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山坡的绿草地上，早已有人铺上了白布，旁边的桌子上摆满了食品，几辆挂着国旗的小轿车停在附近，看样子是哪一个国家的大使馆的车子。大人、小孩、男男女女，在草地上雺跶着，手里拿着望远镜，指指点点，大概是议论对面雪峰的名称。在我们眼前隔着那一条极为广阔的峡谷，对面群峰林立，从右到左，蜿蜒不知道有几百几千里，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崇山峻岭，灰色的云彩在上面飘动。简直分不清哪是云，哪是山。在这群山后面或者上面，是一座座白皑皑的万古雪峰，逶迤也不知道几百几千里，巍然耸立在那里。偶然一失神，这一座座的雪峰仿佛流动起来，像朵朵的白云飘动在灰蓝色的山峰上面。这些雪峰太高了，相距那么远，还要抬头去看。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多、这样高、这样白的雪峰。我知道这些雪峰下面蓝色的云团也并不是云彩，而是真正的山。仿佛比这蓝色云团再高的地方就不应该再有山峰了。可是那些飘浮在这些蓝色云团之上的白色的云彩，确确实实是真正的雪峰。这真可以算是宇宙奇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了。

按照地图，从右到左，一共排列着十三座有名有姓的雪峰，在世界上都广有名声。其中有不少还从来没有被凡人征服过。上面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人们可以幻想，大概只有神仙才能住在上面吧。过去的人确实这样幻想过。中国古代的昆仑山上不就住着神仙吗？印度古代的神话也说雪山顶上是神仙的世界。可是世界上哪里会有什么神仙呢？然而，如果说雪峰上面什么都没有，我的感情似乎又有点不甘心。那不太寂寞了吗？那样晶莹澄澈的广寒天宫只让白雪统治，不太有点煞风景了吗？我只好幻想，上面有琼楼玉宇、阆苑天宫，那里有仙人，有罗汉，有佛爷，有菩萨，有安拉，有大梵天，有上帝，有天老爷，不管哪一个教门的神灵们，统统都上去住吧！他们乘鸾驾凤，骑上猛狮、白象，遨游太虚吧！

别人看了雪山想些什么，我说不出。我自己却是浮想联翩，神驰六合。自己制造幻影，自己相信，而且乐在其中，我真有流连忘返之意了。当我们走上归途时，不管汽车走到什么地方，向右面的茫茫天际看去，总会看到亮晶晶的雪山群峰直插昊天。这白色的群峰好像是追着我们的车子直跑，一直把我们送进加德满都城。

游巴德冈故宫和哈奴曼多卡宫

出加德满都，汽车行驶约三十公里，来到了巴德冈故宫广场。

当年尼泊尔河谷曾经分为三国，这里是一国的首都。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在这样一条窄狭的河谷里竟然能容下三个国家。他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打起仗来，怎样能摆开阵势呢？想到中国的三国，相距千里，中阻长江大河，崇山峻岭，一旦交兵，或则舳舻蔽江，投鞭断流，或则火烧连营七百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又是一种多么大的气势呢？

这故宫广场不算太大，也不方方正正。这里有一所国家艺术画廊，是一所古老的建筑。外面墙上窗子上有非常精美的木雕。木雕是尼泊尔人民民间艺术的精华，颇能表现出尼泊尔民间艺人的艺术水平。木雕的内容大概不外是神话故事、佛像和印度教的神像，以及天然景物，树木花卉，鸟兽虫鱼之类，看上去姿态生动逼真，细致而又繁复。

在广场周围有许多尼泊尔著名的宫殿和庙宇，有金门，有五十五扇精雕细琢的窗子，还有尼亚塔波拉庙，即所谓五层塔，是闻名遐迩的古代建筑，也是尼泊尔的最高的寺庙建筑。另外还有一座独木庙，叫做被达塔特拉亚庙，据说是用一棵无比巨大的大树建成的，迄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这些古代庙宇对我这个初来尼泊尔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新奇的、可爱的；但是，说也奇怪，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里的人民。因为警卫森严，其他参观游览者都被阻在一条警卫线以外，那里万头攒动，伸长了脖子，看我们这一群“洋鬼子”。在那些人里面，我看到了几个碧眼黄发的真正的“洋鬼子”，高高耸立在尼泊尔人群之上，手执照相机，拼命在那里抢几个十分难得的镜头。

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却是一个约摸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尼泊尔的警察规定，住在街道两边的住户决不允许跨出门限。这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就站在门限以内，双手合十，装出十分严肃的样子，瞅着我们。我一转瞬瞥见了这个小男孩，觉得十分有趣，也连忙双手合十，对他说了一声namaseπ(向你致敬！)，小孩腼腆一笑，竟然也说了一声namase。这是一件只发生在几秒钟以内的小事，然而却将使我终身不忘。这个小男孩人小作用大，他对中国人民由衷的感情，真使我万分感动。

过了一天，我们又去参观哈奴曼多卡宫，这也是一座古老的王宫，正处在加德满都闹市中心，周围是最繁华的商业街道和巴扎尔。这一座王宫最早建于13世纪以前的李查维王朝。15世纪末马拉王朝分裂，这一座王宫就成了历代马拉国王的正式宫殿。后来，普里特维·纳拉扬攻陷加德满都，统一了尼泊尔，此宫又成为沙阿王朝的王宫，直至19世纪70年代王室迁出为止。

“哈奴曼多卡”的意思是“哈奴曼门”。哈奴曼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的名字。今天，这个神猴的像还矗立在王宫门前，颈挂花环，口涂红水，座前香烟缭绕，看来仍然受到尼泊尔人民的膜拜。

宫内房屋极多，千门万户，宛如蜂房。我们走进去，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一样。历代国王的画像，还有他们的寝宫，一个接一个，令人目不暇接。但是我感兴趣的却是一座极高大的似楼又似塔的建筑，檐边挂着红绸子，在风中飘动，同在我国西藏所见到的情景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见两国文化宗教关系之密切。事实上，两国过去有长期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尼泊尔工程师到中国来建筑宫殿，连我们日常吃的菠菜也是从尼泊尔移植过来的。一提到这些事情，尼泊尔朋友就发生极大的兴趣，两国人民的心好像更挨近了。

在这座寥落的故宫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的还有成群的鸽子。也不知道它们原来栖息在什么地方，忽然倾巢而出，在巍峨崇高楼台殿阁之间，盘旋飞翔，翅影弥天。因为今天这里戒严，参观群众都被阻在宫门以外，宽敞的庭院里，除了我们这一伙人外，空无一人，鸽子的叫声和翅影给这种寂静带来了生气，带来了诗意。我看了风中飘动的红绸，听了鸽子的叫声，身处寥落古王宫之中，仿佛进入了某一种幻境，飘飘然遗世而独立了。

仍然像在巴德冈故宫一样，一走出王宫的大门，群众被拦在警戒线以外，除了形形色色的尼泊尔老百姓以外，还有不少碧眼黄发的欧美人士，站在人群里，因为个子高，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个个手执照相机，高高地举了起来，想抢一个难得的镜头。大家都面含笑意，我们对着他们微笑，他们也以微笑相报。无法谈话，无从握手；但是感情仿佛能得到交流。连这一座古老的宫殿都仿佛变得年轻了，到处洋溢着勃勃的生气，友谊弥漫太空。

此情此景，我将毕生难忘。

在特里普文大学

从北京出发前，我们代表团的秘书长许孔让同志让我准备一篇学术报告，在尼泊尔讲一讲。我当即答应了下来。但是心中却没有底：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讲呢？对什么人讲呢？这一切都不清楚。好在我拟的题目是“中国的南亚研究中国史籍中的尼泊尔史料”。这样一个题目在什么地方都是恰当的，都会受到欢迎的，我想。

到了尼泊尔以后才知道，是尼泊尔唯一的一所大学特里普文大学准备请我讲的。几经磋商，终于把时间定了下来。尼泊尔的工作时间非常有趣：每天早晨10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实际上大约到了上午11点才真正开始工作。尼泊尔朋友告诉我，本地人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世界上最惬意的事情是“拿美国工资，吃中国饭，做尼泊尔工作”。这种情况大概是由当地气候决定的，决不能说尼泊尔人民懒。我在尼泊尔皇家植物园看到背柴禾的妇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泊尔人民是勤劳的人民。话说回来，我到大学作报告的时间确定为正午11时半开始。若在中国，到了上午11时半我几乎已经完成了我整天的工作量。但在尼泊尔，我的工作才开始，心里难免觉得有点不习惯。然而中国俗话说“入境随俗”，又说“客随主便”，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在外国大学里作报告，我是颇有一点经验的。别的国家不说，只在印度一国，我就曾在三所大学里作过报告：一次在德里大学，一次在尼赫鲁大学，一次在海德拉巴邦的奥斯玛尼亚大学。这三次都有点“突然袭击”的味道，都是仓促上阵的。前两个大学的情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绘过，这里不再重复了。在奥斯玛尼亚大学作报告，是由我们代表团团长临时指派的，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客中又没有图书资料，只有硬着头皮到大学去。到了以后，我大吃一惊，大学的副校长(在印度实际上就是校长)和几位教授都亲自出来招待我。他们把我让到大礼堂里去，里面黑压压地坐满了教授和学生。副校长致欢迎词，讲了一些客套话以后，口气一转，说是要请我讲一讲中国教育和劳动问题。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作报告的题目。我第二次大吃一惊：我脑海里空空如也，这样大而重要的题目，张开嘴巴就讲，能会不出漏子吗？我在十分之一秒内连忙灵机一动，在讲完了照例的客套话以后，接着说道：“讲这样一个大题目我不是很恰当的人选。我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我给大家讲一点中印文化关系吧！我相信大家会有兴趣的，因为大家最关心中印人民的友谊。”没想到这样几句话竟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我知道，我已经过了关，那一颗悬得老高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开口讲了起来。

现在来到了特里普文大学，题目是事前准备好的，所以心情坦然，不那么紧张。但是也有让我吃惊或者失望的地方。我原以为，在这里同在印度那几个大学里一样，全院动员，甚至全校动员，来听我的报告。可是在这里没有那样节日的气氛，只是在一间大屋子里挤坐着一两百人。在我灵魂深处，我确实觉得有点不满足。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只好听从主人的安排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点潜台词：尼泊尔学术水平不高。我前几年读过一本尼泊尔学者写的《尼泊尔史》，觉得水平很一般。于是我就以偏概全，留下了那么一个印象。我今天来到了尼泊尔的最高学府，眼前虽然坐满了学者、教授、博士等等，可是那个印象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头脑中。这是否影响了我讲话的口气呢？我自己认为没有。但是，诚于中，形于外，也未必真正没有。我既然已经张开嘴巴讲了起来，也就顾不得那样多了。

可是，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轮到大家提问题的时候，我却又真的吃了一惊。提问者显然对我的报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几乎都强调，没有中国的史籍，研究尼泊尔史会感到有很多困难。他们根据我的报告提了不少有关中尼历史关系的问题。可以看出来，他们确实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他们是行家里手，决非不学无术之辈。我心里直打鼓，但同时又非常高兴。讨论进行得认真而又活泼。我们相互承诺，以后要加强联系。两国大学之间的交往算是开始了。我们应当交换学者，交换图书资料。我看到，尼泊尔朋友脸上个个都有笑容。第二天一大早，特里普文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威迪耶(vaidya)教授和特里拉特那(rirana)教授到宾馆来看我，带给我他们自己的著作。我随便翻看了一下，觉得这些都是认真严肃的著作，心里油然起敬慕之感。我们又重申加强联系，然后分手告别。我目送两位尼泊尔教授下楼的身影，感到自己同尼泊尔学者之间的隔膜一扫而光，我们的感情接近起来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万事开头难。”现在我们总算是开了个头，以后就不难了。古时候从中国到尼泊尔来要经历千山万水。现在从北京飞到加德满都，只需要四个小时。地球大大地变小了。我们两国学者来往实在非常方便。珠穆朗玛峰横亘两国之间，再也不是交通的拦路虎，而是两国永恒友谊的象征。我瞻望前途，不禁手舞足蹈了。

到达印度

我曾向往过印度。我想象中的印度，当然不会同一般迷信佛爷菩萨的老太太们想象的西天佛地一样；但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印度在我的想象里也只是一堆灰白色的影子，很空洞，很模糊。我只想象到：一片热带的炎阳下，一带椰子林，林子里有黑皮肤、鼻子上穿了洞装上宝石的妇女们在来往游动。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印度。

当我们从缅甸仰光坐飞机快到加尔各答的时候，这一堆灰白色的影子又在我脑袋里活动起来。我从飞机的小窗洞里面向下看，看到地面上小方格似的田地，白练似的河流，像一棵棵小草似的椰子树，我首先问自己：下面的印度是不是同我想象中的完全一样呢？但是，当飞机飞临达姆达姆机场上空的时候，我却吃了一大惊。机场上是密密麻麻的一堆人，人群上面飘扬着红色的旗子。这鲜红的颜色同我想象中的那一片灰白色太不协调了，太冲突了；它放射出了充沛的生命力，它是活生生的东西。在我就要踏上印度土地的一瞬间，我才知道，我对这个我一向向往的国度的想法，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幻想。

我终于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印度的土地。飞机场上挤满了人，大概总有两三千吧。站在最前列的是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飞来的印度政府的代表，西孟加拉邦政府的代表，加尔各答市政府的代表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稍远的地方，不知道是在木栅栏以内，还是在木栅栏以外，有许多人排队站在那里，里面有华侨，也有印度人民，他们手里高举着五星红旗和其他别的旗子。一阵热烈的握手之后，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上了四五个或者更多的浓香扑鼻、又重又大又长的花环，仿佛要把我们整个的脸都埋在花堆里似的。但是手还并没有握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手伸向我们。我们就戴了这样沉重的花环，努力挺起腰来，同四面八方向我们进袭的手打交道。

除了手以外，还有一种我们最初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也在向我们进袭，这就是照相机。大的，小的，拿在手里的，支在架上的，我们的眼光无论转到什么地方，总有那么一个黑色的怪物在对准我们，想把我们初到这个国土的影像摄下来。这些黑色的怪物仿佛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我们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

我们的团长被人潮拥上了候机室前的台阶，对新闻记者发表到达印度后的第一次谈话。他说，中印过去有几千年的传统友谊，现在新的时代要求我们的友谊有新的内容，我们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友谊才到印度来的。只要中印两大民族能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们就一定能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人堆里爆发出来了热烈的掌声，“中印友谊万岁”的呼声响彻整个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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