这一座山,准备在这里创建一所法鼓大学,不是为了培养僧侣,而是为了培养社会建设所需的人才。校长是原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曾济群教授,一位干练通达、和蔼可亲的中年学者。在法鼓山上,同时并创建一所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邃于佛学研究的李志夫教授。圣严法师筹资六十亿台币,兴建两个机构的楼堂馆阁,现在已经开工。再过几年,行将是在一片荒山中,佛刹梵宇,学馆黉宫,拔地而起,隔断天日,为祖国教育增辉,为佛学研究添彩。我不禁乐从中来,一失神儿,眼前一片海市蜃楼,缥渺天际,琳宫摩天,宝树匝地,祥云缭绕,星月增辉,我乐得毛发直竖,真不知是置身何地了。


圣严法师和我,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若干年前,他来访大陆,在颐和园听鹂馆识素斋,宴请北京学术界,特别是佛学界的学者们。到的人相当多,可见圣严法师在北京的朋友是相当不少的。颐和园晚上是不开放的,此时偌大一个皇家园林一片黢黑,阒静无声。独有听鹂馆灯火辉煌,上冲霄汉。学者促膝对坐,叙旧论学,其乐融融。从圣严法师的弟子口中得知,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学富五车,娴熟佛典,是一位在台湾德艺并隆、广有徒众的高僧大德。他的弟子大多数也都获得了最高学位,都是满腹经纶的。他们师徒就像当年摩揭陀国的释迦牟尼如来佛和大弟子阿难、迦叶一样传道授业,亲密无间。这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钦敬和仰慕。


其后不久,李志夫教授受圣严法师的委托,在台湾出版了我的一本论文集《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这是我在台湾出版的第二本著作,第一本是林聪明教授为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吐火罗文研究导论》。在这之前,听说台湾某出版社曾出版我翻译的《五卷书》等,把我的名字略加改变,仿佛清政府把“孙文”改为“孙汶”那样,以示我是“异类”。这且不去管他,反正李志夫和林聪明两位教授出版了,而且是堂堂正正地出版了我的著作,使我能够同台湾学者结下文字因缘。


去年,圣严法师又率团来大陆访问,旧雨重逢,倍增欢悦。我又结识了曾济群校长和圣严法师的高足惠敏法师,旧雨加上今雨,使我的欢悦又增加了一倍。我们在天食素菜馆设宴,为法师一行洗尘。回忆起数年前的听鹂夜宴,先后真可以媲美。尘世碌碌,欢愉之事不多,像这样的聚会,真正能让我毕生难忘了。


可谁又能想到,今天我竟然来到了台北,而且登上了法鼓山。在这里,我们不但会见了圣严法师,还会见了老友曾济群校长、李志夫教授和惠敏法师。此地背山面海,山虽不高,而阜峦竞秀,隐含着一派灵气。大学和研究所的建筑正在兴建中,工地上难免车马喧阗,人声嘈杂。然而在看来像是临时修建作为办公用的房屋中,却是威仪俨然,静寂少声。成群的来宾,许多年轻的僧尼和义工走路说话都是轻声细语,忙而不乱。在一座大厅中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仪式,圣严法师讲了话。我向他敬献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书写的条幅和拙著《季羡林文集》。献完了书以后,完全出我意料,圣严法师低声问我:“《糖史》在里面吗?”《糖史》,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蔗糖在中国和世界上传布的历史的,在这个题目上,我用了多年的精力和时间,它虽与印度和佛教有点关系,但主要是科技史。全书两巨册,共约八十万字。第一编是国内编,已经出版。第二编是国际编,没有单独出版,只收在《文集》中。不意圣严法师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由此可见他之博学,使我油然而起仰止之意。


午餐是素斋自助餐,饭菜清香可口,不像市面上的那一些素菜馆,用大量的油,仿佛想用油来支撑局面。一打听,这些素斋都是义工少女亲手烹调的。什么叫“义工”呢?我将在另一篇随笔里专门来谈这个问题,这里先从略。


午餐以后,我们又驱车返回台北市。一走进繁华的市区,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走神儿,上午在法鼓山看到的那一片海市蜃楼又在我眼前浮动起来:琳宫摩天,宝树匝地,祥云缭绕,星月增辉。


义工


“义工”这个词儿,是我来到台北后才听说的,其含义同大陆上的“志愿者”有点近似。说是“近似”,就是说不完全一样。“义工”的思想基础是某种深沉执著的信念或者信仰,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伦理道德的。大陆上的志愿者,当然也有其思想基础,但是不像台湾义工那样深沉,甚至神秘。


我在《法鼓山》那一篇随笔里提到,我是在法鼓山第一次听到“义工”这个词儿的。原来那一天我们在法鼓山逢到的那一些青年女孩子,除了着僧装的青年尼姑外,其余着便装的都是义工。她们多数来自名门大家,在家中有成群的丫环和保姆伺候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地地道道的大小姐,掌上明珠。但是,她们却为某一种信念所驱使,上了法鼓山,充当义工。为了做好素斋,她们拼命学习。这都是些极为聪明的女孩子,一点就透。因此,她们烹制出来的素斋就不同凡响,与众不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以后,我的心为之一震。我原来以为这些着装朴素、态度和蔼、轻声细语、温文尔雅的女孩子,不外是临时工、计时工一流的人物,现在才悟到,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正像俗话所说的:从窗户眼里向外看人,把人看扁了。我的心灵似乎又得到了一次洗涤。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哪里知道,原来天天陪我们的两位聪明灵秀的年轻的女孩子就是义工。一个叫李美宽,一个叫陈修平。她们俩是我们的领队,天天率领我们准时上车,准时到会场,准时就餐,又准时把我们送回旅馆。坐在汽车上,她们又成了导游,向我们解释大马路上一切值得注意的建筑和事情,口齿伶俐得如悬河泻水,滔滔不绝,决不会让我们感到一点疲倦。她们简直成了我们的影子,只要需要,她们就在我们身边。她们的热情和周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原来以为,她们是大会从某一个旅行社请来的临时工,从大会每天领取报酬,大会一结束,就仍然回到原单位去工作。只是在几天之后,我才偶然得知:她们都是义工。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在法鼓大学召开大会期间,前来担任义工,从凌晨到深夜,马不停蹄,像走马灯似的忙得团团转,本单位所缺的工作时间,将来在星期日或者假日里一一补足。她们不从大会拿一分钱。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是非常能感人吗?


我没有机会同她俩细谈她们的情况,她们的想法,她们何所为而来,以及她们究竟想得到些什么。即使有机会,由于我们的年龄相差过大,她们也未必就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于是,在我眼中,她们就成了一个谜,一个也许我永远也解不透的谜。


在大陆上,经济效益,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个人利益,是颇为受到重视的。我决不相信,在台湾就不是这样的。但是,表现在这些年轻的女义工身上的却是不重视个人利益。至少在当义工这一阶段上,她们真正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对于这两句话,我一向抱有保留态度。我觉得,一个人一生都能做到这一步,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某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在某一件事情上,暂时做到,是可能的。那些高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们,往往正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家伙。然而,在台北这些女义工身上,我却看到了这种境界。她们有什么追求呢?她们有什么向往呢?对我来说,她们就成了一个谜,一个也许我永远也解不透的谜。


这些谜样的青年女义工们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